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德

在徐州泉山区内，一条苏堤路纵贯南北，记载了“老市长”苏轼率民抗洪的动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

苏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修筑了三条“苏堤”。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且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免于涂炭。

苏轼抗洪大堤的原始走向

提起苏堤，很多人认为眼前的苏堤路就是北宋时期的抗洪大堤。这只说对了一半。苏轼在《奖谕敕记》中记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触山而上，皆清水无复浊流。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小市门”的地名最早出现在西汉，一直沿用到北宋以后，宋书《张畅传》记载：“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使至小市门，求与孝武相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与南门受之。”这段文字的背景是，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大军南下，包围彭城，但围而不攻，并互赠礼物，在城外谈判。太武帝登上戏马台，派人到小市门与孝武相见，并带去骆驼与一些礼品，双方约定，在南门受之。这段文字说明，小市门并不是南门，而是南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根据蘇轼《奖谕敕记》所说之方位，其位置应在戏马台东北方，南门以东200余米处。

“新墙门”是戏马台西麓的一个集市，周围有围墙。根据苏轼《奖谕敕记》所说的方位，应在戏马台西侧。

“南京门”实际上就是西门。北宋时期的商丘称为“南京”，徐州西门正对南京，又名南京门。

根据上述记载，宋真宗天禧（1017）年间，徐州南门外一度修建两条大堤，历经60多年，早已残缺不堪。苏轼采纳老人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这就是抗洪大堤的原始位置。那么，苏轼在《奖谕敕记》后面的另一段话如何理解？“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笔者认为，这段话是对前面所述在戏马台附近“昼夜杂作堤”的进一步描述，补充说明这条大堤的长度、高度与宽度。

有学者认为苏轼在同一时间组织民工修了两条大堤，一条在城外，一条在城内，显然是对《奖谕敕记》的解读有误。这样做，不仅时间不允许，人力财力、客观环境都不允许。苏轼在《奖谕敕记》中说，“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在城内修补城墙残缺所用之土取自亚父范增之墓东侧，就是现在徐州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又名土山，距离古城南门约两公里，在古代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从此处往城内运土，筑一条六里多长、高一丈、宽两丈的大堤，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当年苏轼在中秋节那天送走苏辙之后，就开始部署防洪，“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苏轼记）。重阳节，“南城门外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亚父冢以东的取土地点已经被水淹没，如何实施城内筑堤工程？

综合分析当时情况，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只能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同时修筑两条大堤之说，有待商榷。由此可见，现存的苏堤路，只有永安广场西北方的苏堤路，与原来的抗洪大堤基本重合。

东南长堤何所指

宋史《苏轼传》载：“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这里所说的东南长堤，是否就是当年苏轼所筑的抗洪大堤？笔者认为，既是，又不是。说是，因为“东南长堤”是苏轼抗洪大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大堤位于徐州古城的东南方，首起戏马台东麓，向东北方向延伸，止于古城南城墙东端。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5米到10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500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说不是，因为“东南长堤”仅是抗洪大堤的一小段，不是全部。如上文所述，苏轼所筑抗洪大堤，是根据乡亲父老建议，以宋真宗天禧（1017）年间的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高加宽。而“东南长堤”只是两条旧堤中的一条：“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反过来说，从戏马台东麓开始，向北稍东延伸，止于小市门外。小市门位于古城南门（今泛亚大厦）以东200米处。这一段大堤，从宏观上看，位于彭城东南方，“东南长堤”就是指的这一段大堤。

诸多历史资料对抗洪大堤的长度，所记完全一致：长984丈，高1丈，阔倍之。宋元时1尺合今31.68厘米，明清时1尺合今31.1厘米。按照北宋1尺合今31.68厘米的标准，984丈等于3117米，约为3.12公里。

