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

于右任（1879-1964）是著名爱国人士、政治家，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杰出的诗人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作品，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认识。立足于新时代语境，重新审视、思考和研究于右任的诗词和书法，就会有新的感想和认识。

作为诗人的于右任，他的诗词在近现代是独树一帜的，而他又是白话诗创作的先驱。

于右任7岁入村塾、11岁到三原，先后接受了具有民主思想的毛班、朱佛光、刘古愚、孙芷沅等名儒教诲，启迪了他报国救国的革命思想，使他树立了“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的志向。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右任以第十名中举，翌年赴礼部会试时，由于他辑印的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被陕甘总督升允以“逆竖倡言草命大逆不道”密奏朝廷而革举人，严令通缉正法，遂南逃上海，开始了他反清救国的生涯。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得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起在上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以诗文评论时政，为民请命，他有一首“示谈善吾”的诗，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大陆沉沉亦可冷，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此诗作于1909年5月，是《民呼日报》出版之时，他说“民呼”就是人民的呼声。他还在诗中呼唤“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把官府中吞食民脂民膏的腐朽官吏比作“署中狗”：“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唑吾民脂与膏！”并大声疾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齐奋起”，“冲开血路飞”，显示出他报国的赤诚之心。诗风慷慨激昂，以此鼓舞人心，推翻清廷。辛亥革命前，于右任用大风、骚心、半哭半笑楼主等笔名，发表了大量诗文、社论和评论，其中许多诗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动员民众、宣传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09年的《元宝歌》刻画了清廷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并进行了无情的抨击。1910年的《劝资政议员歌》和《劝军机大臣歌》，对清廷官僚们进行了幽默的嘲讽：“劝议员，早回家，回家给婆娘抱娃娃，日暮途穷，风雨交加。看！冻坏了你那薄柳身材薄命花！”让这些无能之辈大白于天下，让人深思，反映了他的赤诚报国之心。以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颁赠《民立报》旌义状，表彰其对革命的贡献和懿行。而这些诗却都是用白话所写，比陈独秀在上海主编创刊《新青年》杂志早五年，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十多年，于右任可谓是白话诗创作的先驱。

从诗歌发展看，在戊戌变法（1898）前，梁启超、黄遵完、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尤其是黄遵宪主张利用古人优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创作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了“诗界革命”的旗帜，但他的诗在形式上仍是旧风格，只是“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梁启超语）。从这一点上看，是于右任真正发扬光大了“诗界革命”，以新形式、新意境写诗，他用通俗的语言人诗，给人以全新的五光十色，又有慷慨激昂的气势和幽默讽刺的情调，成为真正的“新诗”创作先驱。景行行止，以“诗界革命”来呼唤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后，于右任任临时政府交通次长，力推铁路、邮政、航运改革。袁世凯窃国后，他又全力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讨袁、护国运动中有重大建树。其时写的《元宵节十唱》《十二月小唱》都朗朗上口，由民歌演化而成，深受民众喜爱。尤其是1926年，当大革命的风暴迅猛发展之时，于右任不畏艰险，前往苏联，促请冯玉祥回国，进军西北，为解西安之围和策应北伐竭尽全力。苏联之行，他心潮彭湃，视野开阔，诗风为之一变，出版了《变风集》。他大胆突破旧格式，变古风、歌行体进行创作，甚至用口号入诗。如《红场歌》气势汹涌磅礴，一泻千里，是他旧瓶新酒的杰作。《变风集》也是他大雅扶轮，进行“诗界革命”的硕果。

1931年起，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撰著了《监察制度考》和《监察制度史考》，为监察制度之建立和实施费尽心血。抗战期间，于右任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并写了著名的《中华民族抗战歌》，此词由唐学咏谱曲，鼓舞了全民抗战意志，这都足见于右任在诗词创作上完全是由心而发。

