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增

[关键词]文字 史 史官 《尚书》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各国各民族最初都没有以文字为工具的传播形式，那时都要经历一个“传说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件，只能靠口头传述来互通信息，包括“极简单的诗歌”和“神话、传奇和传说”，如果害怕遗忘重要事件，最多以结绳、刻木做标记，日后借此激起对往事的回忆。传说时代后期以一些形象性的刻画代替结绳、刻木，它比结绳、刻木的形式有了质的进步，这些刻画得到公认与公用，便成为最初的文字。文字初期产生时，既少又不规范，根本无法全面、详细地追记历史及当时的信息，所以口耳相传仍是主要的传播形式，但毕竟文字的产生开启了书写的历史，因为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

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何时产生的呢？当殷墟甲骨文被人发现后一段较长时期，正是疑古思潮盛行之时，他们主张历史记载须有实物为证，人们便以甲骨片上的文字为据，认为中国的文字产生于殷商，中国的书写历史也是从殷商开始的。后来，陶文的发现，人们对殷商成熟的文字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多数人不再相信文字产生于殷商，但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直至21世纪初，还有人认为：“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来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这段阐述会使人误解为文字还是产生于殷商时期，因为论者认为“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是文字记事的初始，至少让人理解为中国早期成文书写发生在殷商时期。实际上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其文字已具备造字的六体原则，而直至现在，已经历三四千年，我们仍没有发展出第七种造字的方法，可见六种造字法是经过长期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仅在我们发现的10余万有字甲骨片中，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与我们现今常用字的数量差不多，目前已经认识的有半数之多。说明在殷商时代，汉字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字，它已经形成能够比较完整地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显然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现在大家公认陶文即古人在陶器上刻画的文字符号，是最早产生的文字，较有名的是在陕西西安的半坡村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文字符号，除此之外，还有大汶口文化陶文、丁公陶文、高邮陶文等，都比殷商甲骨文年代久远千年以上。而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贾湖契刻距今时间更久远，大约产生于八千年前，然而贾湖契刻与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刻辞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是书写工具相同，皆以利器为工具把文字符号刻在龟甲上;二是书写相同，殷商甲骨刻辞用来记载占卜内容，而贾湖契刻也与占卜相关;三是造字原理有相同之处，贾湖契刻已有事理字符，而殷商甲骨刻辞中的事理文字就更多了。

现在所见到的陶文与贾湖契刻，已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字，陶文或贾湖契刻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中国最早的文字就载于陶器、甲骨上的吗？在没有更早的出土文献之前，我们只能从文字的演变上来推测这一问题。从各国文字产生的现象来看，其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即由图画演化而来的一种最古老的字体。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其他的造字方法，例如汉字的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等，都是在象形造字之后出现的新的造字方法，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等字，都是基于象形字的基础上，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构成的事理型文字。其文字载体因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字体略有不同。

而现在认为最早的贾湖契刻已经进化到事理符号，依上述逻辑推理，贾湖契刻也不是最初创制的文字。中国早期的文字，不独仅载于陶器、甲骨上，如古老的岩画中就有象形字的雏形，至于其他载体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从文字渊源于图画最初形成象形字以及象形字所蕴含的信息来推测，最初产生的文字类似于图画，而文字主要创造者应是“史”，这个推论可以从“史”这一字的字形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一、夏朝之前即有“史”

