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礼乐与“雅、俗”观

2020-08-31孔德菁

西部论丛 2020年10期

孔德菁

摘要：中国“礼乐”文明在近百年来几经波折，在今天重拾“文化自信”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礼乐”文明的源头。本文从文献学、音乐学角度，辨明周邦的“雅”与“俗”以及“雅乐”与民间音乐的语言与音乐文化背景，这些文化概念皆与中古时期乃至今天的字面理解皆有所不同，我们应当看到先秦古人的真实精神所在。他们书写了以“德”为本，追求音乐与艺术的“美”与“善”，重视“乐”对王公、大臣与百姓的心灵、品性的陶冶。这样的一种礼乐人生与礼乐政治，是“天下大同”的“王道政治”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礼乐;雅;俗;雅乐;王道政治;文献学;音乐学

中国素来以礼乐之邦著称，自从周王朝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禮乐制度，将华夏文明推向顶峰，后世的王者、儒生几乎无不追思周之礼乐兴邦，每在建立新的政权之后，无不制定当朝“礼乐”，从而承续了“礼乐文明”。然而与儒者们盼望“制礼作乐”以恢复“圣王之治”不同的是，皇家与佞臣则往往利用概念日渐模糊的“礼乐制度”，将“雅乐”与民间“俗乐”划分开来，形成对立了两种音乐体系，用以彰显宫廷、皇族的特权。在隋唐，已经出现了严格的“雅乐”、“燕乐”与“俗乐”的划分。及至宋朝则在经学与史学的“疑古”之风盛行的同时，却将“雅乐”复古之风推向高潮，《风雅十二诗谱》便是此风潮的代表产物，却被朱熹所疑为“并非古法”[1]，为近代音乐史家杨荫浏先生、黄翔鹏先生皆论证为“不折不扣的宋代假造古谱”[2]。

辨“雅乐”

然而我们查遍古籍，知道在东汉以前并无“雅乐”作为宫廷仪式用乐的意涵出现，甚至并无“雅乐”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在这些记录先秦音乐文化的文献中，仅在《论语·阳货》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3]出现了“雅乐”二字，然而此处“雅乐”的词义与汉唐以后的“雅乐”概念迥然不同。

章太炎《大疋小疋说》上篇：“凡乐之言疋者有二焉，一曰大小雅，再曰舂牍应雅。雅亦疋也。”[4]所以“雅”在指音乐时，一则是指“大雅、小雅”，一则是指名为“雅”的打击乐器。随后，章太炎先生又说：“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大疋小疋说》下篇），又《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孔子的语境下，“雅言”之“雅”是指“周朝王畿”[5]。所以“雅乐”之“雅”与“雅言”之“雅”同是指王畿之内这一地域概念，“雅言”即为周朝王都所统一、使用的语言，而“雅乐”，则是指王畿之内所演奏的音乐，“雅”在地域上与“郑、卫之音”之“郑、卫”相互对应。本意在于代表不同地区的音乐，而并非区分是否为宫廷中的“仪式音乐”还是民间的“俗乐”，更没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宫廷的音乐就是“高雅”与民间的音乐就是“低俗”的含义。

在音乐的内容上，《毛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6]，在《诗经》的“大雅”、“小雅”中的诗篇中，“大雅”多为记述历代先王功业与国苦国难，“小雅”多为宴饮、农事、战争、劳役等题材。“雅”或赞颂贤王、贤政之美德，或为“变雅”以诉说苦难、讽刺时弊。“诗”、“乐”为一体，音乐内容亦是斥邪恶、赞美德。在《论语》中孔子提到 “郑声淫”，可以得知当时郑国的音乐与诗歌的内容多为淫邪之音。

所以孔子所言“恶郑声之乱雅乐”，是批判郑国多数音乐之不善，而欲保护周朝王畿之内“大雅”、“小雅”乐歌所体现的正直的品性。下文“恶紫之乱朱”，是从视觉上对“朱”为正色，对“紫”这样一种混杂了红蓝两色的颜色进行区分，不能将“偏色”当为“正色”;“恶利口之复邦家者”则是在政治上，不能将“奸佞小人”视作“贤臣”。此三段文意是完全呼应的，重在强调用乐、用色彩、用人在“德”与“政”上的正邪与得失。

