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姝

摘 要：由阿瑟·佩恩执导的犯罪剧情片《邦妮与克莱德》是“新好莱坞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改编自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实案件，讲述貌美女郎邦妮与监狱假释犯克莱德成为著名的雌雄大盗，最终命丧警察乱枪之下的故事。导演用视听语言的技法抹去了邦妮作为盗贼的残忍与非法性，片尾两人被乱枪打死的慢镜头呈现了邦妮与克莱德死亡的悲剧性，也让观众在观影结束之后悲伤不已。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此时观众为之叹息的不是一对雌雄大盗的死亡，而是一个温柔“母亲”和“父亲”的死去。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邦妮与克莱德》;阿瑟·佩恩;新好莱坞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好莱坞受到欧洲艺术电影和本国电视行业的冲击，在电影制作方面被迫转型，不断自我复制的类型片终于感受到了市场的冷淡，开始重新换装，新好莱坞电影也由此诞生。以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卢卡斯为代表的年轻导演们将新好莱坞电影运动推向高潮，他们不拘一格，在电影中反映真实的社会背景和年轻个体的生存状况，发出对“存在”意义的思考，并将矛头对准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政府。1967年上映，由阿瑟·佩恩执导的犯罪剧情片《邦妮与克莱德》则是“新好莱坞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改编自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实案件，讲述貌美女郎邦妮与监狱假释犯克莱德成为著名的雌雄大盗，最终命丧警察乱枪之下的故事。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邦妮与克莱德》中反映的美国文化以及从文本细读方面对两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分析，本文旨在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影片中邦妮的人物成长，探究这部作品触动人心的内在深层原因。

一、无“父”之家

让我们首先从这部影片诞生的背景说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种族运动和民权运动不断兴起，持续十年的越战和政治丑闻——“水门事件”，让青年男女动摇了政治信仰与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美国梦”，青年们用“自由主义”和“性解放”的口号来反对主流的精英文化，这些年轻人被称作“垮掉的一代”。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弗洛伊德认为，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象征着权威与秩序，是个体跨越“阉割焦虑”，成功进入“秩序社会”重要的引导者，“父亲”既是作为“子”的一代的敌人，也是和解后的精神导师。这一理论不仅仅适用于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同样适用于独立个体与其所在的国家。在一个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需要特别是儿童需要遵守父亲的权威，服从父亲的命令，同样在一个国家中，个体则需要遵守国家所制定的规则，维护其秩序。这两者在“父权”这一话语表征下并无任何区别，其目的都是维护一个群体关系的良好运行。

影片产生的背景是作为美国政府“父权”形象倒塌的时代，这群被称作“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们认为充斥在美国社会的惯例与规则，不仅压抑人性，更是个人追求自由生活的阻碍，于是他们要逃离这个社会，甚至用不同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电影等形式来进行反抗。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艺术作品中都被禁止的“暴力”“吸毒”“性”成为反抗的武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对著名的雌雄大盗的故事不失为一种最佳的反抗文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银行破产，民众失业，现实中的邦妮本是一个长相出众，学习成绩优异，热爱文学的“三好学生”——一个优秀的“美国女孩”，但她两次爱上的男人都是无所事事，喜欢惹是生非的“社会边缘人”。面对爱情，她选择退学、结婚甚至与第二个爱人——监狱假释犯克莱德一起离家出走，靠抢劫偷盗为生，公然与国家、政府为敌。在旁人看来邦妮的行为不可理解，她的选择与行为违反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更是对美国政府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反抗与背叛。导演阿瑟·佩恩选择将这个真实的故事进行改编并将其搬上银幕，与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反主流文化”的思潮相一致，故事的背后则潜藏着“反抗父权”文化基因。

二、邦妮：从依恋到反抗

在改编后的影片中，邦妮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女招待，她每天过着重复且毫无新意的生活。影片伊始即用巨大的红色嘴唇、绝望的眼神等身体部位的特写，来表现一个女孩内心的压抑与苦闷。虽然导演并没有具体介绍邦妮所生活的家庭环境，但是从她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推测邦妮生活在一个“无父”的家庭之中。克莱德预备偷盗的车是“她母亲的车”，在与克莱德一起躲避追捕的路途中，她唯一思念的也只有自己的母亲，“邦妮之父”在镜头中始终是“缺席”的状态。“无父”的邦妮与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代替父亲制定规则，形成权威。对于邦妮来说，母亲既是依恋和学习的对象，同时也是在成长之路上需要摆脱的规则“束缚”。“人类个体不得不使自己致力于摆脱父母的束缚的重大任务之中，而且只有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才可能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团体的一员。”[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银行破产，民众失业，一切都在陈腐中的下坠，沉闷得不堪一击。邦妮的房间，挂着她童年时候的照片，桌上放着一个没有生命的洋娃娃，衣柜的柜门还贴着一张不知是什么时候绘制的房屋图画——蓝天白云之下的一栋美丽的美国洋房，似乎随着邦妮年岁的增长，一切还是儿童时候的模样，一成不变，如同当时的美国社会一样古板。

