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碧

[摘 要] 中国哲学需要发展，而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所面向的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二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包含实践经验在内的理论问题？三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还是一个理论创新问题？对此综合思考来看，回答和解决中国哲学的构建和发展问题，需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根本维度就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做世界性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哲学追求普遍性的本性和具有立足于中国的特性。

[关键词] 中国哲学发展;中国经验;世界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0）04-0063-10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迈进了新时代。中国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在经济力量上逐步走向了强大，即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中国发展的反思提出了思想层面的匹配问题，即思想文化也要同步地“强起来”，进而提出了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和要求[1-2]，因此，诞生了立足现实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构建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这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应当有具体的思路和方案。就此，立足现实背景来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所面向的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二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包含实践经验在内的理论问题？三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还是一个创新问题？下文笔者就上述问题的具体思考做详细论述。

一、当代中国哲學的构建所面向的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

说到中国哲学，在通常意义上人们一般会形成两种基本理解：一种是指地域概念上的中国哲学理论;另一种是指文化传承概念上的中国哲学理论。但无论是哪一种，其涵指都视其对象为面向中国的问题，这是一般人的直观理解。然而，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去思考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问题，不应局限在上述两个基本理解上，即便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其实，对于“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应如何予以界定或理解才能真正地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概念，这是一件不可立刻确定的事。原因复杂，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追求普遍性的哲学如何与具体的中国相结合。

哲学的问题、论题及方法的重要特征就是指向普遍性，如果一种哲学没有这种特征及相应的规定，那显然不可能称之为哲学。按照西方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思考，哲学是关于“存在”问题的反思。“存在”是什么？“存在”就是关于“本原”的概念，更进一步地说，存在作为本原范畴，它是关于世界来源及其总体性把握的概念，因而也就体现了哲学思维的总体性并指向普遍性。“总体”或“总体性”，这是世界现实的一个客观规定，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总体性或整体性的把握，从而形成普遍性的追问，这是认识的客观要求。

本体论在哲学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哲学研究通常都以一定的本体论承诺作为前提，而这个前提获得就等于表达人们建立了其认识活动通向真理的确定性基础。哲学中的本体论，就是搭建认知的逻辑基础，没有了它，理论就失去依靠。而就这个依靠，人们秉持总体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一般对它赋予普遍性、稳定性和永恒性的规定，通过这样的理论规划，从而使人们获得对世界万物认识和解释的基础。“本原”对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整体认知上规定了人们对解释世界的逻辑前提，为人们建构知识提供了理性基础。

而对“本原”本身的研究，人们通过“存在”这样的总体范畴的反思来实现。而这种反思，作为具体的人对“本原”的把握，在不同的学派或学者之间又是有区别的。如泰勒斯提出的本原的范畴是“水”，赫拉克里特提出本原的范畴是“火”，毕达哥拉斯提出本原的范畴是“数”，柏拉图提出本原的范畴是“理念”，等等，这是对本原内质把握和规定的分歧。而这些分歧之间形成的张力，表达了一个问题，即理论建构作为人的认知发展，其蕴含了一个内部机制，即社会存在认知选择，也就是在比较谁提出的本原范畴更加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从而意味着谁的理论就更具有解释力并获得认同。基于此，学术史上才会有阿那克西米尼用“气”的范畴来代替其老师泰勒斯的“水”的发生，此后陆续出现巴门尼德用“存在”和柏拉图用“理念”这样抽象的范畴来表达本原的变革和发展。本原规定有抽象的趋向，这就是哲学不断指向总体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和体现。

基于此来理解哲学，将哲学当作是关于本原的“存在”之思的把握时，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而且哲学把追求总体性和普遍性的世界把握当作自己的任务。这样，哲学的首要问题被学界列为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并解释哲学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惊异。近代以来，人们则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世界观”表达为认识论就是“观世界”。总之，哲学是面向普遍性问题的，它的问题及其理论越具普遍性，它就越具有说服力，这是哲学的内在特质。

