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号东沙，明代鄞县张家潭村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张时彻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就文学方面而论，《说林》十六卷、《续说林》八卷尤其令人瞩目。每卷少则20篇，多则60篇，二十四卷共有729篇，主要分为寓言故事、历史故事以及非寓言、非历史类（主要为单纯的说理议论以及物理类记录）三大类。其中历史故事所占比例远大于非寓言、非历史类，寓言类次之，内容丰富多彩。张时彻创作《说林》的目的在于言说，表现出极为高超的言说智慧。本文着重于《说林》之“说”，从言说渊源、言说智慧以及言说形式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关键词：张时彻 《说林》 言说

一、张时彻《说林》的言说渊源

“说林”之名，渊源甚早。“说林”一词，最早来自《韩非子》中的《说林》两篇，意为记载古代各种具有借鉴意义的事情，以其事多如林而得以命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司马贞《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十七）张时彻之“说林”无疑是对《韩非子·说林》上下两篇之名的一种承袭模仿。

韩非为阐述和宣扬其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的法家思想，在《说林》上下篇中，利用言说议论的形式，与真实生动的历史事件巧妙结合，增强其可信度与说服力。张时彻的《说林》，每卷主题各有侧重，虽然采用的是古人的笔调，却实为浇胸中之块垒，抒发自己所秉信的政治观与人生观。

细而观之，张时彻所作《说林》中的内容对《韩非子·说林》上下篇中的故事有不少承袭。例如《韩非子·说林上》云：“庆封为乱于齐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庆封曰：‘越远，利以避难。族人曰：‘变是心也，居晋而可；不变是心也，虽远越，其可以安乎？”

张时彻《说林》第八卷《昭谕林》写道：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为恶者不必得祸，而得祸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于蛮貊，而况不为蛮貊者乎？至诚可感豚鱼，而况不为豚鱼者乎？昔庆丰为乱于齐，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庆封曰：“越远利以避难。”族人曰：“变是心也，居晋而可不变，是心也，虽远越，其可以安乎已。”而庆封入吴，掳之朱方，诸侯以为计，竟灭族焉。是故阳虎去鲁而不容于边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卫国，是皆庆封之类也。”

这是对韩非子《说林》故事的借用和发挥。张时彻截取了历史故事的中心部分，并附加了自己对“庆封为乱”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引入了自己心中所信赖的善恶与祸福之间的缠绕与联系，在结尾部分加入商鞅去秦及阳虎去鲁的史实加以比照，论争有力。

再如张时彻《说林》第一卷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智伯之死”是对《韩非子·说林上》中故事的改写；第七卷《博志林》中第十篇“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直接引用《韩非子·说林上》中的历史故事，末尾附加自己的评论与感受；第十卷《操行林》中的第一篇在讲述汉灵帝时期赏罚无章、贤否倒置的乱象时，引用《韩非子》中的故事“鲁丹三说中山之君”作为例证；第十五卷《物理林》的最后一篇“管仲隰朋圣人之智”是对《韩非子·说林上》中故事的直接引用并进行议论。由此可见，张时彻《说林》中所引用的故事及史实材料有一小部分源于《韩非子》。当然，张时彻不光袭用《韩非子·说林》篇的内容，更主要的是继承和发展了《韩非子·说林》篇的文体形式。

除《韩非子》外，《左传》《庄子》等也是张时彻《说林》的重要取材来源。

二、张时彻《说林》的思想内容

张时彻在《说林叙》中说：“今余之诠综有年矣，而舛谬无章，枉敢窃附于作者之列，矧曰有补于世教云哉！览者弗以诞谤罪，余则幸矣。”可见他诠综《说林》的目的就在于“有补于世教”，将自己对伦理道德的看法表达出来。《说林》之“说”，更是游说、建议、议论、解说，在这个过程中，张时彻虚构发语，道理置换，利用语言之奥妙，使故事焕新，生发出符合自身伦理价值观的篇章，思想的智慧时刻闪现其间。

