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玮秀

青年毛泽东在求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是他“为学之道”的基本原则；不动笔墨不读书、质疑问难、积久而成学、自学收获丰、“游学”实践，是他“为学之道”的方法；学以致用，砥砺家国情怀，是他“为学之道”的目的。青年毛泽东的“为学之道”有着深刻的内涵，是当代读书人应当学习的典范。

为学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最初提到“为学之道”是在1915年6月寄给湘生的一封信中，信中十分推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通古贯今、中西兼备、博采众长的为学之道。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故毛泽东为自己定下为学的基本原则：“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毛泽东读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古今中外名著，报刊甚至地图都是他学习的对象。毛泽东在与好友萧子升的信件中经常交流自己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感想，还为萧子升开列了经、史、子、集77种书目。此外，毛泽东也遍读外国书籍。在长沙求学期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密尔的《伦理学》，以及世界历史地理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仅半年多时间，他看过的书就有几十种。

毛泽东主张“学积而博”，反对“有学而不精”，主张在“博”的基础之上对可以治世救国的良书进行潜心研究。

为学的方法

不动笔墨不读书。所谓“动笔墨”就是不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并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毛泽东有很多笔记，课堂听讲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录，选抄全篇文字有选抄本，摘录精要有摘录本。凡是他读过的书，他都会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将自己所思考的内容及时写下来，一是可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二是可以感受自己的进步。所以，“动笔墨”不仅仅是抄写、誊写，更是带着笔墨去留下自己的思考。

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同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告知“应者亦五六人” 图：石祯专

质疑问难。毛泽东十分重视与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1915年7月，在一封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提到：“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毛泽东认为在质疑问难的过程中可以开阔眼界、增加新的知识。1915年秋，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这表明毛泽东迫切想要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期盼能够交到像萧子升那样可以“策励我者也”的友人。

积久而成学。毛泽东对做学问有自己的见解，他在《一切入一》序中阐述了积累在为学中的重要性，认为“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正是认识到积累在为学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一刻也没有怠倦，将自己一天作息安排得满满当当：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一时运动。无论在何时，他都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一心只想着积累知识、增加学识。毛泽东强调的“以久制胜”便是读书、学习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如果拥有了这些品质“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

自学收获丰。1912年，毛泽东就学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由于对学校的课程安排和教育质量不甚满意，在半年的学生生涯结束后毅然决定从学校退学自行学习。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小学、中学乃至军营都有过自学的经验。由于读的书大多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加之毛泽东自律能力很强，所以自学收获颇丰。他有想要学习的热情，并且可以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往往比他人的效率高。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后，他仍然是以自学为主，从学校毕业后，还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0年6月7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信中强调自学和博学，提出：“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

“游学”实践。毛泽东十分推崇以“游学”的实践方式来提升学识、开阔眼界。他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中写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年，毛泽东对自己“游学”这一设想做了亲身实践。他与萧子升一道以“游学”的形式进行社会考察，从长沙动身，到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和社会风土人情，历时月余，行程近千里。毛泽东真真切切地用“游学”的方式去学习社会这本“无字之书”，除了锻炼筋骨，还收获了满腹感想。

为学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为学之道”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砥砺家国情怀。毛泽东17岁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给父亲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立志”对毛泽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1917年8月，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给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自己未来“立志”的方向，认为羡慕他人成功而追随别人的志向不能称之为“立志”，“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因此，毛泽东结合国家积弊甚深、国人思想陈旧的时局，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进而从根本上启蒙国人思想。可见，毛泽东将“立志”定位于将救国救民视为己任，担负起改变国家命运的责任，进一步强调了他学以致用的为学目的。

青年毛泽东所处的中国社会正值多事之秋，清王朝覆灭不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该何去何从是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之所系，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胸怀国家，苦学励志是他对自己的要求。1915年，当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愤懑地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深刻地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面临危难之际的忧思以及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的家国情怀。彼时的毛泽东感受到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大变革，未来中国形势严峻，国运多舛必然会需要大量栋梁之才为国效力，“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毛泽东将个人的学习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