邦妮在衣柜中寻找衣服时，画面前景中的巨大缝纫机成为母亲权利的象征，同样也是美国社会秩序的暗喻。在这样一个古板的家庭中，邦妮用一个“坏女人”的形象进行反抗。如同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在其著作《千面英雄》中所言，所有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類是慈爱、善意的女神，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充满诱惑力的魔鬼。这两类女性形象的根源都在幼年时期，潜意识中的“母亲”形象，“我们的记忆中不只有仁慈的意象，也有‘坏母亲的意象”[2]，邦妮的出场伴随着邪恶与诱惑的暗示，巨大而鲜红的嘴唇，裸露的女性身体，放置在耳后的金色秀发，精致而艳丽的妆容，这一切如同是对好莱坞歌舞片中裸露着大腿的百老汇女郎稚气的模仿。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邦妮渐渐褪去了这种充满诱惑力的装扮，在影片最后成功转变成为一个温柔而慈爱的“母亲”形象。

三、一位“母亲”的死去

邦妮的改变始于与克莱德的相识，克莱德的大胆与突破常规，在当时极度渴望摆脱刻板生活与秩序的邦妮来说，如同一种救赎的力量。当克莱德跟邦妮表明自己的盜匪身份，并炫耀式地拿出一把手枪之时，一种不同于母亲权威的新的“父权”在邦妮心中确立。随后，在一次成功的抢劫之后，邦妮跳上了克莱德的汽车，两人一起“浪迹天涯”。克莱德让邦妮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发型，教会她开枪以及盗匪的规则，包括可以随意开走他人的车辆，克莱德俨然成为了邦妮的“代父”，指引她在一种新的生活中的成长。

更为重要的转折发生在邦妮与母亲告别之后，那场母女告别戏被导演用一种梦境般的形式进行呈现，似乎在告诉观众这更像是一种潜意识里的精神成长而不是现实。邦妮在这场戏中褪去了往日的浓妆，束起了头发，更像一位找到精神归宿的家庭妇女，而不再是影片伊始中那位禁锢在母亲权威之下而又依赖母亲的稚气女孩。“我们一直沉浸在尚未消失的婴儿期意象，不愿迈入必经的成年之路。在美国，甚至出现一种相反的可悲论调：生命的目标不是变老，而是保持年轻;不是离开母亲变得成熟，而是固守着她。”[2]

邦妮在跟着克莱德一起躲避警察追捕的过程中，逐渐成长，终于在此时选择与母亲告别，而她的母亲也明确告诉邦妮不要再靠近自己，这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切断与母亲的联系，更是一种仪式化的精神成长，新的“父权”成功替代了母亲的权威，邦妮已经由一个稚气的，以性感装扮来反抗传统规则与秩序的招待女郎转变成一个进入新的秩序（克莱德所代表的盗匪世界）中的成年女性。

此时的邦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成长，即从一个依恋母亲的女孩变成反抗传统规则和秩序（在影片中以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警察为代表）的成年女性。在最后一次两人去商店购物的时候，邦妮手拿一个瓷娃娃，兴奋地跟克莱德描述其可爱之处;在克莱德发现警察之时，邦妮正在与一个小女孩亲切地交流，这一切显示了邦妮的第二次转变：此时，她已不是一个反抗秩序的女盗贼，而是一个温柔、慈爱的“母亲”。两人最后的死亡是整部影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导演用视听语言的技法抹去了她作为盗贼的残忍与非法性，当邦妮意识到危险逼近，我们从一个特写镜头中看到她满含深情地看向克莱德，似乎在做最后的告别，一阵乱枪之后，只剩下两具冷冰冰的尸体。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此时观众为之叹息的不是一对雌雄大盗的死亡，而是一个温柔“母亲”和“父亲”的死去。

精神分析学作为20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之一，或许可以为欣赏《邦妮与克莱德》这部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路径。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洛伊德文集（第三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76.

[2][美]坎贝尔.千面英雄[M].朱侃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