“史”是一个由两个象形字“中”与“又”合成的指事字。又，像手形，许慎《说文》：“又，手也，象形。”“中”有多种解释，既然“中”是个象形字，其最初的本义应根据其象形来解释，“中”像旗帜，旗杆正中竖立，旗面在旗杆左右摇摆，有的旗杆上还带有飘带，所以甲骨文的“中”字有的在一竖的上面或下面或上下两面加二撇或二捺来表示。“中”的本义应是旗帜，其他义都是引申义，许慎《说文》说：“中，和也。”其他人多数认为“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所以其本义是指“中心”“当中”讲，许慎与其他人的解释都不符合其象形意，显然都是“中”字后来的引申义。那么“中”的本义所表示的旗帜是何时的旗帜呢？无疑是最初创造出“中”的那个时代的旗帜，即史前同一血缘部落的旗帜。“中”与“又”合成的“史”指什么呢？《说文》解释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此处《说文》又解释“中”为“正”，仍是“中”的引申义，与“和”的意思相近，都含平正、和谐、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古人最初造字往往从物象出发，手中把持“正”这一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物，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于是又有人将“中”解释为放置簡策的容器，与掌管文书记录的史官联系起来考虑。清代学者江永认为“中”是指簿书，吴大澄认为“中”是“册”的简笔字，章炳麟解释“中”是“本册”，总之手执简册簿书记事者为“史”。这都是以后来史官记史的观念推测始原本字。江永等人认为“史”书写的工具为简策，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合适的，然而，文字的载体最初并不是简策，简策已是后来很进步的书写工具了，它的产生必定是在产生了大批文字后，才选定的书写工具，因为那时只有使用简策，才能容下所要书写的许多文字，而文字极少的时代还不需要简策这种书写工具。至于史官记史，那是国家产生之后的事，史官手执简策以记事倒是事实，但这些都比最初“史”字的产生要晚得多。“史”最初所表示的意义，应该是指部落中有人手持部落的旗帜在其上面画图腾。图腾是氏族部落崇拜物，按照氏族部落人的想象，他们的氏族源于某种动物或氏族的生存发展有赖于某一动物，这种动物便成为他们氏族崇拜的偶像，把它绘制出来就是“图腾”，以图腾来代表氏族部落。画图腾的人后来便称作“史”，他所画的图腾后来大都简化为文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所以“史”早于史官，“史”是最初主要创造文字的人，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贾湖契刻还要早，如果氏族部落有以文字记事者，那必然由“史”来完成。

《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后世圣人”，后人理解为黄帝。《尚书》记载从尧舜开始，其首篇便是《尧典》，《史记》记载从黄帝开始，首篇是《五帝本纪》，有人据《尚书》而疑《史记》，否认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的存在。司马迁是一位极其负责的史学家，原来有人指责他的《殷本纪》中的帝王世系属想象而作，后来甲骨文的发现与不断解读，证明《史记》中商王世系的记载基本正确，那么五帝中黄帝、颛顼、帝喾的记载凭什么能判断为不实呢？这纯是没有看到司马迁所见的史料而做出的错误判断。从大约产生于八千年前的贾湖契刻，到产生于三四千年前的殷墟甲骨文，黄帝时期的文化恰处于上述二者之间，黄帝所处的时代，距今有五千多年。所以黄帝之史仓颉造字是可信的，只是绝对不是“初造书契”者，但可以说他是较早的“造书契”者。就像大家认同炎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始祖，实际上，炎黄之前还有伏羲氏，大家也认同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许慎《说文序》明确指出“仓颉”就是黄帝的“史”，据传黄帝时的“史”不仅有仓颉，还有沮诵、大挠、隶首、史皇等，许多学者把仓颉造字和黄帝时期的早期文字书写只当作一种传说来看待，认为不足凭信，但传说有历史的影子，不能轻易否定。实际上，中国出现半图画的图像、花纹符号，进而简化为象形字，恐怕应是万年之上，何止黄帝时期！西安半坡村及大汶口等地的陶文、河南裴李岗文化的贾湖契刻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那时的“史”只是一种社会公职，还不是官职，也就是说“史”还不是史官，史官是国家确立的产物，但“史”是史官形成的基础。《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略论》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他认为尧舜时代即有记史之官。这仍是以后来的观念来推测“史”。

