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黄冈 43800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对于健康的认知、意识，以及饮食行为、习惯，乃至日常生活的形态也有明显改变。近2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出现，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日常生活饮食行为与健康意识的关注与重视，追求健康饮食的行为与现象似乎越来越明显。

1 研究动机与目的

癌症一直位居我国十大死因首位。193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许多研究发现，高脂肪、高动物性蛋白质及缺乏纤维量的日常饮食行为，容易引发致癌肿瘤的形成。改变不良的饮食形态、体重的维持、定期运动、避免吸食烟草等饮食行为与生活形态，不断被强调是具有预防患癌症的生活习惯。当今社会，虽然社会大众都知道均衡的饮食是维持健康的要素[1]，但众多关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研究显示，现代人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中，仍有相当比例因饮食行为与饮食习惯不佳而造成的。维持健康虽然为现代人所关注，但难以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因此，以中部某地区群众为对象，探讨健康意识、生活形态与饮食行为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各项认知的相关因素，并根据若干研究结果提出讨论与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及后续研究参考。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及医疗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越见增长。然而，生命的延长不一定同时意味着有较好的生活品质；维持较佳饮食行为与健康意识的生活形态，成为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的重要课题[2]。换言之，现代人的健康除了与自身的生理条件有关之外，自我的健康意识、饮食行为与生活形态，也是影响身体健康与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

1.1 健康与健康意识

健康为人类所求，对于健康的认知与定义也不断演进。传统观念多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生病就是不健康；然而，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曾明确指出，健康并不是一个单一、清楚的目标，并指健康为身体、心理及社会的完全良好状态，而不只是疾病或虚弱的免除。换言之，健康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指涉及身体、心理、精神、情绪、团体、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健康状态。健康意识是个人对于健康自我认知的一种心理状态，包含对健康的警觉性、参与健康行为和健康行为的自我监测等；或指个人为维护自身健康而预先会注意的保健知识和理念。国内外研究均指出，个人对自我健康情形所做的评估与描述，会影响自身所从事的健康促进行为。此外，自觉健康状况与饮食行为之间有明显相关。特别是自觉健康不佳或自觉易患某疾病，则采取避免患病饮食行为的可能性。

1.2 生活形态与健康

生活形态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人际互动过程中型塑与展现；而其含义包含人格、动机、知觉等内在特质，同时也外显为人口统计变项、社会阶层等行为模式差异的含义。就个体层面来看，生活形态的核心，是个体心理功能运作独特性、完整性与一致性特征的表达，从而也是个人人格发展与行为模式形成与历程的一种了解；而从整体层面来看，生活形态则是反映个人实际的生活方式、兴趣与想法等，导引并说明个人所从事的日常活动与行为。现代社会对于所谓健康生活形态的衡量，包括健康责任、营养运动、人际支持和压力处理等诸多层面。生活形态与健康维持、健康促进乃至生命周期的复杂及多元关系，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众多研究发现，生活形态不但是个人健康状态、价值观、生活态度与方式的一种反映，也和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有密切关联。如：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行为与健康状态；脑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除了个人的遗传因素之外，与个人生活形态或习惯有密切关系；肥胖成为家族问题，可能与不健康的生活形态有关；相较于独居者，与家人同住者会有较健康的生活形态表现[3]；女性、年纪较长者、教育程度较高者，较容易维持健康的生活形态等。

1.3 饮食行为与健康

饮食行为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并和饮食相关的一种持续性行为；是与进食有关内在的、外显的、意识性的活动。由于现代人生活忙碌，加上人工精致、高油、高糖、高热量饮食行为颇为普遍，这些成为患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主因。因此，定时用餐、节制地摄取脂肪与糖、摄取足量蔬果、注意营养标示与热量、注意卫生安全、以营养健康原则选择食物等饮食行为选择，被视为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正向饮食行为。虽然健康饮食成为现代人重视的饮食趋势，然而长期以来，现代人的饮食行为似乎仍明显存在着认知与行动之间的某些差距。现代人的食物选择受到自我喜好程度与社会风潮的影响[4]，明显大于对身体所需或是有健康重要性的知觉。

2 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研究背景与动机，以及相关文献的探讨，关于影响中部某地区群众健康意识、生活形态与健康饮食行为认知与相关因素的假设如下：H1～H3，健康意识、生活形态、饮食行为会因为受访者个人特质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H4～H6，健康意识、生活形态与饮食行为间有显著正相关。

2.1 研究对象与资料搜集

以某中部地区群众为问卷发放的对象。采用便利取样方式，针对方便且愿意提供信息者进行资料搜集。为提升完访与有效填答率，问卷由完成训练且熟悉问卷内容访员进行一对一现场发放及回收。发放问卷地点为该地区小区、火车站、邮局、学校、超市卖场附近等人潮较多的场所。问卷发放时间为2019年6—8月；共发出问卷890份，有效问卷81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6%。

