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背景，结合个人所参与的北京市“管理人员与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工作，以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瓜厂村为例，在阐述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内涵、内容与重点的基础上，分析了瓜厂村的现状与治理难题，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新途径。要坚持党的领导，健全管理体系;堅持扶贫先扶志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依法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监督机制。

【关键词】 进村入户项目;农村社会治理;和谐社会构建;新途径;瓜厂村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到21中叶，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方法诉求是依法治国，以及构建和谐社会。[1]

一、社会治理的概念及内涵

社会治理是基于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需要改变传统权利的运作方式，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推动公共管理权利的重新分配，促进政府作用和地位的自我调整。换言之，治理也是个人、政府、社会组织等一些部门或机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众多经验积累，发挥着推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等作用。[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西方的社会治理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方法，必须从国情出发，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积极探索接地气、有温度、合法规的社会治理体系，从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二、社会治理的内容与重点

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理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作为治理模式来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深入剖析当前国家的内部框架结构，从而高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服务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要把握好以下内容。

（一）公共管理权利重新配置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因此社会治理模式也需要多主体合作。通过协商合作、民主决策等，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

（二）完善各方利益表达与整合

社会治理不同于以往的管理模式，必须在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具备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的有机整合。因为社会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他们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分别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只有共同协商互助解决社会公共矛盾。同时通过商谈、协作等方式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建立问题防范机制，合理整合社会公共资源。

（三）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调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政府客观面对复杂环境，积极寻找解决方法与途径。而发挥群众智慧，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利用社会力量可有效助力政府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四）公民社会的培育与成长

社会治理的主体离不开人民，社会治理的发展更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与成长，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壮大与成熟。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公民及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智慧和作用。政府需加强法制建设，放权于社会，同时增加监督机制，让社会治理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体。

三、瓜厂村的现状与治理难题

（一）瓜厂村现状

通州区瓜厂村位于六环路的凉水河国际创新文化休闲廊道与京哈高速护城河生态发展廊道的交叉区域。村域面积88.95公顷，村庄建设用地18.94公顷。2019年初，常住人口625人，户籍人口570人，户籍总户数165户，其中90岁以上老人5人，60岁以上近300人，全村近70%为50岁以上人员，年轻人多上学工作后在城市定居。

此外，瓜厂村因历史问题、副中心规划和村内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现基本没有种植和养殖业。村内仅有2家濒临倒闭的民营小厂。村民主要收入为村委会每人每年2000多元生活补贴和股份制分红，以及各家闲置的房屋出租费。

（二）社会治理难题

由于瓜厂村无主导产业，村民老龄化严重，劳动力水平偏低。在自己宅基地上私搭乱建发展瓦片经济成了主要经济来源，人居环境整治与民生矛盾突出。2019年北京市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动员及拆除难度非常大。一方面来自村民经济原因，拆除违建就等于减少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是对人居环境认知不够。在拆除整治过程中，出现了老旧自来水管道破裂、污水处理、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可见，农村社会治理难度之大。

一是城市规划的过渡阶段管理滞后。北京郊区有不少村庄因功能转型面临拆迁，但又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耕地不足，又无法发展种植养殖业;人口老龄化、文化偏低，但又没有学习热情与动力等等。加之，政府规划建设压力较大，重大工程、重点民生工程都应接不暇，对待拆迁村或拆迁过渡村的投入和关注度相对较少。

二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带来系列问题。北京对种植和养殖业管理严格，高端环保的种植养殖资金投入较大、风险也较大。为此，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到城镇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随之而来，农村人口结构老龄严重，导致教育难以发展，看病医疗较难，养老配套不完善。

三是农民存在等政策靠拨款的思想。由于村庄建设和村容美化的劳动报酬不高，当地村民参与铺路、保洁等工作热情不高。既有长期不从事体力劳动，身体确实胜任不了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原因，也有等靠思想问题。

四是村务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在加强监督和巡察治理没有得到全覆盖时，基层因公权力监管不到位，曾存在过以权谋私、投票贿选等一系列问题。反映出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不够、法律意识淡漠、政治觉悟偏低等情况，确实存在村务管理混乱，治理威信下降等情况。

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新途径

面对基础农村发展与建设，如何唤醒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力量是关键。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必须以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前提，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求真务实推进治理创新，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生态。

（一）坚持党的领导，健全管理体系

社会治理理论表明国家不再是最高权威，它是多元制系统中众多成员之一，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治理主体，但治理的思想引领必须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治理体系中，党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党员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就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其格局中必须明确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扶贫重在扶志，治理重在人心

当前扶贫工作中的现实问题是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只有唤醒贫困户和基层农民的斗志，激发起他们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热情，才能增加其“造血功能”，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只有农民自身认识求人不如求己，才能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一个地区、一个社区、一个村庄，都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人文风俗、情感寄托、生活方式。因此，社会治理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拿来就用，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无法扎根落地。作为基层干部，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和农民打交道、唠家常、听意见，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多听群众意见，多向群众请教，多听取民声、多汲取群众智慧，知悉群众所需所想所盼。在真诚交流中把道理讲清、讲透，把困难和问题讲细、讲实，获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在制定政策方面，要多想想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多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想方法。

（四）依法协调利益关系，完善监督机制

在推动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党是执政者和管理者，一切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收入分配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将权利关在笼子里，让执政呈现在阳光下，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指导社会治理工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五、结语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人民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法制意识也不断加强。曾经以政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模式与农村社会发展依然不相适应，社会治理体系与模式需要更加多元化，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共同努力，通过群策群力、激发活力，从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11.

[2] 郭静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3：6-8.

【作者简介】

张林红（1975.12—）女，汉族，北京人，本科学历，政工师，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与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