二、国家建立必设史官

“史”转变为史官，是从夏朝开始的，夏朝建立了国家，国家机器必然需要由官僚构成的管理机构，于是设置了一系列官职，官职大致分为三大类：宅事、宅牧、宅准。宅事负责中央行政，宅牧负责地方事务，宅准实际就是史官，负责祭祀、记事、制律、册命等。记录历史成为国家机构一项重要工作，后来祭祀、记事、制律、册命等工作渐有分工，宅准又分成多种称谓的史官。古籍记载夏朝末已设太史令，《吕氏春秋·先识》篇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商朝不仅设立了史官，而且有了史官书写的成熟的文书，何以证实？“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是其一例，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又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事，目为《夏殷春秋》。”太丁，亦称大丁，商朝开国君王成汤的太子。生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可见，早于孔子所著《春秋》的一千多年，已经有了《春秋》一类的史著，刘知几说此语一定是有根据的，即便他未见《夏殷春秋》真本，也传达了一个世代流传的信息。《夏殷春秋》很可能是我国编年体书写的开山之作，即使是后人所作，其依据应该有夏商史官书写的文献资料，我们不应忽视中国早期书写的这部史书，成文书写已经成为夏商社会的历史必然。一是国家设置及管理的需要，必须改变习惯法为成文法：二是总结历史以史为鉴的需要;三是日常社会交往的需要;四是宣传某一主张或进行某种教育的需要。社会需要这是产生成熟文书的强大动力，并且相应地产生了书写的工具，不论是史官作记录，还是史官书写文告、法令，还是史官追记历史，繁多的文字书写，使他们自然地选用了竹木简布帛以及墨与毛笔作为书写的工具，而刻刀只是将少量的占卜文字刻于龟甲牛骨之上的特殊书写工具。

商周时期史官书写的载体大致有四种：简策、布帛、龟甲、铜器，由于载体不同，其所载的文字分别称为简策文、帛书、甲骨文、铜器铭文，其所载的内容、字数及书写水平也大不同。简策类似后世的纸张，可以无限地接续，所以在其上书写不受内容与字数的限制，因而书写水平也相对高一些。布帛由于面积较大，不仅容纳较多的文字，还适宜在其上绘图。而龟甲、铜器由于用锐器在其上契刻甚至制模铸造，书写艰难，书写面积又窄小，因此只能书写既定的内容与字数，自然书写水平也受到极大限制。我们拿今日能见到的书写水平最好的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铜器铭文与《尚书》中的《商书》《周书》任何篇章做比较，其水平高低一目了然。甲骨文与铜器铭文，决不能代表当时的书写水平，能代表夏、商、周三代书写水平的，只能是该时代的简策文与帛书，如果把甲骨文与铜器铭文作为当时文本的代表，就大大贬低了中国早期书写的水平。同理，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将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视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文本，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些人认为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是最早的散文文本，其理由是现在还不能直接看到殷商时期史官书写的第一手材料——简策文或帛书。在殷商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产生的同时甚至之前究竟有没有简策文或帛书？《隋书·经籍志》说：“《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尚书》中的《虞书》多是后代史官根据尧舜时代历史传说追记的，但之所以能追忆起来久远的故事，还是由尧舜时代的“史”所遗留下来的少数文字为其依据。若按贾湖契刻文字算起，至尧舜时代，汉字已经发展了四千多年。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辑录夏朝之前的上古文章四十多篇，皆伏羲、神农、黄帝政语教言，虽有传说性质，但也不能轻易视为全属后人假托。太古的情况渺茫难寻，究竟有无史書不敢断言，但内容丰富的《虞书》，除了简策或布帛作为它的载体，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还有什么更好的载体。

仅以具备了成文体例的《虞书》来说，就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史籍的产生要早得多。中国史学产生之早，史籍之博，民族的历史意识之强，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中国史官产生得也最早，这是中国早期成文的书写者，这种由国家组织、管理的书写者早在夏代时就产生了。《夏书》的内容也经后人加工过，但原始依据会是夏朝史官一定的文字记载，《左传》等书多次引用《夏书》《夏训》《夏谚》，我们所知夏朝帝王世系，夏太史令终古拿出的“图法”、夏在动乱时所作的《禹刑》以及相传的历书《夏小正》，都应该属于夏朝史官们用文字写成的“册”“典”。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中的《甘誓》与《禹贡》，一篇是记载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一篇是记叙大禹治水及关于九州地理的文字，相传也是夏朝史官所录所撰。司马迁作《史记·夏本纪》，涉及不少现在《夏书》没有记载的历史，想必当时有夏代流传下来的其他文献做其依据的。除了证实为伪作以外，现在见到的《夏书》，就是当时史官所书写的简策文或帛书。这些简策文或帛书，后来一代接一代地传抄，最后变为我们现在见到的版本，原来的简策文或帛书绝大部分早已湮灭，就是偶有发现，也大多数是汉代时存留下来的简策文或帛书，本身已经是经过几番转抄了。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原始的简策文或帛书，就轻易地否定代代传抄至今的文本。

