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面对疫情，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欧美一些国家的疫情则长时间失控。面对不同的抗击疫情进程，其中有哪些方面值得思考？我国抗疫斗争能取得重大胜利，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什么？执政理念的差别在哪儿？为什么欧美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后会束手无策？面对未来，我们如何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党建研究专家、反腐败理论研究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

《领导文萃》：按照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科技越先进，医疗卫生事业越完善，民众公共道德素质会越高，抵抗疫情蔓延的能力也会越强。而欧美一些国家的疫情却长时间失控，出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一些学者尝试着从不同国家抗击疫情的迥异效果，比较他们在社会反应和应对措施上的差别，进而探究其制度、治理和文化原因，您认同这种研究路径吗？

黄苇町：新冠肺炎病毒对人类的攻击没有差别，影响疫情传播力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然因素，包括人们所处的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人体本身的免疫力等。二是社会因素，前面讲的环境问题有的也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住在卫生条件恶劣且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里的居民，更容易感染病毒，这又和造成贫富分化的社会制度分不开。还有同为老人，感染病毒后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死亡率比中国高得多，不是中国老人抵抗力更强，而与救治老人的重视程度分不开。我国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很多同志都指出，这首先和我们的制度优势分不开。有比较才有鉴别。全面比较不同国家制度、治理体系和文化传统对抗疫斗争的影响，是篇大文章，我不认为自己有把控这篇大文章的能力。但以事实为依据，在几个重要支点上做一些比较和分析，还是可能的。

《领导文萃》：您认为我国抗疫斗争能取得重大胜利，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什么？

黄苇町：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强、潜伏期长、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多、易感人群普遍、破坏性大，使得疫情防控工作从开始就成为一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涉及全社会的总体战。传播的规模决定了这场总体战必须依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春节前夕，正逢中国一年一度的几亿人大迁徙。为及时阻断病毒对外传播，中央果断做出武汉和湖北封城、封路的决定。武汉不是一般城市，而是有1100万常住人口和400万流动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号称“九省通衢”的全国交通枢纽。谁都无法想象，做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要承受怎样的代价和牺牲，需要怎样的决心。然而正是这个壮士断腕的决定，关住了病毒随着回乡和外出人口流向全国传播的闸门。如钟南山院士所说，再晚一周封城，后果都不堪设想。3月31日在线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的由中、美、英22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的最初50天内传播控制措施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建模分析进行的量化数据研究结果是：“武汉封城”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96%，对遏制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封城”使武汉和湖北人民做出重大牺牲，同时也受到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更多关爱。与一些西方和港台媒体说中共已把武汉人当作“弃子”、任其“自生自灭”的恶意挑拨相反，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按照中央指令，迅速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白衣天使奔赴湖北。包括钟南山、李兰娟等全国顶级的专家群体在内，大都是当地急需的呼吸科专业及相关并发症的医护人员。而以央企为主力的建筑队伍，更在极短时间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两座重症医院和众多收治轻病患者的方舱医院，确保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和发热病人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同时还采取“一省包一市”的方法，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湖北16个市州及县级市，要什么给什么，缺什么送什么，实行 “搬家式”援助，应保尽保。这种调动能力和规模，在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就是在中国，也只有举全国之力才能办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动态推进领导工作。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2月12日，强调“要着力解决床位和医务人员等医疗资源不足问題”，“增加重症床位供给”。2月23日，强调“要紧紧扭住城乡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两个关键”。总书记的这些部署，有一整套指挥、协调体系来落实。比如，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救治。”第二天，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即做出部署，“集中优势力量，调派高水平医护团队整建制接管重症救治医院或病区”。随后几天，在逆行增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队伍中，就出现了很多整建制的、以ICU重症医护人员为主的医疗队，使在死亡线上徘徊的大批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而湖北、特别是武汉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就是全国的胜利。正是这种令世界惊叹的高效措施，为世界各国遏制疫情争取了时间，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赢得了主动。

但在中国证明是阻断疫情传播的有效措施，在多数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特别他们自视优越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权力制约监督、分权制衡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在亟须统一号令、统一行动、与时间赛跑的抗疫斗争中，就表现出处处掣肘。美国白宫、国会、各州州长不是同气连枝，而是各唱各的调，还相互推诿责任。在大敌当前时，还出于党争和拉拢选票需要寻机抹黑对方，经常出现意见两极化现象，使民众无所适从。美国联邦制的国家体制，也使各州成为独立的抗疫主体，除军队外，中央政府无权统一调用全国医疗物资和人员。尽管纽约疫情比武汉更严重，但急需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都要靠自己采买，还要防备中央政府的“海盗行径”——利用情报部门获取各州购买信息，在运输路上“截胡”，来补充储备物资的不足。这种荒唐现象多次发生，被戏称为要“防火防盗防总统”。美国人口为3.3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75.8亿（截至2020年4月28日）的二十三分之一，如今确诊患者过百万，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疫情蔓延趋势尚未控制住。而在一贯现挣现花、积蓄很少的美国人中，要求解禁和复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美国已分裂为总统和一些相互联合起来的州的几个决策体，对下一步如何办各持己见，这对抗击疫情的前景，绝不是好消息。