2.2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采用横断性量化研究。测量工具主要参考健康意识量表[5]研究制作封闭型结构性问卷。问卷设计完成后，分别请学校4位有量化研究经验教师，逐题填相关意见给专家审查，并依相关意见完成必要修订。问卷主要为2个部分：第1部分为受访群众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每月支配所得等个人身份特质问项；第二部分则分别为健康意识（6题）、生活形态（8题）、与健康饮食行为（8题）量表，共计22题。问卷量表以李克特五点式量表为测评尺度，并依勾选非常同意、同意、无意见、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给予5～1分计数统计，越表示同意的计量分数越高。问卷资料搜集完毕后，采用SPSS 19.0版统计套装软体，除进行问卷量表信度分析外，还分别进行次数分配、百分比、平均数等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独立样本t检定、单因子变异数分析（ANOVA）、皮尔。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分析

为进一步确保或提升量表信度，完成有效问卷搜集后，以题项总分相关法进行项目分析。在题项与总分相关值偏低及删除该题后可提升α系数值同时成立的条件下，删除量表中健康意识构面题项1题。完成项目分析后问卷量表共21题，各构面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811～0.878之间，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则为0.911。就一般性研究而言，显示该问卷量表有很好的内在一致性。相关检定数值分布情形如表1所示。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3.2.1 受访者个人特质分布情形

表2显示，受访者性别以女性占多数（54.6%）；年龄部分19～24岁受访者占38.1%最多，65岁以上（3.3%）最少[6]；职业方面以学生最多（45.0%），服务业次之（20.7%），农林渔牧业者少（1.7%）；受访者教育程度以大学（专）者最多（55.6%），高中职者次之（31.8%）；婚姻状况未婚者占多数（63.7%）；家庭结构方面，小家庭者占70.8%最多，大家庭者次之（16.1%）；每月可支配所得方面，5 000元以下者最多（40.3%），5 000～10 000元者次之（19.7%），20 000元以上者最少（1.9%）。

表1 问卷量表信度检定值分布情形（N=979）

表2 受访者个人特质分布情形（N=979）

3.2.2 受访者各构面认知的平均得分

表3显示，受访群众在健康意识构面认知的得分，健康是自己的责任的平均得分最高（4.31分）；非常在乎自己的健康次之（4.18分）；会定期注意有关健康的信息的平均得分最低（3.97分）。在生活形态构面的认知部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平均得分最高（4.17分）；对别人表达关怀、爱心及温暖次之（4.05分）；固定量血压并知道自己的血压的平均得分最低（3.16分）。在饮食行为构面的认知部分，每天吃蔬菜的平均得分最高（3.95分）；定时吃三餐次之（3.84分）；不吃甜食或零食的平均得分最低（3.21分）。整体来看，受访群众认知的平均得分以健康是自己的责任最高，固定量血压并知道自己的血压最低。以各构面的得分情形来看，在健康饮食行为构面的认知，各题项的平均得分均低于4分；生活形态构面除了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对别人表达关怀、爱心及温暖两题之外，其余题项的平均得分亦均低于4分；在健康意识构面的认知[7]，除了会定期注意有关健康的信息一题外，其余题项的平均得分均在4分以上。

3.3 推论性统计分析

3.3.1 受访者各构面认知的差异分析

在生活形态构面，饮食行为认知构面一项，受访者65岁以上、家管、已婚、每月可支配所得5 000元以上者认知的平均值高于相对各项身份特质者。此外，受访者对于健康意识的认知，会因为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每月可支配所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经事后检定显示，45～54岁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18岁以下的受访者；家管受访者明显高于学生；已婚者明显高于未婚者；每月可支配所得6 000元以上及5 000～6 000元受访者的认知，则明显高于其它各项可支配所得者。在生活形态的认知方面，则会因为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每月可支配所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经事后检定显示，男性的认知和女性相差不大；45岁以上各组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24岁以下各组的受访者；家管的认知明显高于学生；已婚者明显高于未婚者；每月可支配所得10 001～20 000元、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10 000元以下的受访者。对于饮食行为的认知，会因为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每月可支配所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8]。经事后检定显示，45岁以上各组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24岁以下各组的受访者；公教、服务业及家管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学生；已婚者明显高于未婚者；每月可支配所得10 001～20 000元受访者的认知明显高于每月可支配所得10 000元以下的受访者。

