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对《边城》的书写集中在对“翠翠”“人性美”的评价，主要是以翠翠形象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建构为主体。这构成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人性的希腊小庙”。但是，《边城》在现代文学史“翠翠”经典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从作家塑造艺术人物形象的视角而言，《边城》中的“翠翠”过于完美，是存在问题的。（二）近三十年来，文学史对“翠翠”的人物形象评价并没有丰富发展，“翠翠”从一登上文学史舞台，就已经定格人物形象。

关键词：《边城》 翠翠 形象建构 经典化历程

《边城》[1]写作于1931年，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原载于1934年《国闻周报》第11卷中，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边城》作为重要的现当代小说之一，已入选中学教材与大学教材。本文主要以新时期的14部文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边城》中“翠翠”等一系列人物的形象生长脉络，展现这一时期文学史学者对《边城》的“翠翠”的关注与评价。

一.翠翠的文学形象建构：单纯善良、天真活潑的“边城”少女

1983年，在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翠翠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主要突出其“单纯活泼，稚态可掬”的童真美和“活泼机灵”、“晶莹清澈”的灵魂美，剖析其从“童真美”转变为“性爱美”的转变过程，展现其“温柔、明慧、钟情和坚贞”[2]。自此，翠翠“美丽、健康、诚实、忠贞”的整体形象就活跃在我们眼前。后来的文学史基本接续此论断。1984年，唐弢的笔下翠翠仅仅是“美丽、热情、单纯”[3]的。1987年，钱理群等书写的翠翠“温柔、纯净，忠贞于爱情，从内心到外表晶莹剔透，都是姣好的”[4]。1989年，郭志刚、孙中田书写的翠翠“纯净、天真、活泼”[5]。1993年，叶雪芬、舒其惠书写翠翠“天真活泼”、“单纯善良”、“美丽与可爱”、“温柔纯净、忠于爱情”、“真诚、直率和热情”，“有着诗意的纯洁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美有敏锐的感受”，“在快乐中会时时感到忧郁”[6]。他们注意到翠翠虽然天真单纯，却展现了“湘西人坚强的生命意志和生活能力”[7]，这对翠翠的性格特点是一个发展。1993年，凌宇作为国内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他将翠翠、傩送一同进行评判，认为他们内涵着“勤劳、朴实、善良，信守着人性的本来”[8]。他还创新性地提出翠翠选择“走车路”（请人提媒说亲）和“走马路”（唱歌求爱）的象征意义，他对这两种求爱形式给予文化分析，“走车路”是“一切由双方家长作主”，“走马路”则是“一切由自己作主”。这是翠翠对哥哥天保和弟弟傩送的选择，结果是翠翠拒绝了“车路”而选择了“马路”，即翠翠选择了“一切由自己作主”，这体现了翠翠“能自主自为，不为外物所诱，坚定不移地抗拒着‘命运施加的压力”[9]。凌宇发现了翠翠的自我生命意识，翠翠的形象不断被丰富发展。1998年，钱理群等在修订版中，认为翠翠“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10]，他们还分析了翠翠的爱，“十分含蓄，朦朦胧胧”[11]。1999年，朱栋霖等挖掘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清明如水晶的眸子”，“清澈纯净的性格”，“天真善良，温柔恬静”，“矢志不移，执著地追求爱情”[12]。2002年，王泽龙等在翠翠“秀外慧中”、“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和执著”的形象基础上，又增添了翠翠“喜欢劳动”、“对人生责任的勇敢承担”[13]，他们注意到翠翠性格当中的勇气与责任感。2009年，乔以钢评价翠翠：“表里如一的健康、美丽，不涉功利的自在、透明，坚韧、勇敢的自主自为”[14]。

可见，文学史对翠翠的形象变动不多，十几部文学史对翠翠性格的评价较为一致，都认为翠翠性格“天真活泼”、“单纯善良”、“美丽与可爱”、“温柔纯净、忠于爱情”、“真诚、直率和热情”，只是每位编者书写的侧重点不同。翠翠的人物形象发展的几个关键要点主要体现在：叶雪芬、舒其惠发展其“坚强的生命意志和生活能力”[15]，凌宇发展其“能自主自为，不为外物所诱”[16]自我生命意识，王泽龙等发展了翠翠的“喜欢劳动”[17]以及性格当中的勇气和责任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翠翠的文学史书写中，翠翠隐秘的心理分析是很重要的形象生长点。1983年，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第一次对翠翠作深度的心理分析，展示其“性爱美和人情美”[18]。1991年，冯光廉等对翠翠第二次作细腻的心理分析，生动地展现翠翠的细微的情绪变化：“情窦初开——相遇、倾心——灵魂冉冉飞升——仓皇退避”，以及其“纯情专一、深情自重”[19]的气质个性。1993年，叶雪芬等注意到沈从文对翠翠“细腻的心理刻划”[20]，集中在翠翠的爱情心理变化描写。2002年，王泽龙等也注意到翠翠性格的变化：“情窦初开时的若有所思”——“倾心于傩送却又怕见傩送的仓皇羞怯”——“对人生百味的沉思咀嚼”[21]。心理分析方式的引入使得翠翠的形象更为灵动鲜明，更为立体饱满。可见，翠翠的人物性格从她登上文学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几乎被定格，后续发展较少，文学史对她的发展侧重于心理分析。