《商书》《周书》（除了伪作）基本是当时的史官所书写，尽管也经后人整理或改写过。商、周的史官称为“作册”，此名初见于甲骨卜辞，“册”为象形字，表示用绳串好的许多竹简，“作册”已明确揭示史官的职责主要是作简策文。《尚书·洛诰》记载：“戊辰……王命作册逸祝册……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周成王时的作册逸不仅为王作册命，还替王宣读册命，并授给臣下，或为王作简策文书告喻天下。殷商的“作册”也称“史”“尹”等。西周时作册也称为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其长官称内史尹、作册尹，单称尹氏，金文所见尤多。周朝的史官又细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其职责因官名不同而有异。其大致分工是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于四方、左史掌记言、右史掌记事。简要地说，三代的史官职责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承担人事方面的职责，侧重于“史”的方面，如记录时事、掌管典籍、起草公文、规谏献策等。记载史实方面的职务，相当于秦汉时的太史令、魏晋时的著作郎;文秘书记方面的职务，相当于汉时的尚书令、唐宋时的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二是承担天道方面的职责，侧重于“巫”的方面，如祈祷、享祭、贞卜、占星术、司历法、观天象等。观天象、司历法的职务，相当于唐宋司天台、司天监及明清钦天监的官职;从事宗教活动的职务，相当于后来从官府分离到民间的巫师、占卜者。史官这两方面的职责，又往往是交织混合在一起的，起初没有明确分立，这种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如此繁重复杂的工作不可能由一种史官全部承担，而是需要设置众多的史官来分掌其事。后来“巫”“史”虽然有了分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官依然或多或少从事点宗教活动。西周末期王室日益衰微，周天子的史官基本上只剩下太史与内史了，清代学者黄以周考辨认为内史就是左史，太史就是右史。《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内史记录帝王行实、国内重大事件，太史记录帝王言语、起草文书，史官的职责趋向单一，史官逐步摆脱宗教事务而从事了收集史实、撰写史籍、保存典籍的真正史官专业。

三、三代成熟的儒学元典的书写

我们现在所见的夏、商、周三代史官的书写成果，除了《尚书》以外，还有其他，与《尚书》合称为中国早期的儒学典籍——“六经”，“六经”中所使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民间，甚至是民间的诗歌谣谚，但也经过了史官的整理润色，起着史籍的作用。所以章学诚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在“六经”中，《尚书》是较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录了上古三代君王的文告、演讲、誓词和谈话，少数篇目已成为专题论述，记载了远古的历史传说和当时历史的事件，为我们保存大量的中国早期书写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从书写的角度看，历来不仅把《尚书》视为中国第一部散文總集，而且把《尚书》视为中国千百年来的文章之祖。伏生本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虞书》《夏书》各两篇，《商书》五篇，其余全是《周书》，《周书》不仅篇幅长，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艺术技巧，《周书》代表了《尚书》的最高书写水平，也代表了三代史官最高的书写水平。我们就主要以《周书》为例，谈谈中国早期成文书写的目的、书写模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特色。

《尚书》各篇章都是实用文书，有着鲜明的实用性，但又有着明确的主要书写目的。《周易·贲卦·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果说殷商时期的观念重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那么从周朝开国，统治者就开始逐步重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了。周公为此而制礼作乐，注重人事伦理道德，这种意识使史官的主导思想逐渐由注重神鬼天命回归到人文理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念及思维模式，成为《周书》书写的主要目的与重要的理论指导，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以夏、商为鉴，通过对夏、商亡国历史的总结，防止本朝重蹈前朝覆灭的覆辙。周人代殷商而有天下后，非常注意总结、借鉴夏、商两朝覆亡的教训，并进行认真的反省。《尚书·洪范》记武王灭商之后，立即向商之贤臣箕子请教治国之道，希望从殷商灭亡中汲取教训，商王因昏庸无道，酗酒乱德，强暴好杀，淫乐无度，而断送了其国运，终结了其天命，德决定着国运与天命，无德便无国运与天命。商王朝的惨痛教训，周朝统治者要引以为鉴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种以史为鉴的言论在《尚书》的《周书》中有很多记载。如周朝太保姬夷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

