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绪敏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朱明王朝是伴随着元末腥风血雨、一路征战而建立的。明朝建立后，又长时间面临着北部残元势力、东南沿海地区倭寇以及统治者内部的争斗、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困扰。客观上需要记录、整理相关军事斗争的材料，总结军事斗争的方式方法及经验教训，同时也需要借鉴历史上的军事斗争方式、方法和经验。因此明代军事史地著述的编纂呈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据《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不完全记载，明代著录的兵书达1 165部，现存748部。但迄今为止，尚无人从宏观的角度对明代军事史地文献的编纂作深入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明代军事史的研究。

一

明代军事史地著述十分庞杂，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按照内容分类，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追述或记述明初以来历次重要军事斗争的历史。如无名氏《北平录》1卷，记载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击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及攻破应昌府事。无名氏《平蜀记》1卷，记载洪武四年派遣汤和、廖永忠攻克蜀地，明昇出降事。无名氏《平黔三记》1卷，记载洪武中傅友德平云南、正统中王骥平麓川、嘉靖中吕光洵平武定之三事。钱德洪《平濠记》1卷，记载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的事迹。欧阳必进《交黎剿平事略》4卷，是欧阳氏任两广总督时击败安南范子仪对钦州的侵扰及平定琼州黎民反叛后，方民悦收集相关地图、奏疏等编纂而成。再如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5卷，分别记载隆庆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万历元年平定四川都掌蛮，万历二十年平定哱拜之乱，同年日本丰田秀吉入侵朝鲜、李如松等出兵援朝，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李化龙率师平定杨应龙反叛等事。许进《平播始末》1卷，记弘治七年吐鲁番阿黑麻攻占哈密，次年时任甘肃巡抚的许进率兵光复哈密的用兵始末。张瑄《南征录》1卷，记载天顺八年张瑄为广西右布政使时，诸洞蛮起事，朝廷派兵征剿始末。

二是侧重记载海防和倭乱的历史。明人史继辰指出：

东南防海，西北防陆。陆有刁庐、骑尘、关城、甲楯，孽芽一动，形埒昭然，故曰易也。若乃沧海巨浸，沃荡千里，天水寥渺，山岛耸峙。其来无端，其去无涘，故曰难也。[1]

由此可见，在明人看来海防比起陆防难度更大，因此加强海防建设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嘉靖以后，随着倭患日益严重，人们更加重视倭乱和海防的相关记载。如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2卷，上卷详细记载了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554—1555)倭寇侵扰吴淞地区及军民抗击倭寇的事迹。俞大猷《洗海近事》2卷，记录隆庆二年至三年(1568—1569)海贼曾一本侵扰广东、福建，俞大猷等率兵擒灭过程中的相关奏疏、公牍、书札等，及剿灭海贼后友人的贺赠之文。范涞《两浙海防类考》10卷，其中卷1载录两浙舆图、全浙海图、倭夷寇道图等，其他各卷涉及官兵操练及驻守职责、后勤保障、辨倭真伪、风雨潮汐等。卷9则记载朝廷使臣出使日本、日本朝贡事略，同时记载了浙江倭变的经过及在抗倭斗争中遇难、殉节人士的事迹。卷10则以图说形式，介绍海船、兵器的构造等。蔡逢时《温处海防图略》2卷，其中载录温处地图、倭夷入寇还道图、沿海扼塞、水陆冲要等图。还载入练兵布阵、船械建造与维修、后勤保障等。再如郑若曾《筹海图编》13卷，载有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等，并载有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兵防官考及事宜、倭患总编年表、大捷考、经略考等。其中《经略考》3卷，凡会哨、邻援、招抚、城守、团结、保甲、宣谕、间谍、海船、兵仗、活器等，无不详载。王士骐《皇明驭倭录》9卷，是一部明朝抗倭斗争史，详细载录了历朝君臣关于对日关系、防倭、驭倭的相关诏谕和奏疏，记载了历次抗倭斗争的经过。王在晋《海防纂要》13卷，卷1至卷2主要论述广东、福建、浙江、辽东等沿海各地的防御问题。卷3至卷4主要论述日本概况及其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兼及朝鲜复国经略。卷5至卷8详细记载各种御倭方略，兼及水战、车战的运用，将才、守令的选拔，精兵的操练等具体措施。卷9至卷10记载历次御倭、海防大捷的情况。卷11记载营规、军法、功赏、下海通蕃禁例、岁月吉凶、占验等。