梁启超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草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舊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兴举革命之实矣。”于右任创作以旧体诗词为主，白话诗只占极小一部分。作为革命诗人，他与“南社”密不可分。1909年，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在虎丘雅集成立“南社”时，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成员。他们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廷的压迫和专制，命名为“南社”的意思是“操南音不忘本”，进行反清革命。后来在1923年，于右任还与柳亚子、廖仲恺、何香凝等创立“岁寒社”，似是“南社”之延续。以诗词进行革命，以诗词呼吁民众报国救国，正是他诗词创作赤诚懿行的原委。故而，他的诗词意境博大壮阔、气势雄浑磅礴，音调铿锵豪迈。读他的诗不仅被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更能体会到他诗词中流露出的大雅扶轮的真挚的民族自尊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了诗词所依赖的传统文化，欧化式的新诗和白话诗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于右任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名人，都将诗词视为封建文化的残余：叶圣陶认为写传统诗词是“骸骨的迷恋”，朱自清认为是强弩之末，朱湘认为是宝藏悉尽的矿山，甚至柳亚子也认为只有五十年寿命。将诗词摈弃于当时文学的门户之外，使新文化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民族文化根基，走向了另一极端。而于右任坚持诗词创作，且又能不断地让诗词旧形式出新意。正如他自己所说：“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问，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以此可见他在诗词创作上的不断创新。他在《双调殿前欢》曲中称赞杜甫“大哉诗圣，为时代开生命”，评价李白“三杯拔剑舞龙泉，诗家血色开生面”，强调诗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的，不能脱离传统，也不脱离时代。以至他后来在台南诗人的集会上说：“执新诗以批评旧诗，或执旧诗以批评新诗，此皆不知诗者也，旧诗体格之博大，在世界诗中，实无逊色。”诗要“发扬时代精神，便利大众欣赏”，“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可见于右任在诗词创作上是新文化与旧文化变革出新的代表人物，为旧体诗的创新做出了楷范，这也正是他诗词的文化意义所在。

作为教育家的于右任，在文字改革上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标准草书”的倡导，体现出他教育家的责任担当。

于右任一生重视教育，1905年在上海震旦学院毕业后，即参与并主持筹备成立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和中国公学。1918年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期间，还在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他在三原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和民治学校。1922年国共两党合作在他主持下一起创办上海大学，为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1930年他兴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和东段林场，免费为农民传授技术，供应良种。1933年，他又创立陕西三原女子中学，解决女子上学难题。他还与杨虎城一起创办了西北农林专业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由此可见于右任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

而于右任尽力办学之时，也是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不但传统诗词所依赖的古代汉语濒临解体，而且欧化思潮直接影响着汉字，汉字拼音化运动此起彼伏：钱玄同是废除汉字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汉字“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人”，并和黎锦熙等人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倡导汉语罗马字母式拼音化。钱玄同作为文化名人，北京大学教授，又是当时教育部“汉字省体委员会”首席委员，他代表了当时的欧化思潮。事实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不但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刘半农等一批学者、教授推波助澜，而且还有专门的社团，在北京大学还有专门的“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的演讲，乃至1928年由北京大学文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声势浩大。1931年，在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提出了完整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将汉字拼音化运动推向高潮。然而，于右任虽参与文字改革，可从他的诗文看，从未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任何评价，他所创办的多所学校，也未见有汉字拉丁化的宣传和教育。他的汉字改革思想，则反映在他推行的“标准草书”上。

虽然，于右任在南京政府中是各方倚重的人物，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参与的政治活动涉及各处，但他并无实力参与或左右各大派系的倾轧纷争，能够决策的事务非常少。故将精力倾注于文化教育上颇多，而“标准草书”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事。于右任从汉字书写实际出发，研究汉字的快速写法、规范写法。他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说：“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目今之所谓器者，乃挟之以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观夫古今民族之强弱，国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他将汉字书写改革与国之兴亡联系起业，他立志推行印刷用楷书，书写用草书，力图改进我国文字，节省书写时间，增加工作效率，体现出他作为教育家的责任心。他与汉字拉丁化的教授学者们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改良汉字的书写方法，一个是废除汉字，可见于右任与当时汉字改革思潮的不同处，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為此，于右任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草书社，征集和研究历代书家的草字，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原则，制成标准草书。还于1932年将草书社正名为“标准草书社”，1934年又改为“标准草书研究会”，可见于右任的良苦用心。1936年，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印行了《标准草书千字文》，到1939年已是第三次修讥由中华书局出版。嗣后，他又不断修订完善，孜孜不倦，直至他逝世，耗尽毕生精力。《标准草书千字文》既是法帖，又是教课书。采用以双钩体精印，从王羲之到孙过庭、怀素等的四百五十余种书法资料中选出，是个巨大而艰辛的工程，体现出他“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倡标准草书”的决心。他赤诚懿行，为草书的普及，为发扬传承汉字的实用价值、美学价值作出了贡献。与废除汉字思潮相比，这正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爱国精神，也是他推行“标准草书”的文化意义。

