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志　周海滨

“我从认识我父亲到我父亲去世，一共有4年3个月16天。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到一年，真是太少了太少了。”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任远志微微抬起头，略显湿润的眼眸投向了家中柜子上一个印有任弼时头像的陶瓷盘上。

那天，79岁的任远志和老伴白世藻在家中看电视，场面温馨，但白老不停地吸着烟，说自己曾是癌症患者，是小学语文课本《一个粗瓷大碗》以及《朱德的扁担》的作者，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是唯一走进司令部拍照的记者。白世藻是著名的中医教授，其退休后，不时有国内或者国外的求医者慕名而来。

“粗瓷大碗”的主人赵一曼是任远志的舅妈。赵一曼当年留下来的粗瓷大碗就陈列在任远志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而怀念赵一曼的文章，也是由任远志的丈夫写的。或许，这就是冥冥中亲情的牵绊。

“我是摔糊涂了，以前的事都记不住了。”任远志在回忆父亲任弼时的时候，经常重复着这句话。在父女相处的4年3个月16天里，尽管只留下了点滴的记忆，但对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任远志记忆犹新。

从“任培国”改名“任弼时”

任弼时的婚姻始于家庭之约。“1897年，爷爷的结发妻子陈氏不幸病故。不久，爷爷续娶了我的奶奶朱氏。爷爷与前妻感情很好。续弦时，他与陈家相约，下一代人一定与陈家再续姻亲。”

1904年，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任弼时11岁时，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其间任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陈琮英便靠织袜子接济任弼时。“母亲陈琮英自幼丧母，因外祖父常年在外教书，她从小即随兄嫂生活，12岁便进入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

1920年8月，任弼时被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筹组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联勤工俭学的准备。这一年，陈琮英已满18岁，送上了两双亲手织的棉纱袜子后，一别就是6年。

1921年春，17岁的任弼时与其他一行人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口登轮启程，经长崎抵达海参崴（俄罗斯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值天寒地冻，来自南方的任弼时没有带足御寒衣物，患了感冒，还发了烧。此时，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海关检查随之严格起来。

一行人决定分组过检，任弼时与萧劲光一组，任弼时扮作去苏联谋生的小理发匠，萧劲光扮作裁缝。萧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任弼时却因体温偏高，被以鼠疫患者嫌疑身份截留了下来。“这一下子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萧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两天后，任弼时只身赶到伯力，萧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原来，在再次盘查时，任弼时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之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蒙混过了关卡。

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任弼时乘坐的是一辆闷罐火车，车上没有开水，也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火车驶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1921年7月9日抵达莫斯科。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 柳克斯公寓，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樣的生活待遇，并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

1921年8月3日，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叫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在这期间，任弼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任弼时”。

1924年秋，任弼时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上海，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1920年秋天，任弼时即在上海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2月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回国不久便参与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25年7月出任团中央总书记，先后领导青年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工罢课、策应北伐等斗争。

1926年3月11日，上海，分别6年的陈琮英出现在任弼时面前，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由于从小省吃俭用和繁重的童工劳动，陈琮英一点也没长高。

原来，中共党组织安排王一飞从长沙接来了陈琮英。不久，在上海简陋的亭子间，任弼时和陈琮英成婚。

夭折4个子女，失散1个儿子

任远志说：“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我是第四个孩子。”最终，任弼时夫妇有了三个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和儿子任远远。

1928年10月，任弼时奉党中央之命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芜湖南陵县被捕，后被解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设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遭受了头顶砖头、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

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但必须是亲属出面。陈琮英从上海紧急赶往长沙，不料到车站时，当日的客车已经开走了。“母亲心急如焚，她抱着刚出生的我的大姐苏明，不顾一切地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秋天天冷风大，煤渣、小煤块时不时地甩向她们。”苏明因此行患上风寒引发高烧，导致肺炎而夭折。

受尽折磨，任弼时终未露出破绽，3个月后获释。然而，不足一年，任弼时在上海再度被捕。

1929年11月17日早晨，任弼时出门前对妻子说：“我12点左右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去开会。”然而，12点过去了，任弼时也没有回来，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还是没有回来。陈琮英连忙到党中央机关打听，李维汉告诉她，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其时，任弼时根据中央安排，主持江苏省委工作。被捕时，他趁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是火灾中已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这次电刑，对父亲的心脏有很大的损害，所以他后来身体一直很不好，但他一直坚持革命，坚持长征。父亲一直带病工作，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说，自己活不长，所以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任远征痛心地说。

