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麒渊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经济学院， 重庆 401320)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经典经济学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始于熊彼特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函数的新组合，经济发展是创新的函数，也是创新的结果，经济发展是经济生活中的内生现象[1]。而后面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总结其增长的特点，并试图预测长期经济发展的趋势。哈罗德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提出了基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式[2]。到了50年代，以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兴起，代表人物有索洛(R.Solow)等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技术进步是外生决定的、随机的[3-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P.Romer)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卢卡斯(R.Lucas)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论文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进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时期[5-6]。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技术是外生的技术的假设，强调技术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技术可以提高投资收益同时投资能够使技术更有价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长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相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经济增长率是由经济参与者(包括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等)的最优行为决定的，因而是内生的；其次政府政策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参与者的最优化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诺斯和刘易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制度经济学运用到经济增长的研究当中，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阐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强调企业家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所有权是生产制度中的决定因素,有效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的增长[7-8]。这些经济增长理论沿着资本积累-技术外生-技术内生-制度的路径演进，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但是这些经济增长理论着重从某一个角度来阐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不足。在这个领域美籍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Perez)做了出色的尝试，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中第一次揭示了技术革命、金融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经济范式，提出每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都伴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9]。但是卡萝塔·佩蕾丝的研究也没有讲清楚技术、金融、制度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沿着其研究思路，基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尝试提出一个关于技术、金融、制度以及经济增长之间互动机制的分析框架，以理清现代经济增长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1 经济增长的技术-经济范式

1.1 库恩的范式理论

“范式”一词最先来源于托马斯·库恩(T.S.Kuhn)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认为“范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是综合意义上的，包括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是具体意义上的，是前者的一个子集，是将前者中包含的关键规定抽出来，主要指范例和模型，作为常规科学谜题解答的基础[10]。根据范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以及新旧范式的更替，库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模式为前科学阶段-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在前科学阶段范式还没有形成，对本科学的共识还没有达成，各种理论和各种学派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是有一种理论战胜竞争对手，成为本学科普遍接受的理论，形成范式，科学的发展进入常规发展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去发现重大实质性的新事物，而是在范式的 指导下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以扩大新范式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用库恩的话来说“常规科学即是解谜”[10]；随着常规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学研究揭示出越来越多出乎意料的与现存范式不一致的地方，这些新现象超出范式之外，可称之为“反常现象”，科学家极力在现有范式前提下做出一些假设改变，有些反常会被纳入现有范式，而有些反常在现有范式之下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促使人们怀疑现有范式，这就产生了危机，库恩认为危机是科学进步的内在动力，大量危机的产生促成科学革命的发生，从而导致新的范式代替旧范式，产生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常规科学在新的范式指导下获得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沿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的路径演进，这种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不断交替和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发展着，科学发展的本质就是新旧范式的更替。现在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环境科学等等。