随着历史的前进，汉字沿用到今天，既没有拉丁化，书写也没有标准草书化，已被简化字代替，而日常应用书写也被电脑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之使然。正如陈振濂在《定义民国书法》一文中所说：“近代书法与民国书法史，是一个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绝不逊色的极重要的所在。这五十年书法所经历的变迁，诚可谓是‘历千年未有之奇变。它所遇到的很多历史疑问与时代挑战，都是几千年古代史所从未遇到的。仅仅用古代书法史的现成经验，根本无法解读、解释、解答这五十年所遇到的新问题。而这些古代书法史未能解释的书法现象，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各个学术聚焦点。”从这一点上看，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也成为了当今学术研究的问题，但他的“标准草书”直到当今仍是书家研习草书法则的重要范本。

作为书法家的于右任，他在书法创作探求上是近现代书坛的一座丰碑。

从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看，文字功用的目的显然胜于艺术欣赏的目的。当然，作为一个大众应用的命题，离真正的艺术创作是有很大差别的。作为一代书家，于右任的书法创作并非仅仅局限于标准草书上，他在碑学大潮中是书法成就卓著的人物，他的书风雄强而激昂，也是他诗风的体现。

自清代乾嘉时期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一文中提出北碑南帖论后，大大地启发了后人，之后包世臣《艺舟双楫》进一步倡导尊碑风气，到了清末康有为在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一书，更是偏激鼓吹北碑，使处于政治大变革前夜的晚清，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变法”洪流，把扬碑抑帖推向了高潮，亦使晚清书法呈显出两种不同的走向：一种是帖学的延续，一种是碑学的兴盛，两者互融，形成了书法艺术丰富多彩的景象。于右任正是在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从“诗界革命”到“书界革命”的重要一员。

还是从于右任的经历看，1898年于右任20岁时以岁试第一名作廪膳生，1903年他25岁时以第十名中举，此时的书法肯定是以帖学面目出现的。因为他于1919年书写的《刘仲贞墓志铭》还是一派唐宋气象，字迹遒丽，用笔雅健温醇，似有李北海、苏东坡笔意。然而，他于1921年所书的自作诗《赠召卿楷书四屏》墨迹，已取法北碑，书风开始大变。到1924年所书《张清和墓志铭》则完全是一派成熟而有自己特色的北碑气象了。由此可见，他是在1919年到1924年这五年中完成由帖到碑的转换的。也正是他受命主持西北靖国军事，“独撑革命危局于西北”，追随孙中山“笃守主义，持以无倦”之时，他是中年变法，是北碑书风的实践者。

于右任中年以后的书法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他潜心魏碑，写出了独步当代的北碑式楷书和行书;二是他为创立“标准草书”，进行碑帖互融，写出了极具个性的草书。

于右任的楷书和行书，是他对北朝书法直接取法的结果。他所写的《张清和墓志铭》《胡励生墓志铭》等，都是他“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于右任诗句）的体现。他还有一首《寻碑诗》，是他迷恋北碑的写照：“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问。悉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