“风”、“雅”、“颂”与仪式用乐

在孔子之谓“雅乐”与汉唐以后所以为的“雅乐”在用乐的场合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先秦的礼乐体系中，“雅”只是周王室“仪式音乐”的一部分，可用于燕礼、祭祀等多种场合。而越是近代的语境中“雅乐”几乎是等同于“礼乐”之“乐”与“仪式用乐”了。其实自隋唐以后所谓“雅乐”则多以祭祀为主要功能，而皇上平时宴请群臣、册封大典、军事大典等诸多礼仪场合，却往往用的是“燕乐”、“鼓吹乐”等并不隶属于“雅乐”的音乐[7]。而往往被称为“雅乐”的，却是俗乐，《旧唐书·音乐志·一》“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 [8]。在《诗经》中所记载多用于祭祀天地、先祖的乐歌却主要集中在 “颂”当中。

周朝的礼乐制度中，宫廷在礼仪场合所使用的仪式音乐也并不局限于宫廷、王畿，也同时大量采用了“乡乐”，也就是民间的音乐。在《仪礼·燕礼》中记载，“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关于燕礼，郑玄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 [9]《礼记·燕义》：“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10]。天子或者诸侯宴请群臣之礼的其中一个音乐环节就是奏“乡乐”，也就是《诗经》所记的“风”，在《仪礼》中记载着“国风”中《周南》、《召南》各三首乐歌。

在先秦的“礼乐”中，除了演奏“雅”、“颂”以外，也演奏“风”与“四夷之乐” [11]。周朝专门有采诗官一职，遍访各个邦国，采集民间乐歌，进行整理。《毛诗序》中，阐述了“风”的政治价值：“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6。此“上、下”关系在政治中是“君臣”关系，臣子们这些民间乐歌用来规劝君王，用一种柔和、富有美感的方式将民情报告给君主，或将君王的错误加以规劝。这种劝谏方式是“谲谏”，透过音乐、文学，以“情”来陈述故事，加以劝诫的方式，无论君王是否真有过失，都不会迁怒于“谲谏”的贤臣，而君王以此为鉴，反省自己的过失。这种收集民间乐歌来辅佐朝政，是在周王朝政治中形成体系与规模的《国语·周语上》[12]：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进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另一方面，君王用“风”这些采集来的民间音乐，挑选、整理出来，诸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评价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这样的中正、美好的音乐来教化百姓，用来规正风俗与人伦3。《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13]，先王之政治，不仅是令家国不受战争侵扰，百姓果腹，还有以“文”来“化成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王道政治的愿望。《礼记·礼运》9：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若真如后世颇为僵化的礼乐制度所呈现的，百姓间流传的民间音乐皆被认为是鄙俗之音，皆不得入庙堂，庙堂之上所有的音乐，百姓又皆不得聞、不得传习，那么君王如何实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呢？在周代的朝野之间是通过民间音乐来实现民情上传而君子之风下达的作用，可以说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之间的相互补充与融合，其实是具有弥足珍贵的政治价值。

周邦之乐的价值划分与唐宋雅乐的僵化

“雅乐”真正作为一个用来代表宫廷的仪式音乐的词的时候，应当是在东汉时期。在正史中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礼乐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14]。在先秦时期，“俗”这一词主要使用为“礼俗”、“风俗”，是形成的“风尚”，《说文解字》，“俗，习也” [15]，《礼记·学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9。“俗”、“雅”二字并无高下、对立之分，也非当今“雅、俗”之意。“俗乐”一词自隋文帝分“雅、俗二部”之后，才在正史《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中出现“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 [16]。因此，先秦时期并无“俗乐”这一概念与名词。

