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虹文 张韵 徐芳菲

这次疫情为新时代新媒体环境条件下纪录片的定位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有必要思考纪录片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何在未来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实现转型发展，而这次疫情及纪录片的创作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纪录片，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处理，1具有记录现实、开展教育、传播知识、人文关怀、传播思想、抒写情感等多种功能，2而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中，纪录片还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至关重要，因为这类事件与群众关系密切，一旦发生，影响广泛，且其舆情发展具有蝴蝶效应、首因效应、标签效应、网络记忆效应等四大特殊效应。3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以其高传染性迅速席卷全球，甚至引发了“信息疫情”（infodemic）。4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舆情引导研究还聚焦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以图文和小视频为呈现方式，从而呈现出即时性、碎片化以及主观色彩较为浓厚等特征，无法进行完整叙事以便为受众提供事件的整体场景。而5G时代以来融媒体技术的发展，能够整体化、全场景呈现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纪录片（长视频）的创作与传播，愈益显现出其在舆论引导中的突出作用。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期间推出的抗疫题材纪录片为例，对这些纪录片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呈现方式进行分析，以探究纪录片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舆情引导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抗疫题材纪录片的整理，笔者发现，相对于2003年“非典”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纪录片而言，5此次疫情中的纪录片数量明显增多，表达亦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笔者按照疫情发生发展与国家防控工作的推进，以纪录片的首播日期为依据，将纪录片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划分为众包生产与事实告知、情感表达与问题论证、集体记忆与社会反思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纪录片有着较明显的差异，它们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此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了积极的舆论引导。

众包生产与事实告知

该阶段以1月23日武汉封城令的颁布为起点，以3月10日16家方舱医院休舱为终点。在这一时期，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从1月23日的598例迅速增加至2月18日的74185例，波及范围从武汉、中东部迅速扩展至整个中国，新增确诊、治愈、死亡病例的数量也大都在这一阶段达到峰值。笔者认为，这一阶段可以称得上是疫情的爆发阶段。

在该阶段中，被隔离在家的人们犹如“孤岛”，无法亲身了解外界情况。随着确诊人数的指数级增加，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恐慌和焦虑，迫切需要了解疫情的相关情况。而网络时代下信息繁多、真假难辨，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信息导向需求。

由CCTV9纪录频道率先推出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系列纪录片，采用了一种“新闻众包”式的纪录片生产模式，将人们的抗疫故事通过Vlog（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呈现，主要是以“我”这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以其独特的人格化特点与受众建立起一种软性沟通，首先满足了被隔离在家的受众获得情感联系与归属感的渴望，6也使人们易与视频中进行抗疫个体产生拟互动，形成移情和共鸣，一定程度上缓解身处“孤岛”的恐惧与未知感。此外，该纪录片将这些人物故事进行统筹，以职业为线索，展现医护人员、火神山施工人员、媒体人等各行业人们的抗疫故事，通过这种议程设置，使人们从对疫情焦虑不安转向关注抗疫中的个体，并通过这种第一视角来“身临其境”了解前线的抗疫情况，增加信息透明度，满足人们的信息导向需求，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安感。

2月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称“钻石公主号”邮轮有41名乘客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日本国内民众人心惶惶。针对这一事件，日本NHK电台2月9日推出了《紧急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纪录片，该纪录片是典型的学理型纪录片，以空间为叙事线索，介绍了风暴中心武汉—北京—日本国内的疫情发展情况，通过采访相关专家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和介绍，及时引导国内民众正确冷静地认知疫情，合理地看待中国的应对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抗击疫情谣言。

随着“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人数的日益增多，新冠肺炎在海外也开始出现蔓延传染的态势，意大利、韩国等也出现了大爆发趋势，恐慌也开始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蔓延。国际中出现了指责中国的言论和阴谋论等谣言。

对此，由CGTN推出的长达33分钟的《武汉战疫纪The Lockdown》纪录片进行了回应。该纪录片于2月28日首播，采用中英文双语字幕，播放量达到2.5亿，7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该片以时间为叙事线索，系统介绍了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至2月24日的中国疫情的发展状况和应对措施，通过采访医护人员、患者、志愿者、市民等真实记录他们的抗疫工作，引用世卫组织的评价回应国际上存在的质疑。该片不仅使世界如实地了解到中国的疫情状况和抗疫举措，通过在世界舞台上发声进行国际舆论引导;还增加了国内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使人们看到一线抗疫工作者的付出，凝聚人心，形成有机团结，共战疫情。

笔者发现，这一阶段播出的纪录片都是以事实告知为主，评论性内容很少。这种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在网络舆情尚未完全形成时的突发事件信息酝酿期8发挥着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通过剪辑将碎片化的疫情相关新闻报道和人物事件进行整合重构，以其非虚构性画面使身处“孤岛”的民众得以将头脑中对疫情的想象具象化，起到一種事实告知的作用，使人们减少对信息的不确定性、缓解焦虑，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信息疫情的蔓延。

情感表达与问题论证

3月10日，16家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全部休舱，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开始得到缓解。

这一阶段的纪录片数量明显增多，且其内容中较突出的特点是情感性叙事比重大为增加，纪录片的重心由前一阶段的事实告知开始转向情感表达与问题论证，是一种通过意见和观点的直接表达来引导舆论的方式。其中，在问题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对专家进行采访的画面和被访者“同期语言”。9

