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炜

财政体制改革一直被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高度定位。党的十九大强调：“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1]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这一目标任务。财政体制方面的改革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中之重，县级财政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全面深入推进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大数据时代的飞速发展对县级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大数据时代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的价值意蕴

（一）从时代发展大势来看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全新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数据技术与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财政领域也深刻地感受着大数据时代下的巨大变化：除财务数据外，财政还涉及大量的业务数据，分散在税务、金库、银行、海关、预算单位等多个地方，涉及社保系统、金库收支、税收征管等不同方面。大数据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建立起大数据财政理念和思维模式。[2]大数据时代，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优势和技术打通“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的质量和效益。

（二）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发展来看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年）的“统收统支”;二是1979～1993年分灶吃饭阶段的“包干制”;三是1994～2013年的“分税制”;四是2013年至今在“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要求下深度调整的“分税制”。[3]新时代新形势下财政已从经济范畴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的高度，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各个领域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满足公共需要、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分配和经济发展转变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4]国家明确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定位;明确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体制的基本遵循;明确了构建能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目标。县级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重要定位、紧扣基本遵循、扭住总体目标，推动县级财政体制的改革创新。

（三）从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任务来看

“郡县治，天下安。”县级政府是经济繁荣、民生康阜、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级财政体制也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基础性制度。我国县级财政于1953年开始独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完全依附于上级财政到有较强的独立运转能力。这一演进过程表明我国财政体制在不断健全，也表明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不断变革和健康发展。2019年5月，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财政大数据应用的实施意见》要求各部门推进财政大数据应用，以支撑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国家第一次对财政大数据的应用从顶层设计层面做出要求。在县级财政体制改革中充分利用大数据，通过现代网络和数据处理技术，了解当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技术创新、诉求表达等情况，从而使县级财政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让财政体制改革更好更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大数据时代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面临的四大壁垒

（一）利益多元壁垒

一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在事权和财权划分上需进一步优化。中央政府更多是从宏观上把控全局，维护政权稳定，寻求社会总产出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长治久安。县级政府则需要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财政体制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和繁杂的社会事务大包袱。[5]县级政府受制于各种困境，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二是县级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县级政府的终极目标是使民众福利最大化、人民利益最大化。如果不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能彻底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本末倒置，根基不稳。三是县级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需进一步平衡。从政治利益来看，多数县级政府官员有晋升的动机和意愿。从经济利益看，县级政府对经济管理事务的决策和深度参与为县级政府官员追求私利最大化创造了机会。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目标有时候可以统一，但有时候也会互相冲突，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6]

（二）数据信息共享壁垒

一是数据信息共享程度不高。近年来，大数据信息共享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对大数据的价值和应用，政府、学界、产业界等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大数据信息共享的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大数据技术在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二是政府部门之间数据信息共享力度不强。县级各部门、镇街、企事业等单位仍然囿于传统观念，持独善其身、各自打扫门前雪的态度，加上财政数据一般具有政治敏锐性，“自我封闭”“数据割据”和“信息孤岛”的现象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使理想中的财政大数据互联互通的构想难以有效实现。三是数据信息共享渠道畅通不足。我国开展了金税、金关、金财、金審、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农、金水、金质等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工程，[7]目的是畅通渠道，让部门间通过统一平台进行数据信息共享和交换。但这些方式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仍然相差甚远，财政数据信息共享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三）数据信息安全壁垒

一是数据信息安全保密意识不够强。近年来，国际国内互联网黑客肆意入侵网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更是有预谋有组织地对我国的网络进行恶意攻击，严重威胁着我国的数据信息安全。财政关系着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稳定，其数据的安全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然而，越往基层，人们的安全保密意识越差，很多人抱侥幸心理，甚至认为保密工作离自己很遥远。二是难以甄别数据信息的真实度。随着大数据的不断推进，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一方面，超大规模的大数据的使用安全更难以保障;另一方面，要从海量的数据里选出可信度高、针对性强、实用性大的数据不是件轻松的事。三是难以界定数据信息的保密程度。财政数据和信息除了少部分可供公众查询，相当一部分数据属于保密信息。

