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孟 张继昌

胡公冕等随部队到达表山后，会同军部人员研究了斗争形势，为使红军的建设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第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第二，培调红军基干力量，从各部抽调青年一百多人，建立直属教导团，由留苏回国人员负责培训；第三，调整补充红一团，将其编为三个纵队，分别由雷高升、胡协和、谢文候负责，由胡公冕负责统一指挥；第四，在永嘉黄山一带建立根据地。

经过短期整训，部队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并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部队决定攻打乌岩和黄岩县城。九月二十日，胡公冕等率部七百余人，从表山出发，二十一日到达黄岩宁溪。经过侦察，获悉宁溪至乌岩入口要道小沸头驻有国民党浙保五团二百多人，遂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红军拟兵分三路，从正面、侧面和背后攻击敌人。不料第三路在途中与敌遭遇，驻小沸头敌军听到枪声后不知虚实，即由岭逃跑。红军虽不战而下乌岩镇，却没有能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当夜，国民党黄岩县长孙崇夏与省保安队第五团团长谢仕雄率部来攻乌岩。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部队放弃了攻打黄岩的战斗计划，主动撤回到永嘉游击根据地内。在胡公冕等率領十三军第一团到处打击敌人的同时，红十三军第三团和第二团也相继在一九三O年五月间和七月间成立，并在自己活动的区域内四处打击敌人。

红十三军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一九三O年九月乌岩战斗后，国民党调集一三五旅和浙保三、四、五、七团，加上温、台、处地方民团约万人，开始分头对我红十三军实施“清剿”。十月下旬，雷高升等率第一团一部到达青田峰山，会合张华东部共一千多人，准备再次向平阳、瑞安出击。但部队在青田北山白岩休整时，被浙保四团和当地民团击散。战斗失利后，青田方面的红军战士大部分分散回家隐蔽。雷高升余部百余人到达瑞安高楼大京时，又遭围击，经奋力突围后转回永嘉。此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得到纠正，红十三军也由集中攻击城镇，转入了分散游击。在此种形势下，胡公冕和随他前来的留苏人员也先后离开部队，回到了上海。

胡公冕离开浙南后，东方局和江南省委派了新的红军领导人到浙南准备恢复红十三军。但是，由于红十三军始终没有重视根据地的建设，部队失去了依托，一旦失利就很难重新恢复。最后，新任的领导人只好回上海复命。一九三一年四月，就地坚持斗争的王国、雷高升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六月，中央军委令雷高升返回浙南重新组织武装斗争。下半年，十三军的斗争有所恢复，但起色不大。胡公冕在十三军几经挫折后，对于重新恢复十三军斗争信心不足，回上海后，他就把精力转移到策动兵变方面去了。一九三一年九月，胡公冕带领刘雄等人再次返回永嘉，秘密潜入温州城搞兵运工作。他们在敌浙江保安四团内成立了一个兵运小组，进行策反活动。在策反活动取得进展后，又派人到港头、岩头和溪一带去联络坚持下来的红十三军战士进城配合。战士们将大批短枪夹在灰篓里，将长枪夹在草席里运进城。不料，在暴动就要发动的当天出了叛徒，浙保四团的兵运小组被破坏，不少官兵被捕，敌人全城戒严搜查红军。有幸的是，起义指挥部的人员及时地获得了消息，立即通知撤退，战士们将几麻袋短枪沉入河中，连夜混出城。第二天，敌人出重赏搜捕胡公冕。在此种情况下，胡公冕等人即离开浙南返回上海。胡公冕离开浙南后，红十三军第一团部分战士在雷高升的率领下，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由于轻信敌人的改编阴谋，将部队带下山，结果导致了最后失败，雷高升等领导人也被敌人诱捕，壮烈牺性。红十三军的斗争失败了。

