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恩鹏

让我们再看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脑袋》：

整个晚上，耳朵里装满奥迪安剧院的音乐、阿斯托尔广场的演说、马路转弯处的汽车噪音和玉米饼贩子凄凉的叫卖声，做梦者面对着书桌上一叠纸，等待他写上长短句和十四行送给宠爱的女人。

什么长短句！什么十四行！抒情诗人的脑袋里是色彩和声音的大杂烩。他的头颅里回响着独眼巨人的敲击、洪亮的定音鼓颂歌、雄壮的铜号、清脆的笑声、小鸟的啁啾、拍翅声和亲吻的爆响，各种疯狂的复杂节奏。种种色彩挤挨着，像种在一个盆子里的许多不同的花，也像画家调色板上斑驳的油彩……

这是一章有着明显喻象的文本。“做梦者”与“抒情诗人”是同一个人。他在一个晚上想写一首“长短句”或“十四行”给“宠爱的人”，可是他的脑袋里无法除去众多声音的搅扰。那些声音庞杂拥挤，络绎不绝，惑乱了心绪。诗人以“声音”的混亂，来说明这是一个不适合写纯情诗的时代。一些纯真于人类情感的感受，早已经被日益躁烈的喧嚣击伤或毁灭。作为一个内心有美好愿望的人，是无法获得宁静平和的自由人生的。或者说，现代社会无法容许一个人有着美好的憧想了。它掳夺了人最本质的生存理想。脑袋，便不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被社会左右了的复杂的脑袋。人的脑袋成了被社会“戏剧场”或“舞台场”牵引的物件。

鲁文，达里奥让听着的、发出声音的同时呈现。印证现实生存之众生本相：一个吵嚷着的、冲突着的、戕杀着的生存艰辛和寻欢作乐的欲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