三是侧重记载陆防及周边战争、镇压内乱的历史。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而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后又以山西镇统驭偏头、宁武、雁门三关(也称太原镇或三关镇)，陕西镇统驭固原(也称固原镇)，遂曰九边。高拱曾指出：

国家九边皆邻敌，在宣大、山西则有俺答诸部，在陕西三边则有吉能诸部，在蓟辽则有上蛮诸部，东驰西骛，扰我边疆，迄无宁岁。[2]328

早在嘉靖三年(1524)郑晓任兵部尚书时，就编纂了《九边图》，开了明代边防史地研究的先河。可惜该书未及刊印，原稿毁于火。以后陆续出现了关于边疆史地的著述。如许论《九边图论》10篇，9篇专论，1篇图集。魏焕《皇明九边考》10卷，卷1为镇戍、经略、番夷诸通考，详论其沿革利害、战守防御诸事；以下分九边为9卷；而各边之中，又分为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边夷、经略凡七条，分类考证，并附详图。尹耕《塞语》1卷，专言塞北防御之术。分为11类：边情、形势、城塞、乘塞、出塞、抽丁、官军户、练习、保马、民堡、审几。高拱《边略》5卷，收录本人关于守边御寇方面的奏疏，分别记录了俺答对北部边疆的侵扰以及隆庆四年(1570)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妻奴八人降明、平定贵州土司反叛诸事。方孔炤《全边略记》12卷，记载西北、东北所谓“九边”的戍边史，其中涉及明代历朝边防的建置与举措、与境内外民族交往的政策和策略等。徐日久《五边典则》24卷，这里所说的“五边”，泛指明朝东北、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境。主要记载了兀良哈、朵颜三卫、泰宁三卫、建州卫对明朝的侵扰及明朝的应对措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朝周边面临的边患及边防建设的情况，同时也记载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及明朝的海防建设情况。

再如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4卷，主要记载万历年间各地农民、矿工、饥民、士兵、白莲教徒及边地少数民族的“叛乱”及平叛的经过，尤其详于鞑靼、瓦剌、女真首领的事迹。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17卷则介绍了辽东山川、关隘、险阻及诸夷情况，追述辽事的起因和经过，真实地记载了历次抗击后金的经过，载录了本人关于辽事的奏疏及与辽事相关的邸钞、奏疏。茅瑞征《万历三大征考》分别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哱拜之乱及李如松平乱之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1590—1600)李华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颜季亨《国朝武功纪胜通考》8卷，记载了从洪武到万历时期历次重大军事斗争的情况。如在“征海倭案”中记载了俞大猷、戚继光、胡宗宪抗倭事迹；在“征倭前案”“征倭后案”中，则侧重记载援朝抗日的经过；在“征沙漠案”“征洞蛮案”“征交趾案”等中，分别记载征剿残元及镇压周边少数民族“叛乱”之事。范景文《昭代武功编》10卷，记载了从元末到万历年间历次重大军事斗争的情况。

四是侧重记载军事理论和军事史料的。如唐顺之《武编》10卷，皆论用兵指要，分前后两集，前集6卷，自将士、行阵至器用、火药、军需、杂术凡54门。后集4卷，征述古事，自料敌、抚士至坚壁、摧标凡97门。茅元仪《武备志》240卷，是保存至今篇幅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兵书，分为兵决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辑录了先秦孙子、吴起、司马穰苴、李筌等兵家言论和唐宋兵书的内容，并阐发其隐晦之处、订正旧注的失误、标注其要旨。戚继光《纪效新书》18卷，是其任浙江参将时为练兵备倭而作。首为《申请训练公移》三篇，次为《或问》。以下分为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等凡18篇。皆为戚氏阅历有验之言，故曰“纪效”。戚氏还有《练兵实纪》9卷，为隆庆二年(1568)其任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时所作。分为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将凡六部分。何良臣《军权》4卷，分为国本、国禁、兵本、兵秘、礼士、士遇、驭士、士品、握机、揣情、必虑、必克、将事、将诫、任将、军范、术占凡十七目。范景文《战守全书》18卷，是一部军事理论史料汇编。分为 战部8卷和守部10卷。取材于《尉缭子》《六韬》《孙子》《诸葛亮兵要》《李靖兵法》《筹海图编》《武备志》等历代军事理论著作以及本朝王阳明、戚继光、吕坤等人的军事学说。