胡公冕回上海后，他利用和黄埔学生的师生关系，先后到南京、杭州策动一些黄埔系的军官哗变，以配合红色区域的斗争。胡公冕的这些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所获知，遂派人四处打听他的藏身之处。最后，由于叛徒告密，胡公冕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在上海英租界住所被捕。第二天，胡公冕在租界法庭受审，他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租界法庭无法证实他的身份将他关押一星期后，引渡到国民党统治区。经审讯后，胡公冕被带上脚手拷，关进了监狱。不久，胡公冕被押往南京军法司，单独关进羊皮巷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两年之后，他被押解到江西南昌，关在总司令部行营监狱近三年。这期间，顾祝同曾到监狱看过他，并让他好好读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著作，写出心得体会来，胡公冕没有予以理睬。胡公冕自被捕至出狱，前后被关押了近五年时间。此间，蒋介石始终没有敢对他下毒手。究其原因，胡公冕在辛亥革命时期和蒋共过事，广东政府时期和北伐时期也同蒋共过事，有一些友谊。另外，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就是胡公冕同相当一部分黄埔系军官有师生关系，在东征和北伐时期有一些名声，又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所以，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一九三六年二月，胡公冕经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保释出狱。胡公冕出狱后，邵力子对他讲：“你不能去上海、杭州，跟我去西安”。显然，邵力子是怕胡公冕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故而把他控制在自己身边，以防将来不好向蒋介石交待。于是，胡公冕随同邵力子去了西安，闲住在前杭州第一师范学生龚贤明家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我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会同各方面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到西安后，胡公冕去见周恩来，两人见面后都非常高兴。周恩来要胡公冕尽快乘飞机去奉化找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在胡公冕要起程的时候，周恩来又告诉他：“蒋方已有人来关，不必去奉化了。于是，周恩来又改派胡公冕携带他和杨虎城的亲笔信去找胡宗南，劝阻胡宗南的部队不要东犯。当时，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甘肃省固原县黑城镇。胡宗南看到杨虎城的信后将信撕得粉碎，而对周恩来的信却很重视。在胡公冕的劝说下，胡宗南的部队没有东犯。返回西安后，胡公冕又二次奉命到凤翔去做胡宗南部队的工作。此后，又到西北军中去做工作。在这个西安事变中，胡公冕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出了力。

一九三七年四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组织了陕北考察团，要胡公冕参加。此时，胡公冕脱离党的组织多年，很想到陕北去看看，就随同考察团到了陕北。考察团在延安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毛泽东还单独会见了胡公冕，鼓励他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做些工作。在延安，胡公冕还参加了一些群众集会，亲眼看到了根据地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这使他很受感动。但是，胡公冕此时思想中也有一些糊涂认识，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不管在哪里都是为抗日工作，没有看到民族矛盾虽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他没有能够在此时毅然回到党的身边的主要原因。胡公冕在这一时期的认识和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消沉，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还不够成熟。对此，胡公冕在后来是有所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自传中写道：“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狱后，未积极找组织请求审查，恢复组织关系。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参加革命后，世界观没有根本转变，缺乏坚强的组织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参加革命之后，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立刻参加到斗爭中去，没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自己认识水平低……当时没有意识到已把自己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降低到一般积极主张抗日的爱国者水平，这是我每一念及便深感痛心的。”

胡公冕自陕北回西安后，奉蒋介石的电召到庐山向蒋介石报告了陕北的情况。之后，他到上海住了几天，即转回西安。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全国民主呼声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吸收一些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也正在此时，蒋鼎文要胡公冕出任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但被胡公冕谢绝。一九三七年六月，国民党委派胡公冕为甘肃省第二区（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公冕权衡再三，觉得与其在西安闲住，还不如为抗日出一些力，于是就答应下来。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胡公冕到了甘肃平凉。

胡公冕在甘肃平凉任专员前后一年左右。这期间，他和我党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八路军肖克将军经常与他有书信和电文来往。我八路军向平凉地方富户摊派粮草，他从不反对。当我西路军溃散人员回陕北路经平凉时，他提供过许多方便。在平凉，胡公冕废除苛捐杂税，打击地方豪绅势力，遭到了地方势力的反对。后来，地方势力利用胡公冕要增加平凉田赋一事，和中统及商会联合起来，到兰州去告胡公冕的状。胡公冕也负气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和夫人彭兰离开平凉到兰州居住。

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国民党发表第一区专员与第二区专员对调令，调胡公冕任临专署专员。五月中旬，胡公冕等到达临。一年后，临涨专署迁到县，胡公冕亦到了县。县系多民族杂居地区。胡公冕到任后，本着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抗日的方针。在调解民族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还亲自到藏民区，打击和教育那些欺侮当地居民的活佛和喇嘛。一九四一年九月，胡公冕与县长郑执中闹翻，离开县到了兰州，并提出辞去专员的请求。十月间，辞呈被批准，他即回到了西安。

