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烁

不论是在耶鲁大学商学院那样的超现代化课堂，还是法学院十幾把椅子围着张桌子这种小教室，教授对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都深怀敌意。客气点的老师会说，电脑只能用于记笔记；不客气的就直接说，记笔记也请用笔。

写过《大国的兴衰》的著名教授保罗·肯尼迪就是这样。他在课上说：“绝对不许用电脑和手机，必须学会用手记笔记，这对你的职业生涯极为重要。”肯尼迪花了十分钟歌颂了另一位耶鲁教授、美国前副国务卿查尔斯·希尔的笔记传奇。希尔年轻时曾经是基辛格的顾问，无论多么紧急忙乱的会议，他都会坐在一旁沉着地记下会议的精要 ，“漂亮、有组织、可识别”。肯尼迪对学生说：“你们是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了，但清楚扼要地记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极为重要。”他讲了个故事：上校给将军做汇报，照着汇报文件念，将军打断了他：“上校，我也识字的。这样吧，阿拉斯加见。”于是上校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就被发配到阿拉斯加了。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反正我听完就把电脑合上了。不是每一位教授都如此重视笔记，之所以敌视电子设备，主要还是因为需要学生保持专注。我曾问过某教授用电脑记笔记有何不妥，教授说：“我需要每个人的脑子。”

这我同意。虽然我这样早已习惯用电脑做笔记的，损失一点表面的效率，转而从专注获得回报，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