以上分类尚不能涵盖所有军事著作，比如还有一些辑录古今名将事迹的，如陈元素《古今名将传》17卷、刘几《诸史将略》16卷、冯孜《古今将略》4卷等。还有专门记载兵器、兵阵的，如顾斌《火器图》1卷、孙承宗《车营百八扣》1卷、徐常《阵法举要》1卷、龙正《八阵图演注》1卷等。另有一些军事著作所载内容覆盖面甚广，因此只能从宏观上取其内容侧重者而归类。

明代军事著述众多，采用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有的采用编年体，如《驭倭录》《全边略记》；有的采用纪事本末体，如《万历三大征考》《昭代武功编》；有的采用条目体例，如《纪效新书》《经世挈要》；有的采用综合体，比如《万历武功录》采用纪传体加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武功通考》《五边典则》等则采用编年体兼纪事本末体。而《武备志》《战守全书》等则侧重于从军事理论的角度，编纂古往今来的战例，治军、用兵的原则与策略，选将练兵，车战与舟战，兵器的制作，扎营与阵法等，大都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有的具有军事百科全书的性质。

二

明代军事史地文献撰述者众多，现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撰述者列表分析。

表1中共列有40位撰述者。其中进士出身的高达33人，另有4位举人；担任武职的共22人，担任其他官职的16人，无官职的2人；撰述者的籍贯分布：浙江9人，江苏8人，湖北6人，福建3人，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河北、上海各2人，山东、广东各1人。由此可见，从出身和任职看，进士、举人出身且担任高官尤其是武职的占绝大多数。他们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大量与军事相关的诏诰、章奏和文件、档案，利用公务之余，将之编纂成书。有的亲身经历战事，将之记录下来；有的虽与军事无缘，但出于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广搜博采，或编纂军事史著述，或辑录、阐发古今军事理论，以期达到强兵御敌的目的。从撰述者区域分布看，江浙地区所占比例最大。江浙地区不仅是明代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教育也十分兴盛。据范金民先生统计，明代状元89人中，有21人为江浙地区之人，占近1/4。[3]江浙地区还是有明以来史家辈出之地，明初以来相继产生了诸如杨维祯、胡粹中、邵经邦、薛应旂、郑晓、王世贞、谈迁、钱谦益、许重煦、朱国祯、黄宗羲等一大批史家。在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浓厚的人文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官员逐渐养成了一种重史、写史的风气。待他们日后担任朝廷官员，尤其是担任武职后，自然而然要把亲眼看见或间接听闻的有关军事斗争的情况记录下来。其次是沿海、沿江地区撰述者比例较大。由于自明初以来沿海、沿江地区屡遭倭患，许多学者、官员或目睹倭寇对沿海、沿江地区的荼毒，或亲自率领军民抗击倭寇，因此迫切需要了解倭患的来由，总结抗倭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逐渐形成了军事史地编纂的风气。

表1 明代军事史地文献撰述者统计表

由于明代军事史地著述众多，编纂者的编撰动机也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歌功颂德，表彰忠烈。如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详载各地农民、矿工、饥民、士兵、白莲教徒及少数民族“叛乱”经过及主要人物事迹；记录镇压“叛乱”的经过和取得的战功。瞿氏本意是将该书作为向万历帝五十大寿祝寿的礼物， 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歌功颂德的现象，但书中也多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表明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观点，以达到对统治者劝谏的目的。又如茅瑞征作《万历三大征考》的目的很明确，是“奉扬先帝鸿猷”。他说：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哉，武功维竞，而哱、播、朝鲜三大役特著，霆激电煜，于今为烈矣。[4]

书中分别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哱拜之乱及李如松平乱之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田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八年(1590—1600)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所取得的战功。再如颜季亨作《武功纪胜通考》目的是：“上昭圣祖、圣宗之令德，下显名臣、名将之忠猷。”[5]为此他在书中不仅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还重视表彰忠烈，颂扬名臣和英雄人物。如在《靖难下案》中，详细记载了靖难之役中许多忠烈之士的事迹。并称：

独建文时殉节诸名臣似各以死为安乐窝……一种慷慨激烈之气究竟莫可磨灭。余诚殚精竭思，详为叙列云。[6]77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也详载辽事战死将官姓名，以示表彰。他称：

