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

有这样一对夫妻，他们始于一见钟情，敬于人各有志，久于书信传情，终于地久天长……被誉为20世纪“柏拉图式马拉松爱情长跑”。如果爱情有模样，那么他们的马拉松式异国恋，大概诠释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一

书生意气，风华正茂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负责国文科目的阅卷老师是胡适，阅卷时，一篇文笔犀利流畅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关注，通篇阅读后，胡适给了满分，但按照总分排名，这位考生是无法被北大录取的，因为这位考生的数学一分未得。

胡适对该考生的才华十分欣赏，于是在招生会议上极力主张破格录取他。幸运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十分惜才的蔡元培校长，他听取胡适的主张，录取了这位数学零分的考生——日后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

罗家伦入读北大不久，就凭借自身才华成了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1918年，他与胡适合作翻译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给当时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冲击。罗家伦不负胡适慧眼，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还是五四运动的命名者，更是运动中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

五四运动之前，北京的八所名校共同推举北大起草运动宣言，北大的同学又共同推举罗家伦起草。于是，1919年5月4日的上午，刚从外面办完事回到学校的罗家伦被同学们推上了写字台。时间的紧迫不容他推辞，他于是大手一挥，写下简短却气势磅礴的180字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是宣言最后几句话，现在读来依然振奋人心，令人热血沸腾。

五四运动同年，在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罗家伦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有意思的是，罗家伦在《新潮》上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而这篇文章里的某些观点，竟与他后来的实践相悖了。

他在文章中提出，婚姻是一种男女共同的生活，所以必先有双方对彼此人格上的了解，反对因“一面爱”或者“照片爱”而结婚，但是他的爱情就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他的八年恋爱，有七年多是靠着照片缓解相思之苦的。

一见钟情，鸿雁传书

1919年12月，罗家伦前往上海开展学生团体串联工作，当时的他虽然貌不惊人，但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早已在全国学生团体中声名远扬。所以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集会上，他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会上，罗家伦激情澎湃的演讲再度点燃了学生的爱国热潮。在他发表演讲时，人群中有一个女学生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他，她就是上海女子学校的学生张维桢。台上，罗家伦热情洋溢地发表言论，台下，张维桢将他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看在眼里，听到耳里，也记在了心上。爱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演讲结束，罗家伦准备下台，台下的学生们拥挤着想过去近距离接触这位传奇才子。爱情的力量是难以言喻的，本来处于角落的张维桢居然挤到了台前，大声对着罗家伦喊道：“我叫张维桢，今后请你多多指教。”说完，她将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的纸条给了他。与张维桢的落落大方相比，罗家伦就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直男，几分钟前在台上还妙语连珠，这时却红着脸只会结结巴巴地说“好，好”。

罗家伦与张维桢就这样对彼此一见钟情了，在你来我往的书信中聊人生、聊理想、聊各自的生活小事、聊匹夫有责的国家时政，有时会暗暗透露自己的倾慕之意，有时也会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心意。

两人确立关系的定情信物也是特别的，罗家伦送了张维桢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暗示自己想与张维桢比翼双飞。张维桢看懂了罗家伦的心意，回赠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青春洋溢、笑靥如花。收到照片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出无限的愉快。”

1920年，被蔡元培举荐出国留学的罗家伦想在出国前与张维桢见一面，不巧的是，张维桢从上海转学到湖州读书，而罗家伦刚到上海就发高烧了，两人相距几百里，最终还是没能见面。张维桢不知道罗家伦到上海找她，直到收到罗家伦登船前写给她的信：“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已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

好不容易确立了关系却没能见上一面就相隔万里，张维桢心里无疑是失落的，但她没有放任自己沉浸在分离的忧伤中，她本身就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女生。早在读大学时，本名“张薇贞”的张维桢就自己更名为“维桢”，表示自己对传统女子贞节观念的不满和抵抗。独立如她，在与罗家伦分离期间，她一边期待着罗家伦的来信，一边阅读各式书籍充实自己。

1922年，张维桢被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录取，次年罗家伦到欧洲求学，俩人一度因为误会中断了联系。跟许多情侣分分合合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终究是爱到了骨子里，所以这一次的分开，让他们学会了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之后更是不敢轻易说分手。

