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杨林，董 斌，位慧敏，徐文瑞，杨 斐，彭 亮，方 磊，王裕婷

（1. 安徽农业大学 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 中国科学院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环境与灾害监测评估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7；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尺度的合理选择对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变化和生态效应的分析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也是目前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尺度的选择是进行生态学研究的基础，通常由空间粒度和幅度来描述。空间粒度是指景观中可以辨别的最小单元，所代表的特征长度、面积和体积，在空间数据和图像资料中通常对应于最大分辨率和像元的大小[1]。进行生态学研究的位置不同，粒度的划分方法、划分范围、步长的选择等均不相同[2−4]；数据源大多采用遥感影像人工解译法获得的解译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等[5−7]，研究区域多集中于城市热岛[8−10]、典型区域[11]、生态脆弱区[12−13]、流域或交通沿线等[14−18]。地形和地貌的差异会造成景观指数不同的粒度响应，只有当测量尺度、研究对象及本质特征与研究区符合时，景观指数才能将研究区的景观格局特征显示和反映出来[2]。因此，适宜空间粒度的选择，是反映景观格局状况和景观生态研究的关键。县域不仅是行政区划的重要单元，更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节点。目前，景观指数粒度效应多以大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如孟楠等[19]研究发现：中国澳门城市生态系统格局分析的最佳粒度为25 m，张玲玲等[20]研究得出：沂蒙山区景观指数最佳粒度为35 m，马胜等[13]研究表明：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景观生态风险分析的最佳粒度为120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