余之为是编也，急公死义之士，必存其名。[7]348-349

又称：

史书专为奖劝忠义，若死事不专，无为贵史矣。此编必穷搜博载，有宦者书其官以旌其殉国之节。[7]351

范景文在《昭代武功编》“勋绩”部分，不仅历述了徐达、常遇春、汤和、廖永德、傅友德、沐英等开国功臣的卓越战功，而且详细记载了历朝军事斗争中建立战功的文臣武将的事迹，并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表彰忠烈的动机是：“褒死所以劝生，奖往所以劝来。”[6]39

(二)存史备忘，以示后人。一些学者和官员在亲历或间接了解某些军事斗争经过后，为了存史备忘，主动将相关资料整理加工成书。如王士骐目睹了家乡苏州太仓等地屡遭倭寇侵扰祸害的经过，因此“尝戒心于倭矣，毁家享士，勃然有乘风破浪之思”，后来“倭氛弥炽”，遂“独闭门却扫而成此书”[8]。又如王在晋在担任浙江等处提刑按察使期间与其上司浙江巡抚高举俱有把亲身经历撰写成书的打算。高举称：“雅思以目所睹，记身所历，涉手一编，以须后来。”[9]为此，编纂了《海防纂要》。再如高拱编纂《边略》时称：

予已归且老矣，窃伏自念，诸所条画利害，关国事甚大，乃不以此时一明其意，将何以示后者。遂追忆略述其概。嗟乎！予岂伐一时事哉，亦姑存往迹，倘后经略者考焉，有裨一二。[2]312

(三)以史经世，提供借鉴。大多数军事史地文献编纂者都怀有强烈的以史经世的愿望。 如李维桢评价茅元仪《武备志》称：

其《武备志》目百八十有奇，有图有说，天时地利人和无不审谛翔实，可裨缓急。[10]3

又称：

是志也，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也。[10]3

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茅氏特别重视对当时军事史料的编纂和对当时军事经验教训的总结。比如在《占度载》“镇戍”中，他指出：

天下之大患在于西北，故皇祖有训，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大哉王言！凡主中华者，所不可忘也。故列诸镇之图，次将领，次城堡，次兵马，次粮饷，而以职方考及兵略所载，□□部落列于图之首，以便考近事焉。[11]

再如徐日久编纂军事理论著作《隲言》也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正如施邦曜所言：

徐公方当以伊、周之业弘济天下，有全局焉。而是编之作偏于武事致详，何也？此时务也。自建酋匪茹，插虏陆梁，黔蜀江闽，圉吏弗饬，今秦又见告矣。当斯时也，将虞帝不徂征而殷王不挞武耶？故曰此时务也。[12]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三

明代军事史地文献大都具有纪事详实的重要特点。如王士骐在编纂《驭倭录》时，对所引用的野史材料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驭倭录》卷1中对所引《殊域周咨录》《筹海图编》中关于胡惟庸指使林贤勾结倭寇密谋叛逆，日本僧人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具，意在图乱”之类的记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指出：

按两书所载小有异同，而《筹海图编》更为谬，且以左丞相(胡惟庸)为枢密使，野哉若此，何以征后。[13]14

又认为：

时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廷臣讯辞第云使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而已。不至如野史所载。亦不见有绝倭之诏。本年日本两贡无表，又其将军奉丞相书，辞意踞慢，故诏谕中云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匪诚，不及胡惟庸事，何耶？近年勘严世蕃亦云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国史谓寻端杀之，非正法也。胡惟庸之通倭，恐也此。[13]14

再如王在晋在《海防纂要》“纪捷”中详细记载了从永乐到万历年间40多场抗倭战斗的胜利。 如永乐十七年的“望海埚之捷”，记倭寇数千人入侵王家山岛，总督刘江出奇兵设伏，斩首742，捕获857，“自是倭大创，迄今不敢犯辽东”[14]618。又如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的“王江泾之捷”记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巧妙设计，以毒酒诱倭，毒杀倭寇酋长，在王江泾“斩倭首二千余级，溺水死者不可胜校”。经此一战，“嘉兴、杭人始安枕”[14]619。再如万历二十九年的“漳泉大捷”，由于此战是王在晋亲自参与指挥的，故记载更为真实、生动。时王氏任福建按察副使，负责巡守漳南道。时“倭掠渔船，挟渔人，扶橹猝抢岛屿间，纵横亡敌”，而“官军缩朒，百兵不能当十贼”，“追风逐影，夸诩以称劳苦，而实退却不前”。于是王在晋“择其尤者一二，以按军律，而将与卒知有进生退死之法”，将士勇气倍增。进攻倭船，能“冲其尾，犁其舵，焚其樯，火铳、火箭、火桶乘风纵发，一中贼船，无得全者”。此役共“沉犁倭船九只，夺获贼船并兵渔船十六只，生擒倭贼四十二名，斩首八十六颗，获从贼者十五名，救回被掳一百六十四名，夺获器仗一千二百九十三件。”[14]644-646记事之详尽，远超正史的记载。