胡公冕到西安，胡宗南让他挂了个参议衔，其实是个虚衔，没有什么事可做。在西安他曾和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生过联系。一九四三年四月，胡宗南要胡公冕率一个代表团到陕北去访问三个月。胡宗南此举是想了解我陕北的政治、军事情况，胡公冕也想趁此机会再到延安去看看。在延安，胡公冕一行受到了我党的热烈欢迎。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胡公冕发表了讲话。李富春于四月十六日和二十日两次会见了胡公冕一行。胡公冕向李富春谈了他的此行之意。之后，毛泽东、林伯渠、贺龙等也分别会见了胡公冕。毛泽东希望胡公冕能设法到重庆去面见蒋介石，说明两党团结抗战的重要和利害关系，还问到了胡公冕的家庭生活情况。胡公冕一行在陕北逗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西安后，他本想到重庆走一趟，由于胡宗南的阻挠而未能去成。一九四三年秋，周恩来、邓颖超等从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时，曾到胡公冕家中看望他。谈话时，邓额超告诉胡公冕在西安车站遭到了无理检查，胡公冕听后非常气愤，送走周恩来、邓颖超后，他即到胡宗南处责问，胡宗南说他不知道，但答应派人到三原、耀县保护周恩来一行到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曾派人同胡公冕商议，希望他设法通过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关系，去东北担任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务。但胡公冕考虑到自己过去的历史以及当专员时的表现，认为没有可能被派去，因而未在这方面作努力，全家搬到上海居住。不久，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这使胡公冕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决意站在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卖国政策。此后，他开始在上海寻找我地下党组织，并于一九四七年冬和上海中央社会部的吴克坚、祁式潜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是把胡公冕当作党的干部加以信任和使用的，给了他策反敌军和搜集敌军军事情报的任务，并指定他的直接联系人是祁式潜。胡公冕策反的主要对象是胡宗南。胡宗南曾是公胡冕的朋友和部属，他们早在一九一O年在浙江孝丰就已认识，当时胡公冕在孝丰当教练员。胡宗南在投考黄埔一期时是备取生，胡公冕曾助他一臂之力。在东征时，提拔胡宗南当过教导二团二营副营长，在胡公冕负伤时还代理了营长。以后，胡公冕又保举他当了团长，估计胡宗南不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自一九四八年初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胡公冕曾多次由上海到西安策动胡宗南起义。第一次去西安，胡宗南表现出动摇。但是，当胡公冕第二次到西安时，胡宗南又变了，说这样做会让黄埔的同学骂死。其实，胡宗南是不愿意放弃他的反动立场的，他这样回答胡公冕只是托辞。胡公冕再次向胡宗南晓以利害，劝其速速作出决择，但胡宗南迟迟不作答复。胡公冕看他没有转变的可能，即离开西安回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胡宗南逃窜到汉中时，胡公冕又一次去西安，写了亲笔信让张新带到汉中，面交胡宗南。此信送到了胡宗南的手中。策动胡宗南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胡公冕为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并向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对此，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九四八年冬，胡公冕又开始策动温州叶芳起义。这年冬，叶芳从南京回温州途经上海到了胡公冕家里，谈话间，表现出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打算携家眷逃到海岛上去。胡公冕即对他说：“你只要离开国民党起义，共产党是不会难为你的，你这么一大家人，跑是不行的。”以后，叶芳多次到上海，胡公冕每次都劝他弃暗投明。最后，叶芳被他所说动。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叶芳越发感到无路可走，遂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并要求胡公冕帮助他找到我党的关系。胡公冕原拟到温州指挥叶芳部起义，但由于上海地下党考虑到我大军即将过江，进入上海后必然会发生巷战，遂让胡公冕找一些军事干部，准备组织一团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时打巷战，温州起义一事另派王保鎏同志前去联系。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温州起义获得了成功。

上海解放后不久，吴克坚告诉胡公冕，北京有电报要他去北京。胡公冕即到了北京。到北京后，他将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策反工作写成材料，请叶剑英转呈毛泽东。不久，李克农会见了胡公冕，对他说：“周恩来叫你到西北去，你能不能去？”胡公冕当时身体有病，但是考虑到工作需要就答应了下来。这次派他到西安去是继续做胡宗南的工作。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李克农致电贺龙、李井泉，让胡公冕随军前进，以资对胡宗南内部相机工作。胡公冕接受任務后，立即赶到了西安，在西北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胡公冕先后写了几十封信送到胡宗南所属部队，劝其投诚。以后，胡宗南部败退四川，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胡公冕带病坚持工作。后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无法坚持，西北军区即送他去疗养，并打电报到上海，让他爱人到西安照顾。这时，全国已经解放。

一九五O年春，胡公冕病情好转，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回北京后，安排他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一九五O年十一月，政务院发表胡公冕为政务院参事。一九五四年起，任国务院参事。

胡公冕任国务院参事期间，积极参加各项工作和政治活动，曾随抗美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后，又曾多次到外地视察工作，表现了很高的政治热情。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患脑病不能坚持工作，在家休息。胡公冕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后一度脱党。晚年他经常和同志们及家属谈及此事，为自己至今仍在党外而深感遗憾。一九六四年，胡公冕抱病书写了两万多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向党表示了希望重新回到党内的强烈愿望。这一年，胡公冕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道：“多年来，我心中无时不在想念着党，渴望着能够回到亲爱的党的怀抱里，今天，我向党提出申请，我愿以有生之年，把我的全部精力和我的生命献出，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请求党审查我。”胡公冕一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他始终对党抱有深厚的感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念念不忘能重新回到党内米。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胡公冕在寓所逝世，终年九十二岁。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党委根据胡公冕一生的表现和他晚年的要求，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四月六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胡公冕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机关党委、国务院参事室等单位送了花圈，邓颖超也送了花圈。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郑远主持仪式，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生致悼词。悼词说，胡公冕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为觉和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是党信任的好同志。”这是党和人民对胡公冕的一生所做出的公正评价。（杨俊欣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