基于上述意义来理解哲学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理解中国哲学，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建立当代的中国哲学，它是一个面向中国独有的问题还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或者说，中国哲学是去探讨一个关于中国作为对象的特殊性问题，还是探讨一个关于世界作为对象的普遍性问题？当前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应该以中国问题作为探讨和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如果中国哲学退归到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那必然地使中国哲学退归到部门哲学或者地域性问题的层面，这就游离了哲学追求普遍性的目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旦把中国哲学降到部门问题或地域性对象来探讨，中国哲学能够走向世界吗？它能够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学问的内容吗？此外，如果照此说来，似乎就可以不需要中国哲学或哲学无关中国了，中国哲学就变成多余了吗？

中国哲学是否多余，其实，从世界领域来看，除了有中国哲学的提法，国外还有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等之说，中国哲学的概念或称呼并不孤立或特殊。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基于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能够存在的维度来合理解读中国哲学尤其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及其可能。实际上，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它们所探讨的是古希腊、德国、法国的具体问题，还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

诚然，这个问题是不用多加考虑就能明白的，显然其探讨的就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就此，我们以康德为例便知。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3]这实际上是他的两个疑问，头顶上的星空指的是大自然及其规律性，内心的道德准则指的是人类社会及其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法则。对二者发问并力图解决形成了他后来的相应巨著，一是《纯粹理性批判》，二是《实践理性批判》。其中，前者研究的是认识发生的普遍性逻辑基础，提出了理性构造的十二个基础性范畴;后者研究的是道德发生的普遍理性基础，提出了三大绝对命令。因此，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是面向世界和人类的，并不是德国地理学意义上的具体问题或具体事务。后来，衔接康德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作为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主要理论与著述也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并非德国地域内的具体事情。

诚然，关于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否，其依据在于其能否建立面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如果不能，即不能为世界提供普遍适用的理论范式，那么中国哲学就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而会因失去关注而面临灭失。这样说，不是否定中国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而在于需要思考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如何发展。结论就是，能够建立面向世界来探讨人类普遍性的问题，中国哲学就可以存在。

那么把中国哲学归结为面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还有必要提“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吗？这又是一个问题。其实，这样的提问包括了一种误解，即关于哲学如何在场的误解。世界之所以存在“别国哲学”，并不是指不同国家的人们把自己国家当作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尽管哲学传统上具有自己国家的实践经验性，但指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从自己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这个才是“别国哲学”的正解。这样，对于中国哲学的正确理解，不是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指中国人做世界问题的哲学，可以说，建构中国哲学在于中国人如何面向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而形成自己的解答，即使在问题中涉及具体的中国事务，那也是对于中国事务所蕴含的普遍性追问。由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关于世界普遍性问题的追问和解答的方案。

至此，可以说，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它所需要面对的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具体问题，或者指向中国的具体问题也是它蕴含普遍性问题的。显然，按照哲学追求普遍性的原则要求，中国哲学必须面向世界性问题才会有生命力。而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还要保留“中国”二字，在于它是中国人的解答方案，而不是别国或他人的。实际上，在哲学理论中，关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探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方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案，这种方案就是基于自己的文化、视野和经验而形成的。做中国哲学尤其做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要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经验来解决世界性问题，这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正确之路。

这样说，是否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不需要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了？或者说，中国的问题不能进入中国哲学了？当然不是的，只要中国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世界性的问题，只是它是面对中国而做世界性的问题而已。在中国问题的哲学层次里，其解答就是要有这样的维度，从而可以在中国之内做世界之事，进而促使中国哲学能有着时代之发展，否则式微或窒息。关于这个问题，下面第二个问题涵盖并进一步深入讨论。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包括了实践经验在内的理论问题

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它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包括实践经验在内的问题呢？缘何要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人们一般都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走下神坛”（其地位与其他学科并列了）之际，仍然有许多人呼吁重建形而上学，把哲学理解为科学之上的问题和理论。这样，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哲学的构建，它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包括实践经验在内的理论问题，立即就会跃入人们的视野。