所谓道理置换，就是以自己悟出来的道理替换原故事所阐发的道理，或者以新的道理置换旧的道理。《吕氏春秋·察贤》中有一则“宓子贱与巫马期之说”的故事。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張时彻《说林》第三卷《政治林》中，将上述《吕氏春秋》中的故事进行了近乎完全的复制，但在末尾，张时彻借其所虚构的发语人“石渎子”之口，对事件进行评述，阐发了自身的观点。原文如下：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亦治。巫马期以星出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乎，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石渎子曰：“人有言曰：‘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田也，因苗以为教。”此子贱与巫马期之说也。

石渎子所引用的“人有言曰”出自《淮南子·原道训》，原文如下：

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田也，因苗以为教。

这段言语在原来的语境下，意在反对严刑峻法，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但张时彻对其进行了巧妙的嫁接，将原本“反对苛政”的道理悄悄置换掉。因为石渎子所言与宓子贱与巫马期的故事紧密相接，所以这段文字中首先举出神话中的离朱和乐师旷的例子，成为“为何仅靠一个人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完美解释，“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成为核心论点，点明了懂得善用贤人比凡事亲力亲为的高明之处。《吕氏春秋》止步于将故事摆明，其中道理由读者自然领会，张时彻却将故事作为自己的材料，并将《淮南子》中所言说“顺天道，反苛政”的道理进行巧妙置换，将重点转移在“一味亲力亲为导致劳苦，而善用贤人成效卓著”这一观点的阐发，使其成了篇目之核。此则言说巧妙，极具说服有力。

张时彻对道家老庄思想也有自己极为深刻的领悟，并也将其带入言说之中。例如《说林》第八卷《昭谕林》的第十二篇云：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夫天地圣人非不仁也，而刍狗万物、刍狗百姓，则老氏之不仁也。夫不能不杀物而意常在于生物，圣人不能不杀人，而意常在于生人，故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杀人，或以刑罚杀人，或以口舌杀人，或以兵革杀人，岂特刍狗视之而已哉。然天道好还祸人者，乃其所以自祸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赵卒而赐死于杜邮，项羽坑秦卒而刎首于乌江，李广杀降而终身不侯，虞诩杀降而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岂非大戒乎？

开篇先引用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观点。老子在这里主张清静无为为其上策。但是显然张时彻想要说明的观点正好与老子相反，并进一步对老子一刀切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梳理与解构。张时彻并不认为天地与圣人是真的“不仁”，而是自有其变化机遇，他们的“不仁”意在“生物”与“生人”，即维持天地自然的运转，并进一步解释道，所谓“不仁”并非确实完全放任自由，“不仁”之中包含了“政事”“刑法”“口舌”“兵革”多种杀人方式。接着张时彻将白起、项羽、李广和虞诩下场凄凉的原因归结为杀了不应死之人，认为这是天道对为祸他人之人的报应，并将其归结为世间万物所遵循的大法则。张时彻之言乍看是对老子“天道有常”“无为而治”思想的认同，其实他虽然承认天道，但又认为包藏祸心以及有不仁义行为之人，应受到自然道法的惩罚。张时彻纵使承认老子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以治天下的结论，但其实自己已经附加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核，即不义之为必将受到天道的惩罚。

三、张时彻《说林》的言说形式

张时彻非常讲究言说形式，在《说林》中综合运用了各种言说手段，大大增强了言说的形式美感。

（一）虚拟形象，拟言代论

《说林》二十四卷约七百则，历史故事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但故事只是张时彻借助的一种平台，其核心在“说”，为了凸显“说”的重要地位，张时彻创建了许多自己的“代言人”，例如：石渎子、玄冥子、泉川子、无忧子、石祁子、玄浮子、玄谷子、支离子、河汾子、玄石子、玄微子、无营子、石须子等。这些虚拟形象的创造极富多样性，既减少了说理的枯燥无味，同时起到削减议论的主观性、使其更加客观自然的作用。

虚拟说理形象的塑造同时也拓宽了析理的方式，例如张时彻便创造出人物间的对话说理形式，增强了说理过程中的互动性，在此互动中，可以质疑，可以附和，可以举证，共同为说理之明晰做出贡献。例如《说林》第二卷《谏说林》云：

或问于石渎子曰：“人之恶孰为大？”曰：“愎谏为大。”曰：“人之祸孰为先？”曰：“愎谏为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谓其御者曰：‘吾渴欲饮。御者进清酒，曰：‘吾饮欲食。御者进乾脯粱糗，曰：‘何备也？御者曰：‘臣储之久矣。为君之出而道饥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谏也？御者曰：‘君喜道谀而恶至言，臣欲进谏，恐先郭亡，是以不谏也。”