二是以民众为鉴，通过对民情民意的考察，注意民心的向背，这是执政的前提。周公就说过“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殷商就因不以民为鉴，而失去政权，后人不能不深刻省察这一事实。周公又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己若兹监。惟日。欲至于万年J睢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只有保民，才能保住统治者的政权。在《尚书·无逸》篇中，周公还告诫成王：要学习明智的君主如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他们都能够倾听民众的呼声，而不是闭目塞听，否则就会民怨沸腾，导致国家动荡。

周代为了以历史的兴亡和民心的向背为鉴，不仅要求最高统治者具有奉天敬德保民的意识，而且要求《周书》的书写者也具有这种意识。所以《周书》中蕴含鲜明的政治教化功能，它强调书写必须为政治教化服务，这一宗旨不仅对周代成文书写起着统摄的作用，而且已经初步涉及文章书写与作家道德修养的关系，书写与政治的关系为后世以教化为目的的书写理论奠定了基础。

《周书》主要体现的是周公以殷亡为鉴、奉天伐罪、以德治国、勤于保民的意识，而奉天伐罪、以德治国、勤于保民三者又紧紧与“德”相联系。由于有德，才得天命而具备伐罪的资格;由于行德，才能治国保民，所以“德”成为《周书》的核心思想，奉天敬德保民意识成为《周书》的基本主题。《周书》的谋篇全以能否阐明、揭示这一思想内核来考虑，文章结构围绕着这一中心来构建，其笔法随着这一中心来展示。具体到《周书》每一篇，肯定有不同于其他篇的主题，能做到一文一意，但每一篇的主题基本上是在阐释“德”的某一方面，德对文章起着统摄的作用。主题简明集中，且立片言而居要。有开有合，首有呼尾有应，或简直明了或纡徐委备，但总能做到意如血脉一般，贯通全身。

《尚书》的书写模式，主要指其文体，后世散文的基本文体都可以在《尚书》中找到其根源。刘知几把《尚书》分为六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命，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典，典制、典事，记载帝王政绩，如《尧典》;谟，计谋、谋略，如《皋陶谟》记舜、禹、皋陶谋划治理国家;诰，公告、告诫等意，《盘庚》《大诰》《多士》《多方》《召诰》《康诰》《酒诰》《梓材》等篇，是上对下的告诫、训导，《洛诰》《立政》《高宗肜日》《无逸》等篇是下对上的劝谏言辞，《微子》《君爽》是同僚间的相谈，《西伯戡黎》《洪范》是上下之间的对话;誓，立誓、盟誓，《甘誓》《汤誓》《牧誓》《秦誓》《费誓》都是关于战争的誓师辞;命，命令、册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褒奖晋文侯并封其为方伯的命辞。训，教训、教诲，可归人诰类，且《伊训》不在《今文尚书》之内，更不应列出。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将《尚书》文体又细分为十种，如把《禹贡》称为贡体，把《洪范》称为范体，把《五子之歌》称为歌体，把《胤征》称为征体。除了《禹贡》记载山川赋贡，算是一种特殊体例以外，其余（且不论有的属于伪作）纯是因篇名而立体，不是以内容或形式为辨体标准，不具有科学性。刘知几关于《尚书》的六体说有可以合并之处，也有未发见之处。如刘知几“辨体仅从《尚书》记言体出发，实际上《金滕》一篇基本为记事体，可用‘记来称其体。在记言体中，还可以分出‘颂体，主要指包含歌颂和赞美、祈福等内容的文章。《尚书》每种文体都有着独特体制模式和文化内涵”。阐明《尚书》的文体，可以揭示后世文体发生、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基本特征及其流变的根源。

