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武 陆文荣

[摘 要]本文基于问卷数据明确了城市农民工同乡会的存在形式。城市化水平相对高的城市，同乡会具有显著的个人化、男性化、年轻化、高学历化以及白领化特征。城市化水平低的城市，同乡会成员依靠亲戚关系与同乡关系，通过“亲密的感情型交往取向”，而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同乡会成员则依靠朋友关系、生意伙伴以及其他关系，通过“亲密的功利型交往取向”适应城市生活。研究发现由城市的公有制经济特征与私有制经济特征的差异所致。

[关键词]城市化水平;同乡会;存在形式;大庆市;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20）04-0067-14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陆续来到城市务工，即所谓的“城市农民工”。该群体的数量，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1.21亿人和2.21亿人，而2016年进一步增加为2.45亿人[1]8，短短的十六年间竟增加一倍之多。由于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产生的乡城流动，且不说第一代农民工，甚至第二代农民工也大多依靠亲戚、邻居等乡土网络。但是，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学历低、缺乏技能，流入城市后，大多从事相同职业且处于社会底层，并形成诸如北京的“浙江村”[2]39与“河南村”[3]73、深圳的“平江村”[4]112这样的聚居区;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学历较高，拥有一定技能，流入城市后，虽然也大多从事相同职业，但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另外，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由于近十五年来城市空间的扩展以及“村改居”的改造，很难形成聚居区，而是散居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再者，尽管流入城市的目的，因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家庭状况等因素而不同，但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则是无需验证的事实。

关于这一社会群体，国内学者已从职业流动[5]93、社会网络与求职就业[6]11、聚居区[2]30、社会融合与市民化[7]68[8]128等方面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对于该群体的群体特征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把握。但是，对于该群体中出现的同乡会，却还没有给以充分关注，而这一问题正是进一步认识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

所谓同乡会，就是流出地相同的城市流入者以乡土情感为纽带结集而成的凝聚力强的社会群体，该社会群体不同于同乡们的日常交往，而是随着同乡间社会交往的加深，呈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群体名称、制度规范、角色分工、紧密网络等），并且得到群体内外成员的广泛认同。对于目前我国城市中出现的同乡会，比如：数量、存在形式、传承机制、地区分布、群体分化、演变倾向等，需要全国性的社会调查才能明确，而非个人能力所及，因此上述问题至今尚未明确。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农民工同乡会的存在形式作为研究主题。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而存在形式是指同乡会的群体结构、社会关系和交往取向。

迄今，国外学者就城市化背景下同乡会的存在形式做過研究。其中，在城市化对于群体结构的影响方面，松本通晴于1986年调查了日本城市中同乡会的群体结构，同乡会成员来自于交通闭塞，且生活水平低下的山村，而流入城市则是具有后工业化城市特征的东京市和大阪市。调查发现：（1）同乡会成员主要由个人组成，且以第一代城市流入者为中心;（2）同乡会成员中，中高年占二分之一，而青年极少参与;（3）近30%的同乡会主要由男性构成，男性与女性各半的同乡会接近60%，而女性为中心的同乡会极为少见[9]21。另外，福希特（J.T，Fawcett）等学者对于美国芝加哥市的同乡会研究发现：同乡会主要由男性以及男性高龄者构成[10]154。

在城市化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方面，松田素二1983年调查了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的黑人农民的同乡会成员的社会关系，调查发现：在196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同乡会成员并没有脱离乡村部族形成的感情性、凝聚力强的血缘、地缘关系[11]29。桃原一彦1993年分析了由日本冲绳流入到工业化发达的关东城市圈的冲绳人同乡组织，分析发现：在1920年至1979年的五十九年间，虽然关东城市圈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组织成员始终维续着出身地已有的紧密的血缘、地缘关系，同乡组织并没有解组[12]37。

20世纪60年代，南非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迈耶（P.Mayer）分析了城市化发展对于同乡会成员交往取向的影响，调查发现：来自同一乡村的同乡会成员，因乡土情感的强弱而分化为两个群体，并形成不同的交往取向。其一是拒斥城市文化，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乡土意识，社会交往局限于同乡之间，因而形成规模小、密度高、重复性强的紧密型关系网络;其二是接受城市文化，并培育了浓厚的业绩意识，社会交往已扩展至同乡成员以外的城市本地居民，因而形成规模大、密度低、选择性强的松散型关系网络。迈耶进一步研究发现：与第一种交往取向相比，第二种交往取向更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很快适应城市生活[13]280。

国外学者的研究说明：（1）城市化发展将导致同乡会成员的男性化、高龄化;（2）城市化发展将强化同乡会成员间的血缘、地缘关系，进而以“抱团取暖”的形式适应城市生活;（3）同乡会成员的交往取向因流入城市后秉持的乡土意识、业绩意识而不同。

那么在我国，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同乡会的存在形式又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本文将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的、来自同一山村的同乡会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分析三个问题：（1）同乡会的群体结构是否存在差异？（2）同乡会成员为了适应城市，如何利用社会关系？（3）同乡会成员与同乡会以外的人们如何交往？

本文具体分析的同乡会是古城同乡会，并所选择的城市城市化水平显著不同的黑龙江省大庆市和浙江省义乌市。下面，首先阐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社会概况以及大庆市与义务市的古城同乡会概况，其次运用调查数据，依次明确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