由于哲学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宏观性，因而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范畴上的抽象性和理论化的叙事性，一般不直接论述具体事物，以致哲学总是具有类形而上学的特征。但是，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宏观性就意味着哲学必须脱离现实或与现世经验无关吗？或者说，它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吗？事实上，世界没有纯粹的理论问题。诚然，哲学，虽然它是一个关于世界观的精神范畴，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但是在内容的规定上必然是客观的，因为精神或意识所反映的对象只能是客观的物质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4]22，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哲学问题是属人的，其他动物没有哲学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它们不可能有哲学问题。原因在于，人具有实践性，但人的实践是“为我存在的”[4]72，即从自己为目的而出发的，从而具有价值性，表达了人的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定。这样说来，实践不仅具有本体的客观规定性，而且具有价值认知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实现二者统一的物种才是主体，实际上这个主体只能是人类。正是这样，人类作为实践的存在，价值问题才在被自己的领悟中所认识并产生。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不仅把世界当作自己活动（改造）的对象，而且能把自己当作自己活动（改造）的对象并得到改造。可以确认，人类通过实践才能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自然界的人类社会并形成社会发展的规律。精神或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哲学作为认知的理论问题是内在于实践的，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关于哲学认知的一个必要的基本判断。

首先，哲學作为内在于实践的范畴来理解，哲学的发生是具有个人经验的，即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是通过具体的哲学家表达出来的，跟哲学家个人的研究、体验、领悟、认识连在一起。从一般的哲学理论范畴来看，一般地，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因而人们对哲学的认知通常会出现一种忽略，即对哲学的个性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哲学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哲学普遍性问题的解答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因此，哲学的理论阐述具有个人的经验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那么，关注哲学研究和理论阐述的个别经验性，在哲学的建构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关涉呢？显然，哲学就是包括了个人实践的经验性认识。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个生命个体，生命个体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而言，无疑是短暂的和局限的。因此，基于生命个体的实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问题解答，其哲学家所依赖的“经验”也必然是片面的。同时，正因为有这种片面的经验依赖性，以致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往往变得遥不可及，使得“普遍性的问题”始终成为问题，进而哲学一直在对老问题做新解答，这是哲学的特有现象。这种现象也就成为哲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影响形成哲学自身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哲学问题内容呈现总是普遍性的，而实际解答则总是多元和个性的。这种情况，如历史上的本体论，其解答就是多元的，如古希腊哲学中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答案都不一样。这种多元性及其个性，或许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从现实性来讲，我们理解哲学，除了需要面向哲学追逐普遍性的特点，还需要注重哲学的个别经验性。而个别经验性包含个体的理解，他们总是基于自己个体的生活出发，这个出发点就是哲学家个人的实践经验。科学地理解哲学，在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上，人们从来都只能是基于实践而形成的，不能离开实践这个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在实践之外。因此，哲学不会也不能在纯粹的理论意义上予以指认和把握。

其次，哲学作为内在于实践的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时代性概念。黑格尔说过，“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它的时代”[5]，这里强调了时代性。马克思也曾指出，“哲学是时代的思想精华”[4]220。哲学的时代性表达了哲学具有发展性并呈现时代的差异性，即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哲学家及其思想，这个理解符合历史实际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哲学的时代性源于哲学的实践性。因为实践是创造性的，具有否定性的推动作用，它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哲学作为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世界才将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人们的认识也才更加宽广和深入。基于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哲学问题的变化和解答的创新。因此，基于哲学之时代性而言，哲学不是与实践无关的事，而是哲学就是在实践中生成的。

而每个时代的实践都是具体的，即具有时代的经验性。为此，哲学的时代性表现不过是哲学问题在时代的过渡中不断基于实践进行重构和解答的过程。可以说，哲学的时代性使哲学的发展包括了实践的经验性，即哲学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基于个别经验性和时代性来理解哲学的特征，哲学是具有实践经验性的，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把这个立场引入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就不能再把它归结为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必然包括当代哲学家之经验和具有时代性背景的问题，进而对于中国哲学的判断，必然是一个包含了实践经验在内的理论问题。这是我们关注当代中国哲学构建时必要把握的一个维度。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观点的承诺又必然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哲学作为关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又如何与个人的时代实践及经验结合起来呢？或者说，从哲学的普遍性来理解问题时，如何将其置于个人及其时代的经验上去，这其中是否存在矛盾？

