叶梦

我原先没打算解读徐晓鹤，是因为感觉难度很大。我与徐晓鹤在八十年代只有数面之缘。

他的小说与阿城的小说在八十年代末给过我强烈印象。所以，这么多年，我都记得徐晓鹤，与之见面的记忆也保留下来。后来他远渡重洋，以笔名赵无眠行走世界，著作颇丰，在历史学领域声名赫赫。但是，那个历史学家赵无眠对于我是陌生的，与我的记忆毫无干系，我只记得小说家徐晓鹤。徐晓鹤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有亲切感。

我无法忘记八十年代的徐晓鹤在小说上达到的高度，以及对于我们同辈人的影响。

最早见到徐晓鹤应该是在一九八三年召开的青年作家会议上，我作为益阳的青年作者参会，与一位常德女诗人同室，青年诗人徐晓鹤来我们房间探望诗友，得以匆匆一瞥。

不久我调到湖南日报副刊，与周实同事。周实与徐晓鹤交往较多，说起徐晓鹤的小说，我们都很佩服。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初春之夜，周实带徐晓鹤到我在湖南日报住的集体宿舍。记得天气有点冷，我们三人围着一个小小的电炉烤火聊天。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学实验，是对于先锋文学的理解与实践。当年，我们对于神圣的文学的追求与探索已经高于一切。说的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好像徐晓鹤说得不多，主要是周实在说。当年的徐晓鹤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仿佛内心有無限的创造力。他很专注地听人说话，眼睛清澈发亮，有一种虔诚的光芒。因为那一个眼神，我自以为找到了通往徐晓鹤心灵的一个窗口，作为我以后解读他的作品的一个依据。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徐晓鹤是一个内心深邃而敏感，同时又充满矛盾的人。

还有一次，大概是一九八七年的某天，中央工艺美院的肖惠祥先生回长沙，请了几位文学界的人吃饭，饭局就在五一路上的省委一所大堂。应邀参加的有残雪、徐晓鹤、我，还有一位是肖惠祥的学生小邓。那天晚餐后，我们几个沿着五一路往江边走，一直走到一桥桥头。一路上都是肖惠祥给我们介绍国外的当代艺术，走到桥头时，肖惠祥指着夜色下的江面，说起国外某个装置艺术，就是用布把某个大桥给包裹起来。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听到这样的外国当代艺术动态，很惊诧！也感觉很新鲜。徐晓鹤和我一样也是一声不吭，静静地听肖惠祥神侃。

大概是次日，我们又相聚在湖南日报我的宿舍，徐晓鹤给肖惠祥、残雪和我一人送了一本他的小说集《院长和他的疯子们》，还签名了。从头至尾，徐晓鹤并没有说小说与现场的人物有何关系。当年的徐晓鹤低调而且富有智慧。

那几天，肖惠祥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她翻开徐晓鹤的小说，读到其中篇目，兀自叫出声来：“哎吔，这是写的我呀！”我急急忙忙翻开一看，也笑了！好个徐晓鹤，真的沉得住气啊！给肖老师一个不小的惊喜！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肖惠祥在长沙湖南师范学院教书时，曾经是长沙民间艺术青年的偶像，估计徐晓鹤与肖惠祥之前并不曾谋面，于是把听来的关于肖惠祥的故事都写进小说了。可见肖惠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长沙对于艺术青年的影响不小。嘿嘿！肖老师蛮高兴的。

《院长和他的疯子们》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当年在湖南文学圈的影响很大。徐晓鹤小说一开始就直面人性，小说语言很独特，开掘人性的层面很深，给人警醒，也触痛了人们的感觉。以至于后来的中篇小说《达哥》（一九八六年发表于《收获》）很多习惯传统阅读的人受不了。记得有一位湖南批评家读了《达哥》，实在受不了，就撰文批评徐晓鹤。我认为批评是正常的文艺讨论，我与批评家意见相左，却无力反驳，因为观念不一样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正如吴冠中先生说：“笔墨等于零。”从字面上分析，很多人批评吴冠中。而我一直是吴冠中先生的拥趸，我一直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别人问我为什么？我的反批评很难用几句话来说服别人，我口才不行。我自以为是懂得吴冠中先生，和不懂的人说却有点“鸡同鸭讲”。

面对《达哥》也就是遭遇这样的困窘。在我看来，徐晓鹤的《达哥》，就是这样一篇打着痞子文学旗号，骨子里却是向往理性精神的光明之作。他敢于直面那些人性之灰暗面，需要勇气。然而我做不到，我有洁癖。现在重新读《达哥》还感觉有障碍。尽管这样，我依旧认为：徐晓鹤的意旨不在于宣泄小痞子的荒诞，专写人性之猥琐人性之恶。他是在撕开表象，展示血淋淋的人性现实。当年，这对于传统审美是一个大反叛。是先锋文学里值得纪念的篇什。作品过去三十年了，我还记得某些细节、氛围。比如修铁路的知青在野外屙屎的细节，写得热气腾腾；另外就是小说对于长沙方言的运用，很精到。人物刻画与叙事，犀利而尖刻，完全是个人自成一路。《达哥》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

一个人如果写过很多平庸的小说，不会被人记住，若他在样式、语言以及表达上有一定的高度，影响到一批人的观念，也推动了文学的进步，这样的人就会被人记住。

如何评价八十年代的徐晓鹤，我想借用画家李津的一句话：“我面儿上是荤的，里面却是素的。”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