《尚书》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因书写者书写水平不一，又处于不同时代，所以《尚书》各篇的语言表述特点也不尽一致。一些篇章文字很简古，近于甲骨卜辞，有的篇章采用了当时口语，具有古奥的特点，令后人难读费解，连大文豪韩愈都说：“周诰殷盘，估屈聱牙。”（《进学解》）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如果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三个方面来熟悉上古语言，将《尚书》的语言转换成符合其本义又让现代人理解的语言，就能发现《尚书》的文意像日月一样明晰，《尚书》的结构像星宿一样排列有序。

《尚书》各章的语言有哪些共同特点呢？

一是遵从“言曰从”的原则。《尚书·洪范》提出慎重做好五件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对貌、言、视、听、思每一项，都提出原则性要求，其中对言的要求就是一切言论要正当，要“言日从”。何谓“从”？“从作义”，《汉书·五行志》解释为：“顺也。”吴闿生《尚书大义》云：“顺于理也。”“言曰从”指说话要遵从真理，符合逻辑，实事求是，只有如此，其语言才能使人信服，才能在表述上文从字顺，语义连贯，层次清楚，通顺流畅，从而达到“从作义”的目的，即至理之言能治天下。

二是《尚书》虽是各种文诰的汇编，但其语言有时追求形象化的表述，用具体的形象来比喻或说明抽象的事理。如《盘庚》篇，记有盘庚在迁都前对臣民所作的演讲词。迁都前，流言四起，有人反对盘庚迁都，盘庚告诫臣民不要轻信流言。他把流言比作火，把不进行抵制流言而静观比作“观火”，这样做必然会导致流言“乃逸”，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流言如火蔓延的严峻形势。《尚书》注意运用生活中熟知惯见的事物、现象来比喻抽象的道理与概念，生动、贴切，先使人们引起感性印象，然后再上升到理性认识。

三是《尚书》中的文体不仅文史哲混一，而且行文散韵相间。《尚书》的语言与《诗经》、金甲文的語言互相渗透，在不少的文章讲究押韵，如《洪范》，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九种治国大法，其中第八条是细致体察各种征兆预测未来，就像体察四时，时序正常与错乱，其各自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洪范》用诗一样的语言向我们展示道：“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义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义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舜典》篇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三代非常重视礼乐中音乐的作用，文章讲究押韵，更利于诵读，使其语调整齐，音韵悠扬。

四是《尚书》中的行文讲究修辞，运用最多的是引证和譬喻。如《无逸》篇，周公以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太王、王季、文王勤勉从政为例，说明只有怀着谨慎、负责、勤劳、认真的态度对待政务，才能在位长久，否则执政便是短命的，用铁的历史事实证实自己对成王力戒逸乐、勤于政事的告诫，这是引证事实。在《酒诰》篇中，周公还引古人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来说明体察民情、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这是引证言论。至于譬喻，运用得也不少，如前面所说的《盘庚》篇中把流言比作火，这是短小的以一物比一物的譬喻。而《洪范》以时序正常与错乱的不同景象，譬喻美好与恶劣德行的不同征兆，这是较长的复杂譬喻。引证增强论述的可信度，譬喻增加了论述的形象性。

《尚书》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结构。《尚书》的文诰都是单独成篇的，比起甲骨卜辞、铜器铭文来，篇章结构便显得完整而有条理。《尚书》每一篇都有大致能概括或提示本篇主题的标题。篇中内容也经过严密、合理的布局。如《顾命》篇记成王病重、康王受命、成王崩驾、康王入朝登堂，然后写成王祭堂上的祭品摆设，最后写康王及群臣、守灵列兵不同的服饰与仪态，把大丧与嗣位的礼节仪式介绍得井然有序，把场景描绘得历历在目。利用时间的推进、空间方位的转换，逐层展示事件过程，清晰明了，结构严谨。线索清晰，整个事件情节环环相扣，过程跌宕起伏，首尾圆贯。

就是谈话记录，似乎零散，仔细推敲，也有合乎逻辑发展的谋篇布局。如《君爽》篇，即使去掉各段开头的那些“周公若日”“予唯日”等连接词，各条语录仍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着。先讲殷灭周兴在人不在天，次叙殷各先王曾享国多年，赖于贤臣辅政，再叙周文、武王享有福禄，全靠贤臣佑助，最后召唤太保夷以殷灭为鉴，以文王、武王的贤臣为榜样，忠心合力辅周。选材布局，繁简适当，把所阐述的道理层次分明地加以交代，逻辑严密，结构完整。