1.2 技术-经济范式

受益于库恩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多西在研究技术创新理论时引进了技术范式(Technology paradigm)概念，多西将其定义为“选择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而根据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常规活动就是技术轨道，技术轨道的方向和边界是由技术范式决定的，并认为新旧技术的更替过程就是新旧技术范式的更替[11]。此后,在多西研究的基础上，佩蕾丝在1983年发表于《未来》的论文《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变迁与新技术吸收》中提出“技术-经济范式”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与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12]。1988年,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Freeman)与佩蕾丝合作发表并收录在多西等人著的《技术变迁和经济理论》一书中的《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一文中探讨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认为其重要特征是“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13]。佩蕾丝首次提出“技术-经济”和“社会-制度”分析框架，认为技术革命不仅在技术-经济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带来社会-制度的深刻改变。所谓的技术-经济范式是指一个最佳惯行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是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佳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对过去两百年间五次技术革命的研究，佩蕾丝认为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而金融资本在技术商业化中起到关键作用，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9]。综合库恩、熊彼特、罗默、诺斯以及佩蕾丝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存在某种相类似的机理，科学发展的本质在于新旧范式的更替，新的范式带来科学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进入常规科学时期，随着常规时期“解谜”活动的发展，科学发展会遇到反常和危机，当范式已经不能解决现存大量问题时，其作为范式的潜力也就慢慢消失了，新的问题需要更新新的范式来解决，同样新一轮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技术进步和社会改革造就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就犹如新范式确定之后的科学发展进入常规科学时期，新技术-经济范式确定之后经济增长潜力就在新范式的框架内充分释放，随着新范式增长潜力的逐步释放，现有范式下，经济增长会慢慢出现放缓甚至停滞不前，创新率降低，企业经营困难，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接踵而来的时候，说明目前的技术-经济范式增长潜力已经释放完毕，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来解决，所以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每一次技术革命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都会产生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而新一轮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需要社会-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来适应和匹配。在此，笔者将技术-经济范式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整体范式，它的变革代表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技术、金融、组织惯例以及整个制度的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由三个子范式构成，分别是技术-金融范式、技术-制度范式和金融-制度范式(如图1所示)。技术-金融范式是技术-经济范式三个子范式里面的主导范式，技术-金融范式的演变是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动力之源，而技术-制度范式和金融-制度范式作为其辅助范式的存在，辅助技术-金融范式的转变，进而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

图1 技术-经济范式及其子范式

1)技术-金融范式。技术革命的爆发和新技术范式的形成都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如果没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就不会有历史上发生的数次产业革命，正如熊彼特所言，信用制度以这样或者而那样的形式发挥了关键作用[1]。而新技术范式的形成同时也会促进金融创新，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以适应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行业的特性以及扩散。本文将这种技术和金融的相互演进模式称为技术-金融范式。在技术-金融范式中，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及相互演化，当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之间形成正反馈的协同演化并实现向上螺旋式上升的时候，二者向着更高层次的结构有序演化。历史上的五次技术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金融范式的不断演进，没有现代银行业小型和中短期的信用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爆发；没有股份制融资机制就没有运河和铁路时代的来临；没有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就没有钢铁、电力等现代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没有产业金融资本和分期付款购买体系就很难实现大规模制造；没有现代风险资本，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可能要晚出现很多年。同时金融领域也是不断采用新技术实现金融发展的，从电报、打字机、信息技术到最前沿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金融发展形态由传统的银行转变为现代技术驱动的金融科技，技术在金融发展和创新中已经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充分说明了技术和金融是不断协同演进的。

2)技术-制度范式。纳尔逊等[14-16]强调，技术创新内嵌于各种制度结构，形成了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与约束力，制度创新也面临着技术系统的选择作用，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制度的创新不断适应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同样不断拓宽制度的约束和边界，本文将这种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进模式称之为技术-制度范式。要使技术革命真正全面开花，就需要许多细节如次生技术(sub-technology)、制度安排和结构一一得到解决，它们会让制度适应新技术，也让新技术适应制度安排。佩蕾丝认为每次技术革命都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互动转型过程，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种转型不仅包括重新设计出整整一系列制度-包括政府、金融管制以及教育，而且包括对社会行为和观念加以修正，正式由于重新塑造了与技术革命相适应的环境，“黄金时代”才得以出现[9]。在几次技术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制度范式的协同演进，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相应的制度创新是专利制度；第二次技术革命主要是机器工厂制度；第三次技术革命主要是现代公司制度；第四次技术革命主要是研发企业内部化以及政府采购；第五次技术革命主要是风险投资、科技孵化器、虚拟组织、纳斯达克等等，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每次技术革命其实也是制度革命。

3)金融-制度范式。金融的发展主要为经济增长服务，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会有不一样的金融体系，这原因在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与金融发展相关的制度发展不一样。不同的制度会产生不一样金融资源配置效果，造成不一样的金融发展水平，而金融的发展同样会拓宽制度发展的边界，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过程。本文将金融发展和制度共同演进的模式称之为金融-制度范式。金融发展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演化是基于技术-金融范式和技术-制度范式的演化而演化，脱离了技术创新，金融和制度的演化必然会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金融-制度范式在整个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中起到辅导的作用。在实践中，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制度因素有以下几种：一是产权，在产权容易受到侵犯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不仅企业家不愿投资,而且也不愿进行外源融资,这就会严重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明晰、安全的产权制度是金融发展的前提；二是法律制度，要实现一国金融的发展,关键就在于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以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权利；三是监管制度，市场失灵总是存在，因此必要的监管制度是金融发展的提前条件；四是社会文化，研究表明[17-19]非正式制度安排如文化、信用以及道德等私人秩序在金融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2 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