这个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问题，其实不然。因为当置身于特定时代的哲学家探讨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时，哲学家——这个问题解答的主体，其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时就已经实现了这种“置身于”的现实性，即特定时代中的哲学家探讨哲学问题时总是带去他的时代及个人经验去理解问题的，从而也就带上了哲学家个人及其时代的烙印，这种情况会客观地发生。而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哲学家如何基于自己的时代提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并做出回答。这是哲学作为时代精华的所指，也是哲学能够得到创新和发展的表现。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问题，前文已经讲了，它不是关于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人面向世界提出普遍性的问题并进行解答，即关于中国人构建自己理解世界或普遍性问题的方案。此外，我们需要接受哲学具有个体的时代性和实践经验性，进而可以推演出中国人探讨世界普遍性问题时不能脱离中国社会这个实际背景，实际上就是做好问题与背景的有效结合。这个结合需要把普遍性的思考与经验性的体会统筹起来。这种统一能够形成一种能动性，一是中国哲学所构筑的理论在向度上能够追问中国社会有着什么样的世界性问题，二是能够思考中国当代的具体实践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也就是说，着眼这样的思考可以使中国哲学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把握或追问在什么意义上关涉了世界或整体的人类，即可以由此构筑起中国关于人类的普遍性问题。而人们在解答这些问题时所形成的理论与方法，则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诚然，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也应有这样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路向。

根据以上的思考，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就是基于中国人的经验指向世界普遍性问题的追问。显然，这个问题在现实上的思考就是回答当前中国道路面临着什么样的普遍性问题及当代中国实践（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在哲学上就不能单纯地强调它的特殊性，而是要认识它蕴含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共性问题或普遍性的意义。

具体而言，中国道路当然是解决中国人当代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而具有“特色”之谓。但是，中国道路又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只属于中国，而是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道路在这个层面上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命题和规定，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中国利用市場经济来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一种探索，这种手段或途径运用的历史阶段概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然，任何普遍性的东西，最初的发端都是特殊或个别的，但一旦能够推广就可能成为普遍性的了。事物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没有绝对的普遍性，也没有绝对的特殊性，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而，如果中国道路的具体发展规律能够生长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东西，那么中国经验就获得了世界性的普遍性规定和意义。

哲学的发展到近代经历了马克思的变革之后，发生了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哲学从过去关注事物的本质追问和抽象理论揭示，转向了关注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揭示和运用。当代中国哲学需要面对实践，即立足于自己的新实践去探索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尝试回答，这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任务，也是中国哲学的未来和发展方向，建构当代中国哲学需要把握这个维度。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文化传承性问题还是一个理论创新问题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是一个传承问题还是创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当代”即新时代，其中就蕴含着走向未来的意思。但是，中国哲学中的“中国”二字作为国家、民族的指称，意指政治的和文化的特定共同体，它的存在都是包含丰富历史经验的，即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构建的背景，不能游离于其之外。

关于传统，它是指过去的文化积淀在当代的体现。当代中国的各种理论、思维以及日常行为，都是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包括体质上的、文化上的。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为当代中国重建哲学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发挥惯性作用，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既有的现实。今天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不能跳离传统文化，而需要面对传统文化。因此，文化背景成为人们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时，首先会考虑的问题，即它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还是一个理论创新问题，而对该问题正确地进行回答，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哲学应如何构建的一个必要环节。

从实际来看，构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既不是单纯的文化传承问题，也不是离开了传统的单纯的创新问题，应该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问题。现在有的人把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当作是恢复传统哲学的命题，这是不妥的。实际上，一方面，哲学即使在面对学科的老问题时，也必然是“老问题新回答”。另一方面，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实践是发展的，因而哲学是面向新事物的，包括方法论的反思。哲学是属人的，基于人的实践发展这一本质特征来看，面向新问题更是哲学发展的需要。因此，不能把当代哲学的构建归结为单纯的文化传承。如此说，是否就否定了文化传承在哲学上的意义了呢？显然也不是。前文我们说过，中国哲学不是简单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基于中国人的经验、视野和传统来研究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这里，哲学跟中国形成现象性的关联，在于包含了中国事象的普遍性问题。这是特殊事物蕴含一般性特征的揭示，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在哲学研究中发挥它的作用。这样，做中国哲学不是做特殊性的中国文化，而是做世界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此外，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有一个世界观背景的重大变换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近代中国之前，虽然中国是地域性国家，但是中国把自己理解为世界中心并影响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己本身的把握上。这个特点，使当时的中国人是以自己国度为中心来建构关于世界之总体性的理论，在中国人心里关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理解也是蕴含了这个指认的。显然，这时的中国哲学也表达了普遍性之意涵的，最典型的例子就当张载理学使命的表达，即他的“黄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这是普遍性的哲学命题。这里“天地”“万世”等概念的使用，显然是把中国社会当作“总体性”的人类社会来看待的，因而那时的中国哲学问题也包含了世界性的命题，具有总体性表达和承诺的意向，显现了中国哲学也是指向普遍性的。