3.3.2 受访者各构面认知的相关分析

表4显示健康意识、生活形态与饮食行为构面之间皆有显著正相关。换言之，健康意识的得分越高，生活形态的得分也会越高（r=0.474；p＜0.01）；健康意识的得分越高，饮食行为的表现越好（r=0.416；p＜0.01）；生活形态的得分越高，饮食行为的得分也会越高（r=0.718；p＜0.01）。

表3 受访者各构面认知得分分布情形（N=979）

表4 健康意识、生活型态与健康饮食行为相关分析（N=979）

3.3.3 受访者各构面认知的复回归分析

以强迫进入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回归模式中整体R2为0.144，表示个人特质各变项可以解释生活形态认知14.4%的变异量。回归模式变异量显著性考验的F值为5.491，显著性考验p＜0.001，表示回归模式整体解释变异量达显著水准。此外，回归模型显示，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结构、每月可支配所得等6个自变项，对生活形态的认知有显著影响力。年龄45岁以上者显著地较18岁以下者高（p＜0.05～0.01）；待业者较学生低（p＜0.05）；教育程度为硕博士者显著地较中小学（含以下）者低（p＜0.01）；每月可支配所得10 000～20 000元（p＜0.001）及20 000元（p＜0.05）以上者显著高于10 000元以下的受访者。

4 讨论

4.1 研究讨论

整体来看，一方面受访者对于健康意识、生活形态及饮食行为三构面的认知，均会因为年龄、职业、婚姻及每月可支配所得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家庭结构的差异则完全不会影响受访者对各构面的认知；性别的不同只有在生活形态构面的认知上有差异。另一方面，受访者在生活形态构面的认知差异项目最多。现代人的生活形态除了与过去大为不同以外，对于较佳生活形态的追求也有较多的关注。若从现代社会逐渐重视健康促进的生活形态包括健康责任、营养运动、人际支持和压力处理等诸多层面的衡量来看，不同身份特质的人对于生活形态的关注程度与行为表现确实可能大有不同[6]。试验中，受访者家庭结构的差异并不会对生活形态的认知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和若干研究的发现有些差异。独居者的生活形态表现较不健康[7]。从上述结果来看，家庭结构对生活形态的影响有不同结果的原因，是否可能因文化或居住地域的差异所致，值得进一步探讨。受访者对健康意识的认知，不同教育程度则无显著差异的结果[8]。而生活形态的认知差异情形，会因为受访者性别、婚姻的不同而有差异；教育程度受访者对生活形态的认知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在饮食行为的认知部分，饮食行为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健康意识与饮食行为之间有显著正相关，但就各构面的认知情形来看，受访群众亦显然有健康意识认知得分高（几乎均在4分以上），但饮食行为表现得分低（均在4分以下）的情形。健康的维持虽然一直为现代人所关注，但似乎不一定能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因素为何，值得进一步探究与了解。

4.2 研究建议与限制

结果发现，受访群众在健康意识构面的平均得分多数在4分以上，唯独在注意有关健康的信息一题得分稍低（表3），显示群众具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但接收健康相关信息的机会或稍嫌不足。建议加强提供并增加健康相关信息的宣传途径道或媒介，提高群众接收健康信息的机会，进一步有助于群众健康意识的提升。18岁以下在各构面的平均得分均为最低，显示此年龄层多数在校学生的健康认知、生活形态与饮食行为表现均较不佳。青年学子的健康意识较为薄弱，日常饮食行为容易受外在影响，建议教育机关及学校应利用学生在校时间，增加相关课程、讲座，张贴海报，发放文宣及举办动态活动等，提升青年学子对健康意识、生活作息及饮食行为的关注。受访群众在饮食行为构面的平均得分均在4分以下；不吃甜食或零食，不常喝汽水、可乐、含糖饮料，避免吃油炸或含油高的食物等3项的平均得分为最低，显示受访群众的日常饮食行为与大众健康署少糖、少盐、少油的饮食建议多有不符。鉴于一般群众饮食行为多受快速、便利等外食习惯影响，建议大众健康署应增加卫教信息传播的多媒体途径、主动结合社区举办健康饮食示范的动态活动等方式，在协助大众改善饮食行为方面，能有更为积极、有效的作为。

5 结语

在研究限制方面，因受到时间、经费及人力的限制，只针对中部某地区群众进行问卷调查，相关结果无法外推到其他地区群众。此外，因考量问卷填答意愿及结构式问卷一定程度标准化的必要，量表调查结果仅能代表受访者当下认知与态度；抽样方式可能受限于现场调查情境，不完全反映样本母群体的真实分布情形，可能影响调查结果。试验采用横断式量化研究，采用结构式问卷收集资料，后续研究若能根据若干结果采用参与观察或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有助于群众健康意识、生活形态与饮食行为之间关系理解，并有益于政府相关健康促进政策的推动与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