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汣霖

1867年，清廷组建了第一支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美国人蒲安臣被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副手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二十余人。

此次组建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商议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

中国皇帝派一个洋人出访各国，让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蒲安臣本人也很震惊——在清廷正式任命前，他并未收到任何明确暗示。

而清廷之所以如此，源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欧美各国应互派使节。但多年来，派常驻使节一直是欧美各国单方面的行动。

清廷的毫无动静是一种“鸵鸟政策”。不向欧美各国派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华夷外交强调的是“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而近代外交强调的是各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回避了礼仪冲突，似乎传统的华夷秩序就能继续维系。

此外，清廷还一直软性抵制欧美使节觐见皇帝。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让欧美使节下跪，又不愿放弃彰显“天朝荣耀”的华夷秩序，只好以皇帝年幼为由，将接见欧美使节一事尽可能地往后拖。

1867年，为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清廷需要派个使团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但又不愿因此丧失“天朝荣耀”——使團到欧美势必采用欧美外交礼仪，而这势必影响清朝皇帝以何种礼仪接见欧美使节——欧美使节常与清廷交涉此事，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清廷为坚持跪拜之礼已拖延了10年，不愿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