明朝军事史地文献中还客观真实地载录大量边海防地图和有关军事斗争方面的谕旨、奏疏、论说等，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如郑若曾《筹海图编》载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其中“沿海山沙图”和“万里海防图”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明确划入中国东南海疆版图。又如魏焕的《九边图考》，九边各卷均附有地图。

再如《驭倭录》载录了历朝君臣关于对日关系、防倭、驭倭的相关诏谕和奏疏。《万历武功录》载录六科保存的“日纪载纶音簿籍”。《海防纂要》收录“令甲(法令)章奏、筹海名言”。《三朝辽事实录》除收录王在晋本人关于辽事的奏疏外，还载录与辽事相关的邸钞、奏疏。茅瑞征撰写《万历三大征考》主要依据兵部所收藏之档案、文书以及万历帝之诏旨。茅元仪编纂《武备志》多选录当时军事家如唐顺之、郑若曾、王鸣鹤等的论说和赵本学、俞大猷、戚继光等关于选将、练兵、列阵、扎营、防守、进攻等学说。《全边略记》则收录不少文臣武将的奏疏，以显示其关于边海防建设及御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辑录保存了兵部簿籍堂稿、档案等一些珍贵史料。《五边典则》辑录了洪武至隆庆间兵部档案中有关边防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史料。《战守全书》则多引当时军事家如唐枢、王守仁、戚继光、吕坤、沈弘之等的军事学说。一些军事著述中载录的材料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军事史不可或缺的。

许多撰述者在编纂军事史地文献时，并不局限于史实的客观记载，还往往注意探究明王朝兴衰治乱的原因。如颜季亨在《武功通考》中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真实地反映历次战争的背景和起因，揭露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他认为往往是因为朝廷内部出现宦官擅权、武备松弛，而各级官吏对百姓横征暴敛，而激起民变、军变或导致外敌入侵的。他指出：“有内治，自可必其无外忧也。”[6]99并规劝统治者要居安思危，采取措施，缓解矛盾，善于用人，加强军备。如在《征流逋案》中，记载了成化年间，从陕西至荆、襄间流民聚集山林，因官府处置失当激起民变的情况。颜氏认为，对这些流民，“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至蜂起蚊聚，而甘自绝于盛世，以倡为乱也”。[6]139

再如方孔炤在《全边纪略》中往往以“职方氏曰”的形式，直接抨击朝政之弊。在“腹里略”中，他指出：

盖至靖难师起，鼎革诛夷，而后转东南之漕，浚惠通之河，红朽陈殷，屯营隐寄，鹾引变更，年例溢额。漕折之外，铺及民运，节旄荐增，阉尹侵贵。金花之储，榷矿之采，既已惟王无会矣，备官冗食，债帅攫金，文武交偷，于是乎朘腹以腴边，而江防、湖防、河防、银坑、铁冶、香课、盐场皆非百年无事之区也。[15]455

直斥永乐朝及以后不断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吏治腐败，贪渎成风，致使边海河防空虚，内部矛盾激化，天下从此不得安宁。又指斥武宗“快骏马之游，集豹房之乐。逆藩蓄异，剧盗如蜂。累卵厝火，奚足以喻其危？”指斥万历末年“聚敛之臣褒其豫大，闽有高寀，楚有杜茂，陕有梁永，江西有谢凤，滇有潘荣，湖口有李道，粤有阮鼎、丛神、桑痈，未能宣上德意，而鸿雁硕鼠之歌苦焉。”认为：“夫治天下者以民心为本，本固邦宁，分乎抚虐。民穷则变，剥上反下。”[15]455

总而言之，明代军事史地文献是迄今尚未充分发掘的一个宝库。对其开展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明代军事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为诸如中日钓鱼岛之争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提供有力的佐证，同时为加强当代边海防的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