《尚书》书写已有形象化表述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是含有生动的传说故事。《虞书》的《尧典》（含今本《舜典》，除去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含今本《益稷》）篇，大约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尧、舜、禹三王时代的传说。尽管史官把传说中近于神的尧、舜、禹改变为历史现实中的人，但仍保留着历史传说的一些幻想色彩，故事叙述得神奇而生动。如《舜典》写舜帝“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舜帝东巡，至于泰山，举行祭祀，接受诸侯朝见，并协助他们调整岁时历法、统一音律、度量衡，制定公侯伯子男朝聘的礼物。把一切改制之功全归于舜帝，全属舜帝一人一时间的亲力亲为，显然有夸大与幻想的因素。

二是个性化人物语言。《尚书》是官方文书，却具有溢于言表的感情，如周公讨伐管、蔡叛乱的《大诰》，告诫康叔为政之道的《康诰》《酒诰》《梓材》，劝勉成王的《无逸》《立政》《洛诰》，告示殷民及其他方国的《多士》《多方》等，其语言无不带着周公的各种真挚感情又具有个性化特点，如《大诰》是史官记录周公的诰词：“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日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这段诰词是说：“摄政王周公说：‘哎呀！我要告诉你们众邦国的国君及辅佐大臣，不好了！上天给我们降下灾祸，接连不断。我这个幼稚的人继承宏大的王业，但没遇到明哲的人，帮我来安定百姓，更何况能知天命的人？唉！我这个年轻人处理国事如渡深渊，总想找到渡过的办法……哎呀！天命可畏，你们帮我完成这一伟大事业吧。”严肃的诰词中竟多次出现感叹词句，口吻毕肖的语言，凸现了周公对三监勾结武庚联合东夷叛乱的担忧，期盼各邦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迫切心情，显示了周公以天子基业为重的赤诚胸襟，表现了一个无私无怨、忠心报国的辅弼形象。

三是具有生动的事件描述。《周书》中的《金滕》与《顾命》是两篇以记事为主的文章，都有生动的描述。如《金滕》记武王有疾，周公祈祷祖先并写书藏于金滕，愿以身代武王患病。围绕着周公藏书、成王启书，记述了周公忠贞不贰、遭谗无悔的一生。故事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景致的叙述与刻画，都写得比较细腻，如写周公为武王祈祷：“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写周公受谗，风雷示怒：“秋，大熟，末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至成王启金滕之书，大彻大悟，自然景致变成另外的样子：“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人物的神态，周围的景象，如画一般清晰。其他记言体，虽不像《金滕》与《顾命》以记事为主，但人物在介绍事情原委时，也一样讲究生动形象的描述。

《尚书》记言与记事运用多种笔法。《尚书》多为记言体，当人物在阐述事理时，往往多用历史上发生过的正反事例，进行对比来阐述，对比、比照的笔法成为常用的说理方法。如《无逸》篇中周公以殷代先王的兴衰成败为例，反复告诫年幼的成王要居安思危，效法先哲，体现了周公对西周王朝兴衰存亡的深谋远虑。在具体论述时主要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方法。文中列举殷商的中宗、高宗和祖甲勤勉政事，恭敬谨慎而得国祚绵长的例子：又列举武丁以后的商王昏聩无道、懈怠政事、贪图安逸终至享国日浅的例子，进行正反两方面论述。再如《多方》篇中周公将夏桀的残忍虐民、民怨沸腾与商汤到帝乙的明德慎罚、广受人民拥戴作对比，又用纣王的放纵淫乱、不遵法度与周先人的广布德教作对比，说明天命依德自然转移，告诫各诸侯国国君要服从周王朝的统治，不要叛亂。这种一正一反的事例，对比鲜明，孰善孰恶，极易分辨，事实胜于雄辩，摆事实，讲道理，展示了高超的议论技巧。

