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婷婷

摘 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近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史学思想评价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并不断推陈出新。综观各家，将涉及其新史学思想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归类，便于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进行参考，也有助于梁启超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评价

梁启超曾撰写《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强烈抨击封建史学，提倡“史学革命”，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推动了近代史学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认识愈加客观、全面。本文将回顾以往研究，并具体分析相关学术成果。既要肯定新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反思其中相关史学思想的局限、弊端，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肯定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积极意义

张昭军从文化史的角度剖析，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文明史，核心是专门史，并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1]。后来，张昭军在其另一文中又指出，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传播了文明史学的理念，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解答了如何研究文化史的问题[2]。

周祥森、谢想云分析指出，《新史学》发表后，梁启超建构的现代生存论史学思想及其包括的民族生存论史学、国家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三个表现形式及环节，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当今中国历史学家仍然生活在梁启超“新史学”时代，实践着梁启超的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3]。

黄敏兰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批判旧史和旧政治、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而且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关于“新史“的宏观构想、开创“史学史”新学科、建立新史学理论、探讨方法论等[4]。

曹小文在其文中分析指出，20世纪前后，梁启超的新史学通过批判“西欧中心论”和“正统论”，革新、发展进化论史观，尝试建构突出中国史的意义和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梁启超的世界历史观符合当时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5]。

陈永霞认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根本性质是民族主义史学，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与文明史，不仅是新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编纂体例方面对新史学的建构影响巨大，由此而建构的新史学能更好地展现民族主义的历史内容[6]。

二、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局限性的反思

胡锋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部著述，大加批判中国旧史学，带有较明显的政治色彩，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评价，有明显的不妥之处，最终导致陷入社会进化史观的误区，因而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是带有缺憾的[7]。

路新生在其文中分析指出，梁启超因受到严复式“线性进化论”的影响而提倡“史界革命”，他发表的《新史学》不仅彻底摧毁了传统史学，而且导致历史学特别是通史性、断代史史著“空洞化”，甚至是“人”和“人性”被漠视的严重弊病[8]。

谢进东撰文指出，梁启超对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反思并不彻底，对于进化史观，他只是再次界定了历史进化的内容，并未重新认定进化观念的合理性及可能性;对于历史因果律，他主要限定自然科学因果律在历史学中的适用范围，并将历史人为地分割成是否受自然科学因果律支配的两部分[9]。

杨艳秋认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认识和错误见解在于，过分强调史学的社会改造作用;片面注重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淡化了史学的求真性;承袭了进化论学说原有的缺点，片面強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信从源于西方的人种论[10]。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研究日趋丰富，从多角度、多领域等多种途径进行了深刻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关的研究方法、视角对研究近代其他史学家亦有所启发。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大胆批判和反思继承的治史精神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当今进行史学研究不应忽视的宝贵财富。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梁启超史学研究的一些缺憾和不足。

我们对梁启超的历史评价应该更加客观公正，探寻历史的真相，坚持论从史出，褒贬人物有理有据。在当时民族危难之际，梁启超的《新史学》猛烈批判传统旧史，抨击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推动了思想解放。但是他把史学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在方法上以偏概全，片面否定传统史学，而未能发现传统史学的长处，在理论上只是简单地将西方史学理论用来改造传统史学，而未能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论著。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新史学在当时为推动政治革命、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也要关注到从学术角度上讲，新史学思想有失偏颇，过分强调政治功能，对其后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引入，使我们能够愈发深入了解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然而，我们还需要更加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这就要求更多关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史料和史实的发现。在掌握了更多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认识也许会更加全面。

参考文献

[1] 张昭军.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J].史学理论研究，2010（02）：122-132+160.

[2] 张昭军.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J].史学史研究，2018（03）：54-65.

[3] 周祥森，谢想云.中国生存论史学的现代转化——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再认识暨纪念《新史学》发表110周年[J].史学月刊，2012（03）：93-105.

[4] 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J].史学理论研究，2000（01）：46-55.

[5] 曹小文.新史学：20世纪前后中国人心中的世界史——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J].学术研究，2016（02）：136-145+178.

[6] 陈永霞.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J].史学月刊，2012（05）：110-122.

[7] 胡锋.从《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看梁启超新史学思想[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1）：120-123.

[8] 路新生.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J].河北学刊，2013，33（05）：53-61.

[9] 谢进东.梁启超史学思维中的“现代性”理路及其邅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78-85.

[10] 杨艳秋.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J].齐鲁学刊，2015（03）：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