基于前文的研究和分析，将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第一部分分析技术-经济范式及子范式之间的互动机制，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范式之间的互动具体化，分析科技进步、金融发展、制度演变及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2.1 技术-经济范式及子范式的互动机制

赫尔曼·哈肯认为协同作用是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者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的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的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的结构[20]。在技术-经济范式的三个子范式互动中的信息、资源和人才交流使得三者发生协同演化，并产生协同效应。佩蕾丝提出一次发展的巨潮(great surge of development)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9]。一次发展巨潮的完成也是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一次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最初发生在技术-金融子范式，技术创新最初发生在某个或者几个部门，前一范式的企业越来越接近耗竭，创新轨迹消失，利润减少，生产率和市场停滞，而新企业则获得超额利润、增长的生产率和快速的市场渗透能力，新技术吸引了众多企业家以及大部分金融资本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然后，新技术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支持下从一个或者几个部门扩散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个范式为平均生产率和质量设定了新的、更高的标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将对技术革命的潜力进行充分的吸收，并将所有部门的经济都提高到那个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上，但是这种潜力的吸收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需要在投资模式、组织模式、社会思维甚至相关社会制度上进行大量配套改革[9]。这些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吸收新技术带来的增长潜力，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当这种转型完成之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式形成。在整个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变中，技术革命是整个范式演变的出发点，当原来的技术增长潜力释放完毕之后，新技术在金融资本的支撑下，形成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相关的社会制度也随着新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变化，直到这一范式潜力的终结。由此可见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演变依赖技术-金融范式、技术-制度范式和金融-制度范式不断协同演进。

2.2 科技进步、金融发展、制度演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基于前文的范式层面的互动机制分析，提出如图2所示的科技进步、金融发展、制度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在图二中存在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技术、金融在企业家的作用下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另一条是经济增长对企业、企业家、政府及金融市场的反馈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经济增长路径，具体作用机制如下：政府部门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行大量投资，企业家们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下通过自己企业研发投入或者通过科学技术市场交易获得新技术，新技术的增长潜力吸引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本，并在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进行商业化过程，创新创业企业在技术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随着新产品的不断普及，新技术也逐步扩散，从一个部门扩散到几个部门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不仅带动了整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行业的产业升级，同时也引发了相关制度的变迁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这个适应新技术的制度变革过程是长时间社会阵痛过程甚至是过去社会的撕裂，但随着制度变革的完成这种新技术的爆发最终会促进经济的新一轮增长。经济增长的反馈路径具体作用机制如下：新技术商业化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反馈到各个部门，首先经济增长会时企业的销售收入增加，利润增长，企业家在超额利润的推动下持续加大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以创造持续的超额利润，同时产生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新的创业者加入；其次经济增长带动的新技术-财富效应会增加金融市场活力，让金融主体更有动机采用最新技术以降低创新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同时经济增长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增加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经济增长会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这会促使政府对于创新企业和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这一整个增长和反馈过程都会不断的和社会制度协同演进，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图2 科技进步、金融发展、制度演变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3 总结及对策建议

3.1 总结

经济增长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哈罗德-多马的资本累积理论，索罗等人的外生技术增长理论，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几个阶段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不同时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机制，从最初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由原始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变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转变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变化，更是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现代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演变。本文基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和并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概念提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并提出技术-经济范式是由技术-金融范式、技术-制度范式以及金融-制度范式组成，三者的互动引起整个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本文的分析框架对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引进式”技术进步的方式，并基于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国家强制力实现对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领域的选择[21]。很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现在遇到了增长的瓶颈，比如经济发展对于自然环境的不可持续、产业附加值不高，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金融杠杆偏高等等，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慢慢消失以及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环境变的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国必须从政府主导推动的、以技术模仿赶超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向市场引导的、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新型增长模式。

