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现今西南地区戏剧市场剧目而言，红色题材日渐式微。但是重庆市话剧院大型原创保留剧目《幸存者》，无论从戏剧成就还是社会反响来看，都是一部值得宣传的话剧。鉴于此，本文拟对话剧《幸存者》展演的人物塑造（剧情）、表现手法和舞美设计等方面进行全面评析。通过系统观察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幸存者》的成功得益于它的审美创新和精神传承。

关键词：红色题材戏剧 审美创新 精神传承 展演模式

在数字技术和跨界融合语境的植入下，话剧的题材和展演模式越来越新颖多变，红色题材作为相对较老的题材模式，日渐式微。基于红色戏剧的发展形势，国内众多专家一致认为“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内涵，无论时代如何进步，红色文化始终沉淀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文化自信的坚实支撑”。重庆市话剧院大型原创保留剧目《幸存者》取材于红岩英烈的事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讲述了女主角何芬几十年来不断追寻爱人穆之光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死亡真像的故事。该剧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曹禺剧本奖、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全国舞台美术学会奖等大奖。从观众的反响来看，《幸存者》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除了演员们的优秀素质外，还得益于它的审美创新和精神传承。

一、《幸存者》的审美创新

（一）不一样的人物塑造

大众对于“红色文化”普遍停留在狭义的认知上，历史的远去让年轻受众开始淡忘和无感，红色文化题材的创作作品普遍不被年轻受众接受。但是“红色文化的旗帜需要年轻人接着扛起来，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并不了解红色文化，这需要慢慢引导”。基以于此，以当代意识开掘红色题材的新意，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力，对每个红色题材作品来说刻不容缓。

在我们的印象中，革命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一般都是“三突出”“高大全”的。《幸存者》与以往革命题材文艺作品所不同的是，该剧的主角是一位情感丰富、性格矛盾的诗人，感情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以往同类型题材所塑造的大多是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烈士形象，但《幸存者》中的烈士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重庆市话剧团团长郝鹏寿介绍，一个诗人用他的智慧将党的秘密保护起来，这样的英雄形象塑造显得尤为特别。

该剧情节紧凑，对白生动，方言的加入增添了重庆本土的生活气息。故事的一开始是以“寻找真相”为目的，观众只能通过女主角的视角，一步步了解真相，了解穆之光，加强了观众与演员的共鸣，增加了可看性。该剧中的英雄穆之光是一个诗人（尤其喜欢写情诗），他可以用诗表达所有他想传达的情感，他也用诗化解了很多次的危机，同时他更喜欢给他的“妹妹”写诗，从之后在监狱旧址男牢5室的地板下发现的一堆信件里，我们发现他写了很多的诗给他的妹妹，但是也正是因为“妹妹”的存在，让他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充满了“生活气息”，正像他一直说的那样：

妹妹，我亲爱的唯一的知己呀，

唯精唯一，这是我永远对你抱下的决心。

为了你，为了我可爱的知己和我的人民，

我不惜任何的努力！

妹妹，不知道你在月明人静的时候，

是否理想过、祈祷过我们的未来？

到相逢的那一天我们紧紧偎依，

呼唤千声万声的亲爱……

不要迟滞地等待，不要张皇的疑惧，

我们在逆流汹涌中划行，渡过那急流险滩，

在胜利的歌声中和在人民的天地里欢聚，

我多想与你相见！

假如，我倒在了晨曦洒落的门槛上，

妹妹你不要悲伤。

因为，有些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有些人死了却依然活着。

碌碌无为、苟且偷生的幸存者未必幸存，

为理想而战、为人民而死的死难者未必死去！

只要能留在你和你们的记忆里，

我和我们便是真正的、永远的幸存者……

他把对家国之爱表现在写给妹妹的诗中，它们既温情又悲壮，同时也点明了此剧的中心——谁才是永不褪色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要敢于牺牲生命，还要能忍辱负重！只要后人还记着他们，他们便是真正的、永久的幸存者。

（二）不一样的表现手法

红色历史题材戏剧，在表现手法上普遍运用写实的表现主义，旨在歌颂英雄人物的无畏和伟大。但《幸存者》同时运用了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这种手法的运用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表达的需要。钱兆明老师在文化艺术研究第二期发表的《创新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戏剧》一文中提到了“时空共存性”这一概念。他指出“在戏剧中同时借鉴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是要制造出一种现实与梦幻交错的‘时空共存性，让观众走进剧中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一个现实与梦幻、现在与过去、当下空间与让其内心受煎熬的另一空间重叠的世界。”《幸存者》故事的构建从内容上来讲，就注定了它是在多个时空上发生的，剧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显得尤為重要，多个时空的自由转换也成为这部话剧最鲜明的特征表现。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融合使用，完美地表现出这部可歌可泣的红岩英雄穆之光不一样的人物设定——一个感情丰富的、有勇有谋的“小人物”。