二.翠翠的文学史意义建构：“美的理想化身”

翠翠的文学史意义也在不停地被编者建构与发展，从她登上文学史舞台伊始，就已然成为沈从文“所追求的质朴自然的人性美的情爱美的美学理想”[22]。1987年，钱理群等认为翠翠是沈从文“美的理想化身”[23]。1991年，冯光廉等赋予翠翠新的形象意义，将翠翠当做理想的“东方人格”，“既是沈从文对渐已失去的美的哀婉，对现实庸俗丑陋的义愤，又是重新建构未来人格、道德情趣的蓝图”[24]。他们将翠翠上升到“东方人格”的代表，这对翠翠的形象意义而言，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翠翠的文学史意义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论断被王泽龙等（2002年）所接续[25]。1998年，钱理群等认为翠翠代表着“典型的湘西人生样式”——“这种‘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了毁灭”[26]，这样的少女是沈从文“美的理想化身”，她的象征性与外延不断扩大，从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发展成为富有地域特性的类型代表[27]。1999年，朱栋霖等第一次提到翠翠的困境，认为其困境从整体上成了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28]，这是十四部文学史中唯一一次提到翠翠命运的象征性。2000年，程光炜等提出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又在这些人物身上添加了“神性之光”，“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也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情怀[29]。2007年，朱栋霖等在重复上一版本对《边城》的评价之外，添加了“翠翠”的意义，即翠翠的女性形象与作者都市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30]。2009年，乔以钢则是这样评价翠翠的：“表里如一的健康、美丽，不涉功利的自在、透明，坚韧、勇敢的自主自为，成为了沈从文人性理想最完美的化身”[31]。因此，翠翠的文学史意义在不断上升，从“美的理想化身”[32]——理想的“东方人格”[33]——“典型的湘西人生样式”[34]——“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35]——“神性之光”[36]——与都市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37]——“人性理想最完美的化身”[38]，自此，编者赋予并建构了翠翠丰富而又极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三.结语

可见，新时期以来，“翠翠”的形象建构不断验证着沈从文书写《边城》的“‘重造民族品德”[39]的社会理想。因此，《边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文学经典之一。可是，“翠翠”经典化历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边城》中的“翠翠”接近完美，甚至接近“神性”，从艺术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而言，是存在问题的。其实，我们明明可以指出翠翠的胆小，她并不是完美的。可是近20部文学史，却无人提及“翠翠”的形象建构问题，这是问题之一。（二）近三十年来，文学史笔下的“翠翠”并没有过多的丰富发展，从一登上文学史舞台，就已经定格了她的人物形象。这期间自然有沈从文创造“翠翠”的匠心，文学史作家不好进行干涉与发展。但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在分析“翠翠”人物形象之时，是否需要引进更多的文学理论来深析人物形象？是否应该对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不足提出较为中肯的批判？以上，希冀為今后“翠翠”文学史评价及“翠翠”在高校教学提供一些资料参考与建议。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初版，1934.

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M].济南：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3.

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7.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8.冯光廉、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9.叶雪芬、舒其惠.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1993.

10.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4.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5.王泽龙、刘克宽.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6.乔以钢主编.现代中国文学（198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7.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注 释

[1]沈从文：《边城》，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2]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济南：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3年5月版，第76-77页。

[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

[4]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5]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6]叶雪芬、舒其惠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50-151页。

[7]叶雪芬、舒其惠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0-151页。

[8]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26页。

[9]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26页。

[10]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页。

[11]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页。

[1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页。

[13]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14]乔以钢主编：《现代中国文学（198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5]叶雪芬、舒其惠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0-151页。

[16]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26页。

[17]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18]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济南：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3年5月版，第76-77页。

[19]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

[20]叶雪芬、舒其惠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2页。

[21]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22]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济南：山东师范大学附设自修大学1983年5月版，第78页。

[23]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24]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5]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提及翠翠成为“东方民族人格理想”，“《边城》中的东方理想人格，既是沈从文对渐已逝去的美的哀婉，对现实道德沦丧的忧虑，也是重建民族人格和道德的理想设计”。

[2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页。

[27]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页。

[28]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28页。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0页。

[29]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30]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31]乔以钢主编：《现代中国文学（198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32]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33]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页。

[3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页。

[35]凌宇、颜雄、罗成琰：《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28页。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0页。

[36]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37]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38]乔以钢主编：《现代中国文学（198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3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页。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边城>高校教学史（1951-2014）》（FJJKCGZ17-179）阶段性成果;2018年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计划“京派散文文体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郑丽霞，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