在周王朝的统治时期，以礼乐文明作为主流价值观，音乐价值的划分与辨别，并不在于“雅、俗”之分，民间音乐与宫廷的礼乐也并非相互隔离的。民间音乐的价值不仅没有被贬低，反而被赋予了积极的政治作用。

古代典籍对先秦特别是周的音乐大多称之为“乐”、“音”、“声”。《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声”泛指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声音现象，在描述音乐时，通常指未形成曲调的音符，在一些语境下引申为音乐;“音”则泛指形成曲调的音乐。《礼记·乐记》中子夏说“德音之谓乐”，“乐”则往往特指内容中正、美善的音乐。周的礼乐重视用乐之“德”与“美”来教化人心，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凡古乐动心，益乐动指，皆教其人者也。” [17]

在周王朝文教的影响下，以士大夫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中，存在“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与“大乐”、“德音之音”、“治世之音”的区别9。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道德、修养日渐堕落，以至于父子相残都屡见不鲜[18]，孔子叹曰“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新的音乐内容是“淫”而不“正”的，因此像“郑卫之音”这样的音乐有时被称为“新乐”，而“德音”、“大乐”有时被称为“古乐”。正如前文所述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旨在区别音乐所传达内容之“正”与“邪”、“德”与“淫”。

在隋朝，对音乐的价值判断受到了皇权与奸臣的严重干扰，朝野上下为“雅乐”的音律问题讨论了七年之久，最终竟然只用黄钟宫一个宫来奏“雅乐”[19]。《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相还为宫也” 9，原本周之“礼乐”是旋宫转调的，甚至在祭祀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月份，也会使用不同的律位作为宫音。再看孔子对礼乐的描述：“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3，可知周的礼乐的曲式也是有从慢及快，具有丰富的变化与色彩。无论从调式、曲式乃至音乐情感上，都是富有技巧与表现力的。而我们当翻开宋朝留下的《风雅十二诗谱》，《关雎》没有“关雎之乱”，也没有曲式灵活之变，大概也无法令孔子陶醉其中。然而在当时乃至今天，却被很多人所当作先秦“雅乐”。

唐代大乐蜀的乐师们在坐部伎演奏不好，就被调到立部伎，立部伎仍然演奏不好就改学雅乐，白居易在《立部伎》一诗中描述了这一情况[20]：

……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祇。欲望凤来百兽舞，何异北辕将适楚。工师愚贱安足云，太常三卿尔何人。

在丢失了对“德”与“道”的追求，丢失了“美”与“善”的标准，当“雅乐”成为皇权的象征与一些“腐儒”们对先秦礼乐形式上的肢解与片面的理解的产物时。平庸的乐工、单调而不赋予人性最光辉的情性与美感的“雅乐”，又如何能够“感天地、泣鬼神”？

在今天文化复兴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文明的源头，重拾“礼乐”文明的开端与初心。从文献中梳理先秦关于“雅”、“俗”二词的语境，知道“雅”、“俗”的含义在先秦是与今天的理解不同的，我们不应该以今解古，而是应当看到古人的真实精神所在。周代所使用的“礼乐”，有从民间采集的音乐“风”，也有士大夫所作的“雅”与“颂”。民间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为庙堂所用，周王室的君子之道又以“乐”的形式回馈百姓以教化民俗。在礼乐文明的源头中，书写了以“德”为核心价值，追求音乐与艺术的“美”与“善”，重视“乐”对领导群体与百姓的心灵、品性的陶冶。这样的一种礼乐人生与礼乐政治，是我们中华子女世代追求的目标——“天下大同”的“王道政治”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风雅十二诗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8

[2]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1981，P384

[3]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章太炎.大疋小疋说.[J]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 冯胜利.语体俗、正、典三分的历史见证：风、雅、颂[J].语文研究.2014.2

[6]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7] 黄翔鹏.雅乐不是中国音乐传统的主流

[8]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

[9] 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10]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

[11] 陈立《白虎通疏证·礼乐》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94.8 “所以作四夷之乐何？德广及之也……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顺命重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