表现主义主要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情感的一种艺术手法，多用简短、快速、高声调、强节奏的冗长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大量运用灯光、音乐、假面等来补充语言的效果。其风格的戏剧通过布景、灯光、音响效果表现剧中人的内心世界，《幸存者》作为一部需要追忆的情感戏，在内心情感的表达上，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显得恰如其分。在戏剧第三幕的开头，女主角何芬慢慢出现在一束追光中，开始回忆和男主的初见，通过自白交代他们的相遇、相知和相爱。之后随着颓然坐下后，对知情人士吴翰的追问，把剧情拉回现实，然后又通过吴翰的追忆，回到历史的真相当中。在回忆历史时，通过吴翰的画外音推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故事走势，也通过吴翰的自白把观众带回到现实的世界。之后另一知情人康文玉和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卢莎莎也使用了同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人物自然地穿插于现实和回忆等多个时空之中。

对于超现实主义，布列东于认为，就是要“化解向来存在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而达于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超越的真实”。超现实主义手法在舞台美术设计中直接把剧中人梦幻中的超现实人物搬上舞台。就其对白和故事情节来说，《幸存者》的题材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剧中存在着鲜明的超现实表现手法，在第三幕何芬独白后，穆之光出现在了另一束追光中，诵读写给何芬的信（部分），表明自己对“妹妹”和“未来”的决心，以及最后一幕，真相大白后，在何芬的呼唤声中，穆之光缓缓地走出，深情地完整地念完给妹妹何芬的信。最后的最后，何芬将那条红色围巾系在穆之光的脖子上，然后轻轻地依偎在他的胸前，微笑着完成了她的使命。这样的结尾基于当代受众的审美需要，剧中超现实手法的运用，补足了剧中人和观众的情感缺失，让这部剧留下了不一样的情感满足，这种效果是其他手法不能达到的。

二、《幸存者》的精神传承

就《幸存者》的舞美设计来说，“细腻”和“真实”是它的追求。演出一开始，黑黝黝的牢房，不时掠过的探照灯，以及尖利呼啸的山风，还有一群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軍警驱赶着的衣衫褴褛、戴着手铐的囚犯。随后一声声凶狠的吆喝、当啷的铁锁、怒吼、口号、《国际歌》、机关枪扫射……最后都归于无尽的火焰；接着远处的锣鼓、喧嚣的口号，以及《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传来等等。短短几分钟所表达出的细节足以让观众快速进入剧情，开启一次精神之旅。

（一）传统工艺的舞台制景

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进步，戏剧品种相互影响，灯光投影等现代舞台装置涌现于戏剧舞台，舞台美术设计的材料介质不断更新，各种新兴材料和媒介的使用已屡见不鲜，但是《幸存者》使用的是最传统工艺的舞台制景，一是由于题材，二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传统舞台的一个重要的美术特征，即它的“虚拟性”，经营好虚实关系，是舞台美术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戏剧舞台的设计也可以看成是布景，运用实的布景为虚拟的戏剧服务，舞台上所有的布景和空间都具有假定性，一个景片或景块就可以是墙、门、山等等，这都是简单的实的营造。 该剧舞台背景大量手绘写实幕布的运用，既是为了烘托氛围，又让整部话剧具有传承和复古意味。如经常出现的十分重要的歌乐山全景和之后的天气环境，还有何芬第一次出场时的背景天空，萧瑟的树林等，都使用了手绘幕布作为烘托气氛的背景。

除了传统手绘背景的大量使用，在舞台搭建上，多采用半立体景片式布景，舞台多被处理成远、中、近三个景别，远景多为大环境的手绘幕布（监狱戏份时也多是远处看守瞭望塔）；中景大多为剧中场景的人物环境（如监狱的围墙铁网，或是歌乐山特殊的屋顶，也有树林和墓园等）；近景多为和演员直接关系的牢房和一些小的布景（如何芬第一次上台时的石头、梯坎，男牢女牢内部环境，以及何芬与康文玉、莎莎相约时的长凳等等）。

在设计上，本剧也是巧妙细腻，牢房内部和外部的转换通过简单的框架门窗朝向改变，一块景片的正反面就能营造出两个场景。歌乐山监狱的围墙一角，也因为剧情的需要（大雨冲垮了围墙一角，但是后来又被穆之光修补完成）被处理成可活动的几块，即加强了演员表演时的生动性，也增强了观众的共鸣感。包括烈士墓园的墓碑：穆之光之前一直是革命叛徒的身份，他的墓碑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剧中“穆之光之墓”却多次出现，这个细节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思考，“到底谁才是这段历史真正的幸存者？那些林立在歌乐山的纪念碑是否还有一座没有刻上名字？”最终真相大白后，“穆之光之墓”再次出现，这次的出现即是点名主旨“幸存者”，也将剧情推向高潮。影片的设计和场景搭建都体现出舞美设计高度概括、极简写实的风格和高超的能力。在当今戏剧大环境下的舞美既要考虑现存搭建的舞台效果，也要考虑之后制景的存放和运输，话剧《幸存者》无疑深谙其道。