3.2 对策建议

基于前文经济增长的范式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是新技术的扩散和充分吸收的过程。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基于本文提出的经济增长互动机制框架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处在转型期的现实分别从科研投入、制度创新以及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持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技术进步已经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达到1.76万亿元，占全年GDP比例超过2%，这个比例超过欧盟，从总投入比例上来看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我国的科研资金主要应用于开发商业相关技术，对于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偏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先进技术上都是模仿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就不能一直跟在别人后面模仿，需要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源头就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投入多、风险大而且不容易出成果，是一种典型的长期投资，同时基础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导致私有部门投入不足，所以需要政府部门财政投资，但凡科技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其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都是巨大的。对于我国目前来说科研经费应当适当从应用研究领域偏向基础研究领域，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大量投入才会产生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建立产业竞争优势。除了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之外，我国还存在科研经费浪费以及科研腐败等现象，科研经费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导致科研腐败已经严重影响了科研成果的质量[22]，因此在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的同时还要加强科研经费的监管，让科研投入产生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2)积极稳步推进相关制度创新，为创新创业铺平道路。技术进步、金融发展以及制度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金融发展都需要制度相应创新与之匹配。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现在主流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创建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依据这一现实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首先，加强产权保护。产权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基石作用，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其名著《资本的秘密》当中认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制，而这个机制最重要的就是有效的产权制度，可以说没有产权就没有现代经济。在技术创新中最重要的产权就是知识产权和企业家的财产权，知识产权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模仿不需要付出代价，那将导致无人创新，同样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就没人去创业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其次，创新对创业企业的政策扶持制度安排。美国硅谷很早就形成了完善的创新创业体系，其形成与当时具体环境相关，对于我国借鉴意义不是很大，但是以色列的创新创业从无到有也仅仅20几年时间，在这个过程政府政策支持是以色列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力，主要表现在1993年以色列政府推出的“YOZMA”计划，如果一家科技公司获得了风险资本投资，政府将为其提供相同的配对资金支持，还有就是2005年推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计划鼓励民众创业。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创新企业数量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说明政府在创新创业中的制度安排意义重大，对我国创新创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最后，完善创业投资的退出机制。创业投资要通过退出来实现价值，实现效益。目前创业投资主流的退出方式包括：IPO、并购转让、新三板二级市场转让等等，这些退出方式以IPO和并购转让收益相对较高，但是目前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还不够成熟，IPO面临不小的时间成本，而并购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较高的撮合成本，目前主要方向应该是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便创新创业企业进行合理定价，同时提高上市企业市场流动性，从而拓宽创业资本退出渠道。

3)构建全方位的创新人才体系。现代经济发展的竞争是创新的竞争，而创新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在技术-经济范式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领域，技术创新包含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产业化的整个过程，而金融创新可以嵌入到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中，推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主体都是人，构建全方位的创新人才体系的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迫不及待。构建全方位创新人才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快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直接引进人才免去了培养的过程，是创新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小的方式。引进人才除了为他们提供现代科研、薪酬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等硬件设施以外，更重要的是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尊重人才的文化环境、健全的法治和市场体制等软环境的建设。第二，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最重要的是从教育着手，改变目前僵硬的教育体制，走真正的素质教育之路；其次创造容许失败的环境，容许学生发挥自己的好奇心，尝试新事物；最后是将创业教育贯穿到学校的通识教育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精神。第三，引导大学生毕业生往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单位就业。我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连续三年达到700万以上，人才供给量充足，由于一直以来我国存在的权力本位现实，导致很多优秀的毕业生都往政府部门去了，但是政府部门并不创造经济价值而是分配价值，这就造成了很多企业家才能流失，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权力本位思想，相应提升科研人员、教师及企业家等社会主体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引导人才往创造社会价值的部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