但是，随着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尤其近代国门被打开，中国在地理上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之后，中国文化及其理论的指认也发生了变化。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包括文化逐渐演化为特殊的“学科”了，似乎丧失了普遍性的规定和指认。这种变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中国的认知对象的整体概念变化了，“中国中心”的理念也被改变了;二是促使了中国关于世界的观念发生改变，即需要从更大的背景来形成自己的总体性概念和建立思维方式，哲学也是这样。在这种背景变换的驱动下，中国社会从近代开始就吸收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哲学此后形成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元结构的局面，即当下所称的“中西马”。

那么，在“中西马”这种结构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如何发展？“中西马”是各自为政还是“三者归一”？诚然，学理不一样，三者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三者都应自立门户而互不关联吗？显然也不可能。其实，它们完全统一和完全独立都是不可能的，应该是独立存在又相互影响的。近代，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马”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至今已有近20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马”三元结构并没有因历史发展而融合于一体，也没有因未完全融合而互不关联。其实，他们都是带自己的“逻辑”来看世界的，面对一个硕大的世界而各有自己的理论工具，这才是关于中国哲学现实的真实认知。这种相对独立的哲学，它们不是地域哲学，而是地域经验的世界哲学。为此，面向未来，“中西马”无论哪一派哲学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论域和特点，但是这种保留并不意味着不能发展。但如何获得发展？笔者认为在于其能否面向世界提出普遍性的问题和进行解答。这样，不能因对象差异而把“中西马”归结为特殊性处理或对待，不然哲学就越走越窄了。哲学具有普遍性的追问，但问题设定和回答是多元性的，因而并不意味着“中西马”之间有别就把它们指认为特殊性的理论，实质上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面向普遍性的。基于此，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三个学派都是当代中国哲学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是它们之间分主导与非主导的主次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占主导地位。一般地，在发展中它们可以吸收其他哲学理论，但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方向，面向世界探讨普遍性的问题，即中国哲学要在新的现实和新的背景下提出自己关于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这才是中国哲学能够发展和走进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今天中国哲学的新构建不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又保持多元性，在多元性意义上，“中西马”各自从中国经验出发做世界性的问题。现实上，今天的中国哲学就是蕴含了中国过去的经验和传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使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经验，西方哲学有了中国人的解读路径和方式，同样也形成了中国人西哲经验。中国经验是包括以上哲学的时代性和融合性的表达，从而也就是它的可能的创新形式。哲学属于文化，文化反映了主体本质，即生产性。生产就是实践，实践才能不断创新发展，才具有革命性。从当代实践中生长出中国的理论范式并传播到世界，那么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就成功了，同时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中国哲学能够提出世界性普遍性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如此才会带来真正的哲学革命。

為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或中国文化，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经验提出世界性的问题，即从中国经验做世界性问题，这才是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真正路线和使命。这样，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它不能局限在文化的传承上，而是需要勇于创新，从中国的经验提出并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基于此，如果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道路成功的实践做成世界性的问题，那中国哲学就能够予以期待。也只有这样，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才符合哲学追求普遍性的本性和具有立足于中国的特性。

参考文献：

[1] 韩震.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J].哲学动态，2019（9）：5-11.

[2]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再思考[J].哲学动态，2019（9）：33-39.

[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0.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6] 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376.

[责任编辑：杨 彧]

Abstract： Chinese philosophy needs development. Three basic issues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First， whether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ims to address Chinas problems or the world problems？ Second，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 pure theoretical issue or the one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Third，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an issue of cultural heritage 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rom comprehensive points of view，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t requires us to base ourselves on Chinas realities， face the world and focus on the future.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 is to address the world problems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This conforms to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to pursue univers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basing on Chinas realit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experience; world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