罗家伦也曾从国外寄书给张维桢，有易卜生的戏剧、王尔德的戏剧等，就连如何阅读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两人的距离是远的，却在书籍上达到了精神契合。这些书均被张维楨一一妥善珍藏。

纸信伉俪，情定终身

被珍藏的除了书籍，当然还有书信，以及那些溢于言表的爱意。

在罗家伦给张维桢的信件中，他对张维桢的称呼，也从一开始的“维桢吾友”过渡到“维桢”，再到“维桢吾爱”，到最后爱意仿佛要溢出书信的“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如果说异地恋最大的考验是距离带来的不安，那么罗家伦在信中对张维桢称呼的改变，无疑给了她巨大的安全感。

在信件中，罗家伦会给张维桢介绍学校景观，会与她谈论国家兴亡，会与她探讨学术之道，但偶尔也会跟一般热恋中的男子一样敏感，他会在张维桢信件减少时发牢骚：“你近来少写信。想是你朋友很多，忘记在远方的人了。”他也会在收到她来信时兴奋激动地回信：“感激欢喜的心，不必我说。”除了敏感，他偶尔还会孩子气地与张维桢开玩笑说有外国女士给他送礼物，但是又不舍爱人真的不安，并在信末作解释只是嬉笑之词不必当真。

有人说，愛一个人就是做什么都会想到对方，罗家伦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1925年5月，他在游览展会时看到一条项链觉得很适合张维桢，就买了下来。不久之后，张维桢收到了一条项链，附带一张卡片：“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很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游览展览会的纪念，并作我想起你的纪念。”收到礼物的张维桢欢喜之心自是不必多说，而到此时，两人已经相恋五年，却只见过一次面。他们靠着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书信维系感情，互诉衷肠。

1926年新年，张维桢给罗家伦寄去了蜜枣和松子糖。而这份来自家乡的礼物，也让罗家伦加快了回国的步伐。同年四月，他写信告知张维桢自己打算回国。但此时，张维桢也申请到了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打算秋季入学。之前两人约好了在国外一起求学，现在张维桢好不容易可以出国，罗家伦却要回国了。

最终，张维桢还是决定出国留学，罗家伦也尊重她的决定。与此同时，决定回国的罗家伦没有钱运送他的书籍和信件等物资，张维桢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奖学金寄给了他。收到钱的罗家伦明白张维桢是在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坚守这份爱情，感动之余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祖国，拥抱他的挚爱。

1926年6月，罗家伦在张维桢的殷切期盼下踏上了回国的轮渡，经过一个星期的颠簸终于抵达上海，见到了心爱的她。但两人相聚的日子只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他们在公园约会，到黄浦江畔散步，偶尔罗家伦有个应酬还会主动与张维桢“告假”，且何时何地赴何人约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商务印书馆总编王云五请罗家伦吃饭，他特地写信告知张维桢：“维桢！倾回接王云五君请帖，约明晚七时在大东条吃饭，似不好意思不去。去则非九十时不能。想起和你在一起的快乐，又有减少，不高兴之至。”他不仅主动告知张维桢自己的去向，还表达自己对不能见到她的失落之情，他如此粘人的表现，倒是与他在外严肃的形象形成了反差。

在相聚的一个多月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互相托付了终身。1926年9月，张维桢前往美国留学，“纸信伉俪”再度拿起纸笔，靠书信互诉衷肠。直到次年，张维桢取得学位荣誉归国，二人才终于修成正果。

罗家伦和张维桢的爱情很好地诠释了一句话：你不是我没得选择的迫不得已，而是我千帆历尽之后仍想要的唯一。他们二人都见过了外面的世界，但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初心。

1927年11月，罗家伦与张维桢正式结婚，此时距离他们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八年，而在这八年里，二人真正相处的时间不到三个月。

婚后，夫妻二人各自发展事业，没有夫唱妇随的形影不离，但同样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婚姻，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家国情怀。

罗家伦在《是爱情还是痛苦？》一文中，曾借用严复的诗句表达自己的爱情观：“以伉俪而兼师友，于真理要有高识侠情，足以激发吾之志气。”罗家伦与张维桢的爱情完美诠释了这一爱情观，他们是爱人，更是知己，是一起做学问的挚友，更是风雨同舟的伴侣。

两人始于一见钟情，历经风雨却始终十指紧扣，然后彼此钟爱一生，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