由于于右任有李北海、苏东坡的楷書基础，故《龙门造像》中那些粗糙、棱角分明的痕迹，在他笔下已剔除干净，他的楷书结字紧密、笔致舒展，给人以严肃端庄的正大气象和磅礴奔腾的韵律。于右任的行书直接从楷书演化，这在他书写的许多对联中尤为明显，如：他1921年所书的“江楼联雪句，野寺看春耕”联◎和“飞文何洒落，援笔起风霜”联，洒脱雄强、气势夺人，与他同时所作诗文，达到了高度默契，有着同样的气势和意境。也可看到于右任这时已脱尽其秀才、举人式的笔致，而多的是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气平更事久，心旷得春多”联，更是结字宽博、运笔激昂流畅，是他北碑书风的代表作。拿于右任的北碑书风与康有为、梁启超、陶宣睿、曾熙、李瑞清等人相比较，于右任显得雄文大笔，尤其是行书，成为赵之谦之后的又一大家，是执掌北碑书风大旗的人物。

然而，于右任又是勤于探索、勇于创造的人。自从他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草书社后，又潜心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从此又开始了他碑帖兼修之路，走着一条从帖到碑，再从碑到帖进行碑帖兼融的研书之路。从他的作品看，他于1932年所书的楷书《杨松轩墓表》，他的北碑书风中又渗透入了帖意，写得清劲遒丽，与此前所书的墓志铭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他的草书亦由此前行书的雄强博大而走向遒劲精妙，字形由扁方而变为圆转，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新风格，而这种风格伴随他终身。

从《中国书法全集82·于右任卷》看，他最早的从北碑书风再转向吸收“二王”帖学书风的作品是1932年所书的墨迹《岳西峰墓志铭》，可谓是他进行融帖于碑的初探;到了1934年所作草书《斗口村农事试验场遗属碑》已全用草书，已受倡导“标准草书”观念的影响，碑中书法已帖多于碑;再到1938年所书《文天祥正气歌》，已是碑帖交融的草书了，既与他的草书观念相一致，又有他气势博大的北碑书风融入其中，这是他倡导《标准草书》后，自己在书法艺术上身体力行探索研究的硕果，从碑到帖的融合又经历了五个多年头，可见他对书法探求所倾注的深情。于右任是近现代书坛上，碑帖兼融开草书新风的第一人。

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北碑派的雄浑大气，又摄取帖学传统灵动舒卷的逸气，生机勃勃，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书家对形式、技巧的高超把握与驾驭的能力。

用笔是书法作品中最具精神内涵和形式表现力的基础因素，于右任即是强调用笔轻松随意和奇妙变幻的艺术效果。读他的书法，就能体会到他是通过笔锋的灵动转换来表现点画细节的意味和情趣，生发出流动、通畅之气。他的点画、结体都率意得体，与当时的碑派书家过分忽视点画表现、与没落的帖派书家单一乏味的用笔比较起来，于右任是匠心独运的，凸显出他与时人的不同处。于右任在1950年所书《标准草书草圣千文》是他晚年的代表作。这册草书灵动而多生气，追求笔画的揖让、动荡、变化以及出奇制胜的即兴应变。看到他既有真正在写字的传统心态，使字形在合乎“标准法则”中变化，又看到他打破行距字距整齐划一的古典约束，轻松而不失严密，左舒右卷，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势贯通。正如王澄在《于右任书法评传》中所说：“于右任草书的用笔比历代草书大家的用笔变化了许多，而且是美的;于右任草书的结字比历代草书大家的结字变化了许多，丰富了许多，而且也是美的。他并没有被自己制定的标准所框死，而是在那相对的限制中，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使得他那超乎常人的笔墨得以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发挥。”

其实，在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尤其是在重庆期间，他麾下正是诗人、书画家的聚集之地。如章士钊、沈尹默、汪东、乔大壮、叶元龙、潘伯鹰、谢稚柳等，可见当时的监察院，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世界。高层次文化人的诗书交往，风物流连，一定是相互感染、互相砥砺的。在这些人中，书法都是以“二王”帖学面目出现的，这也有助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研究。尤其是沈尹默作《三十六用寺韵为右任院长题标准草书》诗，对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和他的书法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追随执事来巴岷，敢矜一得言訚訚。文宗三易理当尔，皆字尤宜明便驯……”而且他在《南吕四块玉曲》中将于右任的诗书称之为“诗太白、草伯英，关中老汉最知名”，这是同道对他的推崇，也是对他诗词、书法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