《领导文萃》：中国和西方应对疫情的不同表现，除体制外，是否还有执政理念的差别？

黄苇町：是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在抗疫斗争中提出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生动表达。疫情暴发后，老年人成为高危群体，各种奇谈怪论在一些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有网民说，新冠疫情其实是一场“青年人替换老年人的战争”;在美国甚至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投票，说新冠肺炎病毒需要一个新名字，就是“老人清除剂”，竟获得近半的票数，成为社交网站热门标签;而乌克兰卫生部部长叶缅茨接受采访时竟声称，不要把钱花在给65岁以上的人治病上，因为他们都是“尸体”。尽管传闻西方有的医院给65岁老人拔管之事轰动世界，卫生部门已出面辟谣，但因为医疗资源稀缺，在实际操作中，选择性救治现象仍随处可见。有的医院规定呼吸机使用的年龄限制为60岁;有的养老院及诊所向患病的老人发放“放弃急救同意书”，要求他们签字;有的政客公然提出为了保经济，老人应放弃治疗。因为，当资本居支配地位时，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创造利润的能力上。国家发展，也往往与具有高附加值的年轻移民的大量涌入分不开。特别在“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更认为穷困老人离世可以减少对社会财富的消耗。可从年轻到老，不过三四十年。谁家无老人，谁人不会老？今天可以丢掉老人，明天也会作为老人被丢掉。在一些高喊“人权”的西方国家，出现对老人“生命权”的漠视，真让人心寒齿冷。

而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坚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救治每一名患者，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的地毯式大排查，再到“一人一案”“专人专护”的重症救治措施，都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援鄂医疗队和当地医务工作者共同努力下，湖北已有3600多位80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被治愈;武汉已治愈7位百岁以上老人，年龄最大的108岁，80岁以上高龄患者救治成功率近70%。医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正是尊重敬佑每一个生命，悉心救治每一个患者的党的医务工作者的情怀，让每个患者都能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及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國的幸运。

《领导文萃》：有报道说，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调研之后，认为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考察组“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高度的应对疫情的热情、决心和责任感”，“与我们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员起来的感觉，好像在跟病毒进行一场战争”。您怎么看这一评价呢？

黄苇町：正因中国执政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自然会获得14亿中国人的自觉、主动配合。现在人们用得最多的两个成语是“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这体现在抗疫斗争的每个环节。

来自全国各地的340多支援鄂医疗队，从接到通知到组建完成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从集结出发到抵达一般不超过24小时，这两个数字就非常了不起。在得知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超过非典、湖北已有成千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有许多人牺牲后，我相信大多数接到援鄂通知的医护人员，都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心理准备。在可能是生死诀别的时刻，他们没有一丝犹豫，没有儿女情长，而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仅从这一点看，就无愧“英雄”的称号。2月9日一天，就有41架包机运送近6000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望着一批批医疗队员们走下飞机时坚定的眼神，天河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的同志热泪盈眶地说：“武汉，有救了！”那段时间，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形象——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紧勒在脸上的口罩。为节省穿脱防护服的时间而剪掉长发，为减少上厕所而忍着干渴不喝水，而且是七十多天的每一日都如此。在4.2万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有1.2万是“90后”，还有相当一部分“95后”，甚至“00后”。他们在火线上激扬青春力量，以行动书写青春篇章。

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调度下，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效激发出了新型举国体制下共抗疫情的强大合力。特别是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按照“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的要求，自觉把投身抗疫斗争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做到“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战斗在哪里”。除了医院这个救死扶伤阵地外，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和科学防控的各项要求，全力推进筛查甄别、小区（村）封闭管理、公共区域管控三个全覆盖，深入细致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基本做到了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检尽检、应治尽治，逐步实现社区干净、社会面干净，从而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据统计，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共有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平均6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任务繁重，工作辛苦。据民政部统计，截至3月8日，全国已有53位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中殉职，其中党员占92.5%。还有主动听从指挥、“宅”在家中不出门的亿万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参与疫情防控的各类志愿者，通宵达旦为定点治疗医院赶做早餐的厨师，无偿捐钱捐物和为医务人员提供紧急住行服务的爱心人士，还有众多自负盈亏，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自觉顾全大局，在复工复产复市上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民营企业经营者，都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引起全球关注。世卫组织负责人感慨地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动员”，“为全球抗疫提供了新标准”。