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对照地图，以戏马台作为起点，首先向东北方画一条线，止于南城墙，这是抗洪大堤的东段，长度约500米，与总长3120米的大堤比起来，不足六分之一。如果认为“东南长堤”就是抗洪大堤全部，显然不妥。抗洪大堤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是西大堤，以戏马台西麓为起点，向西、向北画一条弧线，止于古城西门之北，这是抗洪大堤的西段。东西两段大堤合起来大约3公里，与史料记载大体相同。

从方位看，真正的抗洪大堤从南城东端到西城北端，在城墙外划了一个半圆，正如陈师道在《黄楼铭并叙》所言“附城如环”。仅用“东南长堤”四个字，无法概括其全貌。

如前所述，“东南长堤”是抗洪大堤的“命门”，是抗洪保城最关键的地段。“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这段大堤如此重要，处于龙头位置，用它代表抗洪大堤，也在情理之中。

苏堤路南段旧堤为何人所筑

沧海桑田，当年的抗洪大堤已变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徐州人亲切地称它为“苏堤路”。现在的苏堤路，南起云龙山黄茅冈，经过苏堤小区，向西北方向延伸，穿过淮海路，经过苏堤大厦，一路向北，止于故黄河南岸，全长3公里多。徐州不少人认为，现在的苏堤路，就是苏轼带领徐州人民修建的抗洪大堤。

这种看法说对也不对。说对，永安广场向北那一段，与原来的苏堤基本一致。说不对，永安广场向南一直延伸到云龙山黄茅冈这一段，不是原来的抗洪大堤，而是清朝徐州知府邵大业所修。

根据徐州府志记载，邵大业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徐州知府，当时，黄河自南宋时期人为决口改道之后，流经徐州城下数百年，徐城三面临近黄河，西北隅首当其冲，每逢大水，城如垒卵。在韩山附近虽有大堤，一旦被冲开，徐城难保。邵大业反复考察，找到苏公旧堤，在此基础上，南起云龙山，北到城北月堤，重修抗洪大堤。第二年大水，韩山堤被水冲开，因有新堤作为屏障，民恃此堤以无恐。复浚荆山桥河，泄水分流，有堵有疏，计划周全。邵公治徐7年，间有水患，均无大碍，百姓安居。乾隆皇帝南巡驻辇徐州时，考察这段大堤后，对其政绩赞赏有加。

邵大业所处的时代，徐州的山川地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防洪重点地段，已经从古城东南隅转移到西北隅。邵大业因地制宜，在今日苏堤路的旧址修建了新的抗洪大堤，为了纪念苏轼，仍然沿用苏堤的名称。原来的抗洪大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而现在的苏堤路，特别是从云龙山到永安广场这一段，与戏马台毫无关联。

不管苏堤的位置和走向如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苏堤所体现的抗洪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以民为本，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黄河改道流经徐州城下的600多年中，徐州诸多官员，继承苏轼的抗洪精神，治理黄河，造福于民。邵大业的前任潘季驯，也是一位心系黎民百姓的好官员。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明朝治理黃河的水利专家，被后人尊称为“世界水利泰斗”，其先后4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学习苏轼的抗洪精神，负薪十载，呕心沥血，经常深入工地，“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风露”，取得显著成效。在徐州故黄河东岸的石壁上，潘季驯治河图大型石刻，场面宏伟，气势磅礴，令人赞叹。

徐州的苏堤与杭州西湖苏堤相比同样有可观之处，遗憾的是知道的人太少了。清乾隆皇帝南下巡游，4次驻辇徐州，登山访古，怀念苏轼和张山人。乾隆三十年（1765）初夏，乾隆第三次来到徐州，当时邵大业任徐州知府，新修的苏堤已经完工。乾隆在邵大业的陪同下，视察新苏堤与黄河两岸，看到徐州郊外麦苗葱绿一片，景象喜人，挥笔留下绝句：“通守彭城闻昔年，长堤亦得号髯仙。涨波未到麦芒绿，绝胜西湖巷柳妍。”转眼250多年过去了，流经徐州城下几个世纪的黄河早已改道，山川地理、城市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乾隆诗中对徐州苏堤的点评，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