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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潼南大佛寺特色文化在中华三教中的地位

2020-08-31徐林

西部论丛 2020年8期
关键词:历史地位特色文化价值研究

摘 要:潼南大佛寺自隋开凿龛像以来,经各代文化碰触融合,三教文化一直都有着其独特的一面。特别是潼南金大佛,佛首由佛家所造,佛身则由道家所凿,佛身妆金则是儒家所为。体现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之典范,显示了潼南大佛寺特色文化之历史地位。

关键词:特色文化;历史地位;价值研究

潼南大佛寺位于重庆市潼南城江西郊1.5公里的定明山下,因“大像阁”内依岩而坐有一尊18.43米高的弥勒佛而闻名巴蜀。弥勒坐佛自唐长庆四年(824年)开凿迄今,历经宋绍兴壬申年(1152年)、清嘉庆七年(1802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民国十年(1921年)和2010年共5次通体装金,至今光彩灿然。大佛寺的文化,一直都有着其独特的一面。2006年国务院公布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大佛寺三教文化体现

大佛寺三教文化的融合,不但从大佛的开凿、妆金和古建筑的排列布局及众多相关的题刻中可以窥见端倪,还从儒、释、道三教通力合作创造出世界唯一凸显东方文化特性的潼南金大佛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以下方面得到体现。

(一)潼南金大佛的开凿

宋碑载潼南大佛“高八丈,号金仙”,其头部为唐代时期的寺僧所镌,而其身则为道士王了知续凿于北宋末年,即公元1125年。覆护大佛的佛阁则为寺僧德修的舍缘并与道士蒲智用通力协作而完成,南宋1152年儒家冯楫舍俸为其全身妆金,故有“八丈金仙”之称。潼南大佛的开凿和佛阁的建造,经过僧、道几世的募化修葺,在完成此项巨大工程中,道士王了知于1135年猝然去世,为完成佛家之大业,为佛教的传播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继王了知之后,又有道士蒲智用的继承,直到将大佛像的雕琢和大像阁建造彻底完成。这尊庄严的造像,这座壮观的佛阁,无不凝聚着儒、佛、道三教的共同心血,是三教协作的典型见证。

南宋泸州安抚使冯楫所撰《皇宋遂寧縣剏造石佛記》[1](图1)称:“遂寧府外邑,曰‘遂寧。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舊號‘南禪。本朝治平年中(1064—1067年)賜額‘定明院。有巌面江,古來有石鐫大像,自頂至鼻,不知何代開鑿,俗呼爲‘大佛。”直到2012年大佛维修工程中新发现的唐代始凿佛头的题刻所记,才进一步明确了佛首开凿于唐穆宗李恒长庆四年(824年)[2],大佛头饰螺髻,面颊丰腴,慈眉祥目,具有佛家造像肌肉起伏与立体感强的特征,由唐代佛家所開凿。

图1-冯楫撰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拓片

碑记载“頭後有池,靖康丙午(1126年),池內忽生瑞蓮。是歲,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來,化邑人,命工展開像身,令與頂相稱……”。由此可见,佛身则由道家的王了知续凿于北宋末年,即钦宗赵桓靖康丙午(1126年)。而且,道士王了知是按照东方尚左的习俗,雕琢出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禅定印”,在南宋时期誉为“天下第二”,隐含着浓厚深邃的东方文化的大佛来,谌谓“东方佛祖”。

“主僧德脩於紹興壬申(1152年)仲春,遠來瀘南,告予:‘佛已成,閣已就,惟缺嚴飾,化予粧鑾,予遂捨俸以金彩粧飾。”大佛的通体饰金,则是由南宋大儒泸州安抚使冯楫所为。

从泸州安抚使冯楫所撰摩岩碑记中充分证实,潼南金大佛的开凿,佛首由佛家所造,佛身则由道家所凿,全身所妆金衣则是由南宋大儒冯楫所为。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在石佛的雕凿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是最有代表性,最具说服力的唐宋时期三教合一之典范[3]。

