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

同南朝相比，北朝由于没有碑禁，所以书法遗迹宏富，蔚为大观。这种书法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混战时期，黄河流域成为各族争夺的中心，氐、羯、羌、鲜卑、匈奴各族先后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了汉族地主阶级，但中原的富庶经济和先进文明强烈地吸引着游牧民族。尤其是北魏孝文帝大刀阔斧地改革了鮮卑族的风俗习惯，迅速汉化，给中原地主阶级注入了新鲜血液，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上升力，这些一跃而起的军事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利用碑刻的形式来歌颂军功，振奋人心。于是碑刻经历曹魏禁碑之后的萧条，这时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只不过是碑刻铭功的对象和宣扬的内容不同罢了。这种复苏对中原文化是个挽救和重振，为隋唐文化趋向繁荣昌盛并达到封建文化的顶峰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唐代碑刻的兴盛，就是这种改造的必然结果。

北朝的碑刻，就书法的承前启后作用来说，应该首推魏碑，而魏碑又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起点。北魏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开刻碑石，只有《秦从造像》《巩伏龙造像》等二三石刻。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极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他也喜好包括书法在内的汉文化。因而此时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十分丰富，其中有碑刻、墓志、塔铭、造像题记、幢柱刻经、摩崖刻经以及写经墨迹等，自北魏至北周数以千计，而且风格多样，体态多姿，所谓“隶楷错变，无体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