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怀仁时代”，即从1669年到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二个阶段是“法国人的时代”，即从1688年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直至1722年康熙时代结束。

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1688年以前，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上还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而随着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大量科学新知和仪器传入中国，因此这一年也是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分水岭。

1685年，5位法国科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赏赐每人50两银子。

康熙的两次“科学秀”

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主要在4位法国科学家的指导下集中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讲授算术和代数，白晋、张诚则主要向康熙介绍几何学的内容。

他们为康熙传授知识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几何原本》《算法纂要总纲》。在几何学、算数之外，还有大量科学仪器传入宫廷，包括不同形制的纳皮尔算筹、绘图仪器等。康熙皇帝骑马时会戴一些可以随身佩戴的小仪器。

康熙勤奋好学，经过3年的储备，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于是开始把它们作为皇权统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底到1692年正月间，康熙连续两次在乾清门与一众大臣探讨科学，内容涉及历算、音律、“径一围三”圆周率以及测量河水流量等问题，并实地进行日影观测。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

然而到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在这一年的年底来到北京，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对多罗禁止祭祖祭孔表示强烈不满。

这场礼仪之争，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他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算学馆开馆之前先是广纳人才，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上百人，进行考试推荐后，录取了72位。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蒙养斋算学馆带有“自立”的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然而，它最终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

“被卷入”的科学难“自立”

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部分科学，是被动的、“被卷入”的科学。康熙对科学的需求主要出于统治和实用的目的，比如历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预测;而传教士愿意将怎样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又制约着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

康熙皇帝对科学的贡献要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统治的需要，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而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这对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中国与世界科学交流极为频繁、充滿机遇的时代，但康熙之后，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了“大分流”，中国科学没能走向近代化。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