(二)大佛寺建筑布局

潼南大佛寺位于涪江右岸,沿江一字排列,儒释道三教建筑,以佛教为重心。其中佛教建筑、“正殿”、“前殿”、“观音殿”居中,其右侧为儒家建筑“文风阁”,即“鑑亭”;其左侧建“玉皇殿”,为道家建筑。佛家建筑者三,儒、道各一,佛家居中,儒、道分列两侧,一字排开,秩序井然;且前殿设僧房,居住僧人,玉皇殿后侧住道士,青云庵住尼姑。儒、释、道集于一庙,僧、道、尼一庙共生,从建筑的修造和布局来看,也体现出大佛寺三教合一的文化特性,是研究三教文化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4]。

二、大佛寺三教文化地位

潼南大佛寺集众家文化所长,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彰显出历史文化地位。

(一)大佛寺特殊地理位置

清代名臣曾国藩在潼南大佛寺前殿山门所题楹联中称:“境讶虎溪,一江绿水环净域:地称鹫岭,青山万点拥禅关。”(图2)

图2-曾国藩山门题联

潼南大佛寺的环境为什么会令曾国藩感到如此惊讶呢?

原来,这是潼南大佛寺的自然环境竟然与西方佛祖所居环境如出一辙。

从对联内容分析,上联中的“虎溪”,是指定明山下自西向东流经殿前汇入涪江之小溪,至今当地人仍称其为“虎溪”,又称其为“虎溪河”。在佛教典故中,“虎溪”却是另有出处。传说,释迦牟尼于灵山讲法,精彩的演讲,不但使众弟子如痴如醉,而且还吸引了不少飞禽走兽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就连吃人的猛虎,也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危险而跃过宽阔的溪河来听释迦牟尼讲经说法。这条溪河于是便有了“虎溪”之称。后来,凡是佛教禅院前面的小溪流,都泛称为“虎溪”。

下联中的鹫岭,“鹫岭”本指王舍城侧之灵鹫山,相传佛曾经居于此。其名因其山顶似鹫而得。此联中的鹫岭,是特指大佛东岩的特有环境。即是指在大佛东岩海潮音处岩壁的顶端,有似鹫鹰的怪石立于岩顶,故称“鹫岭”,当地俗称“鹰岩”。

曾国藩所写楹联是以写大佛寺周围与佛教名胜相一致,令人惊讶的环境及特有景物,来突出潼南大佛寺这座古禅院的佛界地位。西侧既有西方佛祖说法之“虎溪”,东侧又还有佛祖栖居之地的“鹫岭”,这些令人惊讶的体现佛家之净土的独有特征都汇集在这里。而且,前面又有涪江环绕,周围还聚集着上万座青山,簇拥着这座古刹禅林。从大佛寺西侧、右侧及前面、周围的环境来突出大佛寺的佛教地位特征。

潼南大佛寺,古称“南禅院”。据《潼南县志》、《遂宁县志》及在定明山巅古南禅寺所发现题书于脊檩上的墨书题记所载,位于定明山巅的古“南禅院”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年),有庙三层,自唐至北宋,一直坚持着佛教禪宗的清修理念,与其他宗教没有任何交叉纠结。自北宋末年建造大佛寺之后,定明山寺院就分为上庙和下庙。位于定明山巅的“南禅院”即上庙保守封闭,而下庙大佛寺却兼收并蓄,东西合壁,儒、释、道共生,僧、道、尼同庙,是一个极为开放的,三教合一的宗教道场,彰显出潼南大佛寺的文化特性。

(二)大佛寺特色文化的地位[5]

民国十年,邑人贾灵光在大佛正殿石柱题联“碧水绕金身,至秋月扬辉,玉龙焕彩,红岩拱翠,白塔飞霞,仙女七弦徹梓镇;黄罗开宝帐,看关刀演武,奎笔修文,救苦右随,观音左站,北禅千佛拜莲台。”(图三)