上述对话先抛出问题，“人之恶孰为大？”“人之祸孰为先？”石渎子放出答案“愎谏为大”“愎谏为先”，此一问一答中自然引出所论主题，接下来提问者继续发问“何以明其然也？”此问句一出，石渎子便可顺势析理，在这一篇目中，石渎子借用出亡之郭君与其御者之间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理据，郭君之所以落得出逃的下场正是因为其对进谏之路的阻塞。通过循循善诱的对话形式，说理自然且使人更容易接受。

更有部分篇目将虚拟人物所言之理直接提于故事叙述之前，同样在形式上起到了突出所言之理的效果。

（二）开门见山，观点直出

古代议论文，旁征博引以为佐证阐述事理者多，而开门见山，就事论事者少。用寓言故事作为论据，以论证要阐明的道理，即事件叙述在前，评议说理在后的“故事+议论”模式较为常见。例如《庄子》《列子》等，此特点非常突出。另如《韩非子》《晏子》，乃至《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也往往用寓言故事来阐明抽象的道理。但是张时彻为突出其作品中“说”之精华，在《说林》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篇目，它们不借助具体事件，没有极为严密的论证，而是直接进行观点的输出，这些篇目往往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

例如《说林四·议论林》云：

古之善与功者，修胫者使之踏镢，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工役齐矣。古之治民者，士不得离于学，农不得离于田，工不得离于肆，商不得离于市，各安其业，而民志定矣。

通篇仅用不到百字，直露地输出自身观点，描摹出心中理想的“善与功者”与“善治民者”的状貌，对论点的解释用句不再是单个复杂细密的故事情节，而代之以极富普世性的例证。语句简洁明晰，有利于观点的传播。

（三）排比论证，势理得兼

张时彻作《说林》，在注重说理透彻的同时也注重造句的形式之巧。例如《說林三·政治林》云：

豺狼之贼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贼物不易知也；螟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之杀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杀人不易知也。是故恭如商鞅者杀人，偏如安石者杀人，急如束薪者杀人，缓如弱水者杀人，察如烛渊者杀人，苛如聚猬者杀人，布令不信者杀人，操法不审者杀人，图患不远者杀人。

作者先将“豺狼—鬼蜮”“螟螣—稂莠”“兵刃—政事”三对词进行铺排，初步得出“暗处易杀人”的结论。接下来用具体事例、具体人物对上述初步结论加以巩固及肯定，连举“恭如商鞅者”“偏如安石者”“急如束薪者”“缓如弱水者”等九例，包罗之广使结论的普遍性得以大大增强。遣词形式上，排比语言一气呵成，势理得兼，使行文更富节奏感，令人更加直接地领会到“言说”之妙趣。

（四）言说策略，巧借神鬼

张时彻很讲究言说策略，《说林》中的许多寓言故事提到鬼神，并将鬼神作为许多议论篇章中支撑论点的理据，鬼之“可惧、可怖”，神之“威严、伟力”，给严肃的说理论争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无疑潜在地增强了说理的威严感。

例如《说林》第七卷《博志林》中的第三篇：

人情贵鹄而贱鸡，鸡近也，贵犀象而贱马牛，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邻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于野人，而不行于邻人也，野人远而邻人近也。庙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灵能威于社氓，而不威于宿丐也，社氓远，而宿丐近也。惟贤亦然，秦始皇重韩非，恐其不得见也，非既至，则听谗而诛之。汉武帝重相如，恨不与同时也，相如既至，则疏而远之。惟文亦然，蔡扈得王充《论衡》而宝之，秘不以示人，世远故也。张竦得杨子云《太玄》《法言》不屑一观，与其人比肩故也。

前半部分所用“鸡近鹄远”“马牛近犀象远”“邻人不重僧而野人重”与“庙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是论证中的一些“起兴”，实际上这则故事的重点在于后半部分的人事，实际上运用了推类思维。

张时彻巧借鬼神故事，成功地言说了人世之理。而神鬼的故事性，增强了言说的效果。

（作者简介：魏婧睿，女，本科在读，宁波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