而在一些欧美国家，个人、家庭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社区、村委会这样党领导下的居民自治组织。个人和政府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纳税，这是最重要的义务;二是享受社会保障，这是最重要的权利。除此之外，个人享有法律限制外的最大自由。一盘散沙和个人至上，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当然，在热衷公益和慈善事业上，我们不否认这些国家的公民表现得不比中国差，但前提是它符合个人自主决定的规则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还有，西方社会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成年子女独立性强，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较少，来往也少。一些年轻人认为得不得病是个人的事，就是得了也能治好。而中国人的家庭纽带更强。人们都知道，在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新冠病毒面前，个人的不当行为，会害到父母、夫妻、子女、亲朋等很多人。为什么一声令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这不是怯懦，而是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正是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别，国外的一些现象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震惊：在疫情不断暴发时，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疫情还加剧了社会分裂，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反对隔离的游行，喊出“宁可被病毒杀死，也不能失去自由”的口号。在美国甚至发生持枪群众包围攻占州议会大楼、要求复工的闹剧。这些都与中国“上下同心”的情景成为鲜明对照。

《领导文萃》：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生命科学的很多前沿领域，都处于执世界牛耳的地位，但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后都束手无策，甚至被本国媒体自嘲为“像个第三世界国家”。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黄苇町：这种现象比较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对它的防控能力不仅和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有关，也和政治文化分不开。疫情在我国暴发之初，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媒体，很多都采取隔岸观火态度。在1月和2月，他们一直将此界定为中国的失败，嘲笑我们仍然是“东亚病夫”。甚至有人断言，这是针对东方黄种人的病毒，在有上等生活方式的西方国家不会出现。对我们在抗疫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更不屑一顾：把我们采取的必要隔离措施，说成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威权主义”;对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更是说成是侵犯个人尊严和隐私权。正是这种文化和制度自恋，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疫情在美国发生后，执政团队仍把漂亮的经济数字作为首要目标，因为这是特朗普能否竞选连任的主要筹码。他轻描淡写地宣称，新冠肺炎就是大号流感，很多人可以不治而愈，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有人统计，这种送“宽心丸”的话，特朗普讲了34次。正是这种隐瞒疫情真实情况的误导，使美国错过了我们好不容易为世界争取到的一个多月的时间窗口。当湖北和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其他地区的病毒传播已被基本阻断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出现了疫情大暴发。这时一些人才发现，他们那样痴迷的西方社会制度，并不能提供对病毒额外免疫力。我国宣告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时，西方社会却陷入恐慌状态。

除此之外，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医疗机构为主体、高度市场化、分散化的医疗体系。这种体系有它的优势，但缺乏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美国医疗卫生事业很发达，对很多重大医学难题的病理研究和临床实验成果，处于执世界牛耳地位。但精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舒适的就医环境，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和从世界各地赶来就医的富人。服务穷人的公立医院，国家投入少、医生收入低、医疗水平不高。一般中产阶级看病，患者要通过家庭医生向私人医生预约，预约时间往往比较长。一般私人医生相当中国的个体户，只是在医院、诊所挂号出诊，放射科、药房等功能部门都是自立门户的企业，看一次病往往要开车跑一圈。收到的账单也必然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最终费用也会是个让人肉疼的数字。奥巴马秉承“富人为穷人埋单”理念，花费了两届任期、好不容易才在美国通过的“全民医保法案”，特朗普一上臺就被废掉了。有研究表明，美国半数以上的个人破产，是因为付不起医疗账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华人回国探亲时还要跑医院。治牙的最多，还有的做手术，就因为国内收费比美国低很多。为什么美国人非常注意健身，保健品市场也很大，就因为生不起病。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不仅美国政府对疑似患者进行核酸检测的积极性不高，患者本人也同样缺乏积极性。即便确诊了，是否去医院，首先要看自己的腰包是否负担得起。在新冠肺炎死亡患者中，低收入的非裔和拉美裔所占的比例，远超过他们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就和耽误了救治分不开。还有疫情发生后，联邦政府能直接调动的只有军队系统的医护人员，不少私人医生怕被感染自动歇业，其他急慢性病患者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去医院。结果在疫情暴发、医疗资源奇缺，美国要用高薪和送绿卡的诱人条件向全球招聘医护人员时，很多私立医院还因为门庭冷落、收不抵支，出现裁员潮，全美被裁医护人员高达4万人。而以公立医院为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在疫病暴发后，也无法像我国那样通过整合行政和医疗资源，将疫情控制在一个区域加以消灭。医院只管治疗、不管防控，病床不足时只能要求轻症者居家、变成重症再收治，居家期间又感染了更多人，把疫情防控战打成了不断增兵的添油战术。由于是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和病毒赛跑，结果疫情还未达到巅峰，医疗资源就先枯竭了。