以新华社推出的《英雄之城》全景纪录片为例，从该片的标题中“英雄”两字便可以看出，相对前一阶段的纪录片而言，该纪录片是含有较明显的情感色彩的。此外，该纪录片开头的解说词“很多年后，当人们回望……”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维度的叙事色彩，“随着关闭而开启的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剧情，而是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更是对这场疫情的直接评价。

该纪录片与前一阶段的《武汉战疫纪 The Lockdown》一样，也是以时间为叙事线索，但不同的是，它在时间划分的基础上，为每个阶段都拟了一个小标题，如《挽救生命》《关键之举》《全民英雄》《世间大爱》《冬去春归》，这种小标题的形式相对纯粹以时间划分的方式而言，也体现了一定的情感色彩。此外，该纪录片对疫情发展中首先拉响警报、增加临床诊断等几个关键的分歧解决节点展开了对相关专家的采访，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对后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与前一阶段的纪录片主要服务于人们的现时信息导向需求是有所不同的，它更凸显了一种情感表达，通过画面中的一个个特写镜头，唤起民众的情感共鸣，通过展现中国在抗疫中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增加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舆论引导意义也在对该纪录片的网络评论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该阶段另一部代表性抗疫题材纪录片《中国抗疫志》与《英雄之城》一样，都是通过直接的意见表达进行舆论引导，但是两者的布局和面对的主要受众存在较大区别。《中国抗疫志》是由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制作播出的英文纪录片，采用的是最经典的纪录片布局结构，即“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10主要面对的是海外受众。该纪录片以对相关领域的外国专家的采访为主，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从外国专家和相关权威人士的视角对疫情发生以来存在的诸如“武汉病毒”“疫情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染证明中国医疗体系和治理体系有问题”等种种问题进行论证，借由权威专家们富有学理性的分析来肃清相关疑问，使原本意向未明、态度未定者的态度明确起来。

集体记忆与社会反思

4月8日武汉宣布解除封城令，意味着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初步取得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成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包括武汉在内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新华网、东方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媒体平台推出《新生》《生命·方舱》《钟南山》等多部纪录片作品。这一阶段的纪录片在大量素材的支撑下，用丰富的画面展现了中国的抗疫历程，构建起民众对疫情的集体记忆。如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拍摄的《生命·方舱》，采取医生、记者和患者等多视角口述的方式，全景式记录了武汉方舱医院从决策到收治、运维，再到3月10日16家方舱医院全部休舱的全过程，既包含了曾在新闻和社交网络流传的那些令人泪目的场景如防护服上的画与字、病床边的广场舞等，又呈现了许多详实的数据如启用的方舱医院数、病床数量以及医护人员工作量等。纪录片从个体自身的经历与体验，通过讲述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方舱故事，呈现出在抗击疫情的宏大背景下的艰辛、挑战、痛苦与磨难。这些纪录片通过回顾、展望等叙事手法，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这场疫情，重新思考生命和人生的意义，重新探索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人们在今后去关注生活、关注人类、关注社会，而这也正是纪录片存在的价值所在。11

在危难之际，正是那些白衣天使与疫情奋力抗争，拯救我们于危难之中，而他们所展现的爱国精神与人生情怀也成为反思的关键所在，正如李兰娟院士所言“从这次疫情以后，希望国家给年轻一代树立正确人生导向，……少年强则国强，为祖国未来发展培养自己的栋梁之才”。在此次抗击疫情实践中，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践行了自己的初心使命：首次明确提出新冠肺炎肯定会人传人，拉响了全国封闭抗疫的警报;持续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同时，也积极在互联网上建言为公众防疫提供指南与建议。这一阶段纪录片《钟南山》播出后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该纪录片以插叙的方式，讲述了钟南山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中的工作日程，回顾了其在“非典”抗击中起到的分水岭性的重要贡献，介绍了其学术历程和个人成长经历，充分凸显了其受到父亲影响而形成的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坚定的人生观。12此外，该纪录片还通过采访其儿子、妻子、学生等从多方面描绘了钟南山的日常形象，使得钟南山这一专家型意见领袖人物更加饱满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该人物纪录片对钟南山人生历程的呈现，发挥了大众传播的“地位赋予”功能，这种地位赋予功能对引领现代人们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能够达到一种“社会行为示范效应”：因为一种行为如果得到传媒的广泛报道和传播，则易成为一般人学习或效仿的对象。通过《钟南山》这部纪录片，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从钟南山的故事中反思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展望今后融媒体时代的深入发展，纪录片将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我们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看到的，各种抗疫题材的纪录片伴随着疫情及防控工作的发展与推进不断呈现出其价值所在：从疫情大爆发阶段的以事实告知为主，到疫情缓解阶段的以情感表达和问题论证为主，再到武汉解封阶段的集体记忆建构和反思，对疫情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舆论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引导，从而使人们从焦虑到冷静再到批判性反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次疫情也为新时代新媒体环境条件下纪录片的定位与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有必要思考纪录片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何在未来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实现转型发展，而这次疫情及纪录片的创作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该定义由“纪录片之父”约翰·格里尔逊在1926年2月8日号纽约《太阳报》上撰文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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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代表安迪·帕丁森把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称为“信息疫情”。来源：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218/c1002-31591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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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在该纪录片中提到他父亲对他影响很大，他提到其父亲曾说：“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为人类留下点什么，算是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