图3-贾灵光正殿题联

联句中“碧水绕金身”,“碧水”即碧绿的水,是指潼南大佛寺前的涪江,与曾国藩联句中的“绿水一江”一致皆指大佛寺前的涪江;“金身”指潼南金大佛。金大佛高18.43米,由唐代佛家造头,北宋道家凿身,南宋儒家妆金的弥勒佛倚坐像。“观音左站”,指大佛左侧建有观音殿供奉的观音菩萨,属佛教文化;“关刀演武”即大佛东岩的5号龛中雕刻有三国名将关羽,最初应是儒家文化,“奎笔修文”,是指南宋教育家、理学家魏了翁将“文凤阁”改名的鑑亭,即魁星阁,也属儒家文化;“仙女七弦”,指大佛左侧有“仙女洞”,洞中七仙女常常弹奏七弦琴,即今“石琴”,“救苦右随”指大佛右侧东岩的太一救苦天尊,同属于道家文化。此联句构思巧妙,情景融合。特别是将大佛寺儒、释、道三教集于一庙的特点奇巧地融入联句中,堪称佳联。对联中,以大佛为中心,左为佛家菩萨观音,右为儒家关羽及道家天尊、这是大佛寺摩岩造像布局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特征。此联将大佛寺儒、释、道三教摩崖石刻及建筑的布局反映在联句中,充分彰显大佛寺特色文化在三教中地位。

(三)大佛寺在川渝地区的影响[6]

大佛寺是潼南及西南地区儒、释、道三教文化传承延续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有着连接东西、承北启南的作用。大佛寺塔湾“僧侣墓”[7]群发掘出土碑文记载,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的常明上人,其死后也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1年)葬在潼南大佛寺。常明上人墓碑的发现对潼南甚至整个四川地区佛教事业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显示了潼南大佛寺当时佛教的兴盛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可见潼南大佛寺对川渝地区佛教的延续都有着重要作用。历代达官显贵、宗教信众视为朝圣之地。南宋大儒冯楫评价大佛“…吾蜀嘉陽大像名聞天下,此像亦其次矣,捨此則無有也…”;从而得出乐山大佛第一,“此像亦其次矣”,还为其捐重资妆金;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到任遂宁府知府住下县之时也拜谒大佛寺;明代按察副使的刘天明在为其作《游南禅寺记》称“望之二里之外,烟云磅礴,林樾蓊葱,轮光宇翚,矗屹聚落”,确是一处风景胜地。清代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瀚章、张鹏翮、大学士吴鸿恩,近代的冷天烈等都曾在此留下珍贵的遗迹。足见潼南大佛寺在西南川渝地区三教文化乃至全国的历史

地位。

三、结语

潼南大佛寺儒、释、道三教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金大佛的开凿,展示了三家的通力协作成果,创造出了我国乃至世界都属唯一的凸显出东方文化特性的“第一大摩岩金佛”,大佛寺才得以发展成为了集佛教、道教、儒教为一庙的综合性宗教道场。潼南金大佛堪称“东方佛祖”,潼南大佛寺融儒、释、道三家文化于一体,无愧于“中华三教道场”。充分展示了潼南大佛寺特色文化在中华三教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即刻于大佛殿内大佛像右侧石壁《皇宋遂寧縣剏造石佛記》,《潼南县志》亦名《南禅寺记》,南宋泸州知府冯楫所撰。

[2] 徐林《重庆潼南大佛维修中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第五版遗产周刊2013.6.28

[3] 徐林、姜冰《浅析潼南大佛寺文化之特色》-《文物世界》待刊

[4] 徐林、姜冰《浅析潼南大佛寺文化之特色》-《文物世界》待刊

[5] 徐林、姜冰《浅析潼南大佛寺文化之特色》-《文物世界》待刊

[6] 徐林《潼南大佛开凿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潼南大佛 》(内部刊物准印字NO36922)-2018年12月,重庆市潼南区大佛寺景区管委会-李洋述主编

[7] 《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潼南县塔湾院子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院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徐林(1961-),性别:男;民族:汉,籍贯:重庆潼南:大专学历;职称: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文史、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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