《领导文萃》：现在有些西方政客，一方面心安理得地接受我国提供的各种援助，一方面抹黑中国，甚至纠集同伙提出天价索赔，被中国网友气愤地称为“白眼狼”。对这些没有底线的政客，您认为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

黄苇町：病毒无国界，疫情扩散不会因种族、语言、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止步，它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说：“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并表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截至4月19日，中国已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物资援助，特别需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生产抗疫物资，努力为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保障。加拿大《环球邮报》评论道，中国以创纪录的速度生产全球所需医疗用品，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将创造历史。同时，我国还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40多场技术交流视频会议，还向15个国家派出17批医疗专家组，毫无保留地与国际社会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也确实有些西方政客，一边呼吁和接受我们提供援助、一边千方百计把疫情的源头甩锅给中国，甚至纠集同伙向中国提出天价索赔。他们明知这是“痴人说梦”，还像模像样地一再鼓噪，目的就是丑化和打压我国。其实，西方右翼势力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2000年我们加入WTO的时候，中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1：8。也就是说，我们只相当美国的八分之一。加入WTO之后，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迸发，中国经济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一片惨淡，我国一枝独秀，进一步缩短了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到了2012年，我国GDP已相当美国的54.3%。从经济总量只相当美国八分之一，到超过他的一半，只花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到了2018年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相当美国的63%。近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实力上能如此地接近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GDP达到美国一半时，就认为自己有资格和美国叫板了。从搞军备竞赛、出兵阿富汗到在东西欧边界部署上万辆重型坦克，拿出一副进攻态势，弄得美国非常紧张。今天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已小于当年的苏联。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像苏联那样挑战他的世界霸权。这就可以理解，美国和西方敌对势力为什么要抓住一切机会打压我国，包括在疫情上做文章。我们有些同志很生气，问对这样的“白眼狼”为什么还要提供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在疫情发生之初就通过基金会向国内外捐助了上亿元医疗物资的马云，在对话白岩松时说的一段话非常好。他说：“每个国家都有1%脑子撞坏的混蛋，如果我们多关注了1%，而忘掉了99%的善良的人群，这是人类的悲剧与悲哀。你要想去找那些刺耳的声音，这世界上永远不缺，你要想听好听的声音，这世界也不缺，但是你要听的是内心的声音，未来的声音，那些呼喊救命的声音。如果你想到武汉的疫情，你不希望非洲有这样的疫情，你不希望西班牙、意大利有这样的疫情，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自己的良心，我认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能力去做，是最大的福报。”这就是一个顶级中国企业家的胸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冠疫情不会是最后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中国人在帮助别国的同时并不求回报，因为中国人深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您认为应如何理解总书记这段话的深意？

黄苇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传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既是“试金石”又是“磨刀石”，既是“大战”又是“大考”。正如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2月27日的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所说的：“给大家看看，到底中国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政治号召力，这样的组织能力，是不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应有的作用。”实践证明，我们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经受住了考验，也在全世界获得更多认同。

当然，面对疫情冲击，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也都暴露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短板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不断地吸取教训，改正自己，完善自己。”这种直面问题、敢于自我革新的勇气，同样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譬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各种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人员纷至沓来，出现了组织无序和效率低下问题，就促使我國进行了《志愿服务条例》的行政立法。这次武汉抗疫就采取面向全国定向征集志愿者的做法。志愿者中的医护人员和各地派出的医护人员享受同等防护和同样工作补助，有关部门颁发相同的荣誉证书。这是维护他们合法权益也是保护他们可贵的奉献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还牵出一些腐败线索，说明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还任重道远。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为了赚钱，匆忙赶制的口罩等防护用品质量不合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反映出政府部门履行质量监管职能上的不到位。此外，在坚持依法防控的过程中，突破权力边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包括有些居（村）民委员会，擅自设立一些自己无权规定的剥夺或限制居（村）民权利的“土办法”，还有的地方竟然相信谣言将宠物猫狗大批处死，伤害了群众感情，也加剧了干群的紧张关系，凸显了对基层工作人员法治教育的重要。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阶级，总是善于从灾难中学习、从磨砺中奋起。我们要加快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为契机，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度防线筑得更牢固。这正是我们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