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亮

30多年前，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那时候，学校五间瓦房，两排土墙，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且经常更换。

李老师的家在邻村，负责我们教室里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全部课程。他早晨到校，下午放学后回家，中午在办公室生炉子简单做点吃的，整天忙得团团转，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新学期开学后，我的同桌两三天没到校，家里没钱交书费。后来同桌来了，他说李老师答应给他免书费。稍有常识的都知道，书费是免不掉的，肯定是李老师自己拿钱了。李老师教学有方，期末考试，我们从原来的六七十分一下子考到八九十分。

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是我的父亲。他们两人一块儿上课、研讨、开会、管理学校的大小事务，搭档差不多五六年，直到学校撤销。这也是村里小学唯一仅有的搭档时间最长的老师。父亲是民办教师，学校撤销后就回家务农。李老师去了邻村的学校。处在中年的李老师和父亲，虽然工作分开了，但李老师每次路过村里，都要到我家坐坐。父亲沏好了茶，摆好了烟，两个人开怀畅谈，父亲和母亲已把他当作哥哥一样尊敬。有一次，母亲当着李老师的面跟我说，以后不要喊老师了，直接叫大爺就行。就这样，李老师成了我的纪春大爷。

后来慢慢知道，乐观开朗的纪春大爷的妻子因病去世，但他从未流露出对生活的任何失望，端坐在我家堂屋圈椅，浓黑的眉毛下忽闪着小眼睛，嘴里吧咂着香烟的余味，时而咧着嘴角绽放出随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