《尚书》记言、记事，注意交代清楚所述事件的内容及参与的人物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如《金滕》篇以“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记周武王克殷后第二年，患病之事。《康诰》篇记平定武庚之乱后的第三月，某天皓月当空，周公计划在洛水边兴建新的城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召诰》篇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之后的第六天，成王从京都到达丰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多士》篇记成王七年三月，周公在洛邑告诫商朝遗留的官员们：“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方》篇记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地回来，回到镐京：“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顾命》篇记成王二十八年四月某日，月亮初现光明时分，成王得了重病：“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以上记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应俱全，像这种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的例子多得很，《尚书》还不是成体系的史书，还不具备严格的编年体例，但它具备了编年体的基本因素。

《尚书》中已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尚书》的著者还没有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他们在记载人物言论时或记述人物行事时，已经不自觉地展示了各种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形象还特别鲜活、逼真而感人。在《尚书》中，最为生动传神的是天子、诸侯、辅弼重臣的形象。如有思虑深远的周武王、兢兢业业的周康王、信守诺言的周昭王、励精图治的周宣王;有鞠躬尽瘁披肝沥胆的周公旦、明德睿智功勋卓著的召公爽等。当然也有与英明天子相反的荒淫无度的君王，如夏桀、商纣王等，有与忠良之臣截然不同的奸臣，如造谣生事的管叔、发动叛乱的武庚等。女性与社会下层形象书写得比较少，但也能用较少的笔墨写出她们各自的风采。

《尚书》描写人物，能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或生活细节，这些事件或生活细节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特征又表现出人物独特个性，这正是《尚书》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关键。如在《无逸》篇中，写周公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赞美周先人太王、王季：一是他们谦让恭谨，敬畏天命;二是他们曾从事过各种农业劳役，深知下层的艰辛;三是他们都想使百姓和睦安宁，提倡爱护孤苦之人;四是他们辛勤处理政务，废寝忘食;五是他们不敢动用邦国进献的赋税，供自己嬉游、田猎。从这五个行事或生活细节，最能表现太王、王季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特征。

《尚书》表现人物，除了缺少心理描写以外，已经能够运用动作描写、外貌描写、细节描写、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特别是显示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凸现而丰满。《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中的人物言论与后世史著所载的人物言论还有区别，它所记的各种制诰、诏令、奏议、谈话、报告，大部分是史官直接记录的君王、诸侯等人的言论，几乎字字出自他们之口，而后世史著所载的人物言论，多出自史料记载，有的还经过作者的加工润色。《尚书》的作者直接记录的人物语言，都强烈地表现着人物的个性特征，这也是《尚书》人物形象鲜明的重要原因。

《尚书》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尚书》各篇章的风格受到不同时代背景、思维水平、语言表达习惯、文字书写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但它们共同的主导风格却是文风朴实。书中描写平实，语言浅显，甚至夹杂着许多感嘆词与俗语，后世认为《尚书》的文字估屈聱牙，那是因为不熟悉上古语言，自然读起来艰涩拗口。由于当时书写不便，所以《尚书》行文讲究精练、简洁，各篇都表现出精约的特点。

《尚书》多为君王、诸侯言论，必然受到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艺术素养、情感倾向、审美观的影响，艺术风格就是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和具体表现。所以《尚书》的君王、诸侯言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君临天下的博大视野，居高临下驾驭全局的气势，及各自独特的性格、思维等特点，其言论在行文上就显出典雅、庄重、严厉等特点。

风格也受题材、体裁的制约，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明不同体裁对于风格有不同的要求。具体到《尚书》，它有不同的文体，其表现出来的风格也不尽相同。这正体现了《尚书》艺术风格具有同一性与多样化的特征。刘勰曾把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类，司空图把风格分为二十四类，风格的差异是无限的，越细分越不能穷尽。《尚书》各篇风格可以用姚鼐的“阳刚阴柔说”来概括。在行文中，《尚书》文章阳刚阴柔并行不悖。如誓词，体现出严肃、劲健、雄壮等特点，凌厉时如寒风扫落叶;告诫之词，温柔、体贴、委婉，和煦时如春风拂面。至于那些训诫加劝慰的文章，更是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尚书》能表现出相对稳定以及反映时代、民族或作者的思想、审美等风格特性，说明中国早期成文的书写已经相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