（四）专业人才壁垒

一是数据信息有效利用率低。县级财政面对海量信息无从下手，守着大数据信息這一“百宝箱”无可奈何，导致数据信息得不到充分开发利用，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运用大数据的能力不足，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二是对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有效运用财政大数据，要求相关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既要熟悉本单位财政业务和需求，又要懂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和大数据技术。但在县级层面，严重缺乏这一类人才。三是培养此类人才需要较长时间。财政工作专业人员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进行专业培养。

三、大数据时代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改变思维模式，引领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

一是树立大数据思维。思维决定行为，意识决定认识。有关部门可建立学习培训长效机制，通过继续教育等形式，加强对财政人员的培训，通过单位的组织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逐渐培养财政人员的大数据思维，改变财政工作人员以账为本、从账到凭证的传统财政思维模式。二是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通过大数据了解真实的民社情民意，掌握不同民众的偏好分布，更加科学高效地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顺应民意，让普通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行符合民众期盼的县级财政体制改革。三是树立正确政绩观。县级政府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了解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更容易剔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制定最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政策，落实行之有效的项目等，不盲目、不盲从。

（二）高效使用大数据，科学推进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

一是加快构建数据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依托互联网、云平台等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财政大数据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实现各相关部门数据的深度融合、达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分析、融合、挖掘、利用，高效推动县级财政体制改革。二是紧紧抓住数据的采集分析这个“牛鼻子”。大数据时代，必须强化“数据为王”的意识，才能体现大数据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产的价值。三是进一步利用大数据平台加强财政信息公开。越公开、透明就越能体现一个制度的优越性。通过财政信息的公开，让社会各界了解本地区财政运行状况，加强对财政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运行效果的评估，使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升级。

（三）强化大数据安全，筑牢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安全屏障

一是探索建立大数据保密制度。因财政公开的财政数据是各级政府、各单位财政收支元数据，都是涉及国家财政的安全以及各类国家重大战略的财政信息，必须保障数据安全。相关部门会同司法、执法和其他相关部门探索建立共同遵守的大数据保密制度，严格把关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避免人为泄密。二是规范财政数据使用管理流程。一方面各单位通过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对各类数据实施管理;另一方面由县级政府牵头制定统一规范的大数据交换分享流程，严格把控每个环节。

（四）加强大数据人才培养，夯实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多次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大数据时代推进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主要需要两类人才：一类是复合型人才，既熟悉财政政策、有财政管理和对大数据的运用管理的经验，还能掌握数据挖掘、分析等技术层面的技能，具备能综合多个视角制定行之有效的计划、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这类复合型人才是当前需求量最大的。另一类是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能力直接决定大数据的挖掘、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财政改革创新的最终成果。

县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在“人才”上狠下功夫。一是将大数据人才引进纳入同级党委组织人社部门的人才引进计划。建立符合财政工作特点的大数据人才引进专项保障计划，提高普通人才引进和高层次人次引进在安家费、住房补贴、家属安置等方面的待遇，确保优秀人才引得进、留得住。二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针对专业研究财政政策、做大数据分析等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增加奖励项目，提高奖励标准和比例，增强其职业荣誉感、提高身份认同度，增强岗位吸引力。三是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县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知名专家的合作，组成专业顾问团，形成结对帮扶机制，打造“大数据—财政”智库，为提高财政数据分析效率提供智力支撑。四是加大对人才的培训培养力度。组织相关人员到高校、专业培训学校学习大数据挖掘应用、财政专业等知识;组织到应用大数据推进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做得好的地区考察交流学习。

基金项目：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2019年度校（院）级一般课题“大数据时代区县级财政体制改革创新研究”（项目编号：CQDX2019B—03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G].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33.

[2]龚浩，任致伟.新中国7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逻辑主线与核心问题[J].改革，2019（5）.

[3]连家明.大数据时代财政信息化建设回顾与前瞻[J].地方财政研究，2017（12）.

[4][5]李金龙，武俊伟我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路径依赖的困境及其消解[J]，2016（9）.

[6]张永森.中国县级财政体制及其改革研究[D].2018年7月.

[7]余宜珂，袁建国.大数据在我国税收领域的前景和挑战[J].税务研究，2017（2）.

作者：中共重庆市大渡口区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