（二）符号化元素的运用

说到符号化元素，不得不先说符号学，钱德勒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维尔比夫人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等等。所谓“符号学”，历史上一直有学者在研究，赵毅衡更是把符号学的研究和人类的存在意义挂钩，他觉得符号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文化、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根据前人的不断研究，“符号”对于我们并不陌生，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就是代表爱情的红玫瑰，代表色情的苹果，代表游女的金鱼等等。

随着图像化的泛用，我们的世界可以用各种符号化的图案表述，各种地区和国家，生活化（功能、交通）功能表达以及各种品牌LOGO的相互对应，还有各种新鲜的网络颜文字，符号化的使用在人类世界的范围日益增加。本次《幸存者》剧中的舞台布景也大量使用了鲜明的符号化元素：演出一开始的场景便是特殊的白蓝标志的几个大字和国民党党徽，加上铁网和阴森的环境，让观众很快便能知道这是国民党残害我党烈士的故事（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全民意识）；演员们不同风格的服装（有西装、长裳、国民党的军服等等）表明是1949左右（时间），特殊时期的社会状态；棒棒的出现交代了特殊的地理特征（地点：重庆）；围墙上的那排特殊的屋顶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特殊地点（歌乐山监狱，只要去过或看过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那是歌乐山监狱那排显著的屋顶）。还有特殊时期大众的各种中山装，还有那年代感的红色、绿色、蓝色。每个重要时间节点都具有鲜明的自己的符号化特色。

本剧最重要的道具——“红围巾”。主角穆之光一直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它是他信念的寄托，也是他温暖的源泉，这条特殊的围巾是他亲爱的“妹妹”给他的温暖，也是这条围巾，让妹妹坚持了一生去勇敢地追寻历史的真相。“红”+“围巾”的组合所具备的符号化能量是其他事物所不能代替的，在特殊语境下的中国，“红”是属于中国的颜色，它代表着革命最终的胜利和伟大，但同时，“围巾”也是温暖的、属于平凡的你我可触碰到的幸福。

（三）细腻的灯光处理

灯光也为该剧增色不少。第一幕中，在幽蓝的灯光中，一个关着众多革命英雄的牢狱映入眼帘，灯光偏向暗调，但每个革命者的脸部都有面光重点强调表情，背景放射性光柱像即将升起的太阳（也预示革命即将胜利）——灯光的处理集中表现革命者为正义牺牲时英勇就义的状态，黑暗是为了迎向最璀璨的黎明。宏大的场景营造出沉重的氛围，令观众感到震撼，当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許多观众都为之落泪。同一场景下，灯光的明暗实现了不同镜头的切换；剪影的呈现让人物及故事叙述显得更为立体。在表现地洞漏水的情节时，创作者利用光影塑造出不停冒出的水柱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在灯光处理上，依据本剧情节，以女主角何芬几十年来不断追寻爱人穆之光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死去真相为叙事路线，按时间发展顺序，穿插知情人士的回忆，采用两种灯光氛围的渲染，十分明确地区分了现实与回忆，真实与虚幻。蓝色的梦幻表达了虚拟的情境；朴实自然的淡黄色光感，即是现实，也是历史年代感的重塑。男女主角的跨时空对话，聚光灯的渐入渐出，那种思念和痛苦传达的那样真切和婉转。还有那不适掠过的探照灯，朱咏霞死后那刺眼的红，穆之光和其他人密谋时候以及敌人面目狰狞的脸部追光等等，无不把观众更好地带入到故事发生的情绪当中。

三、结语

《幸存者》以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主题，对广大党员干部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它充分起到了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这部话剧作品既是正气歌，也是抒情诗，它一改以往此类题材作品的风格，用其至情至理的表现手法让观众在观看之余能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通过《幸存者》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出，大众的审美情趣正在提高，高雅文化也可以贴近生活，贴近民众。正像我党一直强调的文化方针那样，我们只有贴近大众，做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服务大众，服务自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数字化时代的冲刷下，传统舞台剧场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更好的发展模式。题材和技术不是阻碍传统的原因，我们应该更具创新精神，好的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参考文献：

[1]深挖一口井 弘扬主旋律[N].中国文化报，2017-07-12（007）.

[2]钱兆明.创新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戏剧——以米勒与北京人艺合作的《推销员之死》为例[J].文化艺术研究，2018，11（02）：64-70.

（作者简介：范妮萍，女，硕士研究生，四川美术学院，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影视美术）（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