此后多年，任弼时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从外貌看，干部战士们多以为他已有50岁。”

经过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最终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处任弼时40天监禁。出狱后不久，任弼时受中央委派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又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直到1930年12月，任弼时才以开画像馆作掩护，返回上海。“在这两年，继小苏明之后，我又失去了两个小哥哥，之后母亲才怀上了我。”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去中央苏区工作，而陈琮英已怀胎十月，无法长途跋涉随同前往。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任弼时对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都叫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向忠发的投敌叛变，我才出生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抓进了龙华监狱。”

“后来妈妈曾把这一段经历说给我听。当时她抱着我，别人审问她，你是不是共产党？她就说什么当不当，我东西都当光了。就这样，人家说东她道西，实在问得她没办法了，我妈妈就在我身上掐，拧我，我就大哭大闹的，闹得敌人没办法，审问的人就说‘家庭妇女，退堂，就让我妈妈退堂。后来还是周伯伯和妇救会想办法把我们救了出来。”

陈琮英出狱不久即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母亲当机立断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54岁的奶奶照看。”1933年，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4年，弟弟‘湘赣出生。这年8月，父亲奉命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把不满半岁的弟弟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令人心痛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陈琮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湘赣地区，也没有找到儿子。

15岁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6岁那年，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任远志再一次看见了母亲，但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奶奶让远志叫的“表姑”。一年后，奶奶病逝。“奶奶去世时，我只有7岁，却像大人一样锄地、浇粪、种菜、抬水、洗衣服、带妹妹，什么活儿都干……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王婆婆留下来继续照料我和妹妹。”

回忆起少年时光，任远志说这段日子非常清苦，“12岁那年，我出麻疹，高烧不退，还要天天跪在井台上打水、烧菜。”

直到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前，任远志和妹妹任远征才被接到延安。“国共两党快开战了，很危险。王震叔叔派人把我们接出来，去了延安。”

1946年7月11日，15岁的任远志第一次见到父亲。见面之前，任远志特别紧张，她就在心里想：我爸爸什么样子啊？“人家告诉我说，戴一个黑边眼镜，留一点儿胡子，另外还拄一个拐杖，那个就是你的爸爸。”

当天，任弼时去接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叔叔阿姨了，只有母亲陈琮英一个人去接女儿。在回去的路上，任远志见到了父亲。当时延安只有一条新市场大街，一辆吉普在对面停了下来，母亲陈琮英就指着从车上下来的人对任远志说：“你快去，那就是你爸爸，你快去叫他。”

任遠志激动地使劲跑，跑过去很高兴地看着任弼时。任弼时在女儿脸上亲了一下，用手抚摸着任远志的头说道：“大女儿，你回来了。”

“父亲把我抱上车，车上坐满了人，印象中有3排座，前面坐着朱老总（朱德）和康克清妈妈，中间坐着父母和我，李伯钊夫妇坐在后面。我一直盯着父亲看，鼓起勇气突然喊出‘爹爹（即爸爸）时，父亲却看也不看我，坐在一旁的朱老总倒爽朗地答应了。我鼓着嘴问：‘你不是我爹爹，你怎么答应？当时，满车的人都乐了。那时延安的小孩子都把朱老总叫‘爹爹。”

“我就是叫不出爸爸来，我就搂着爸爸，直流眼泪，这是一种幸福的眼泪，我心里在想，这下我不是孤儿了，我也有爸爸，也有妈妈了。”任远志流着泪回忆起与父亲相见的一幕，“一个15年没有父亲的女孩子，从野孩子到有了父母双亲的幸福孩子，我怎么会不刻骨铭心地记得这一切呢？”

任弼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任务繁重，即使在家，父女俩相处的时间也极少。任远志到延安不久，父亲就把她送到了延安中学，只有周六能回家一天，周日下午又要离开。短暂的相处却让任远志对父亲有了极深的感情。

“我爸爸对我亲，因为他老亲亲我呀，我就觉得爸爸对我好。”没有见面的时候，任弼时给女儿写了很多信，这些信都被任远志珍藏着。“我爸爸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他的书画都特好，原来在武汉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画室隐藏身份。”

任弼时有时会给任远志讲行军故事，讲舅妈赵一曼和英雄刘胡兰的故事，还讲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他和朱老总去打猎，我就跟着他们，帮他们瞄猎物。那时候，父亲干什么，我就学什么。打枪也是跟着他学会的。”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号称调集23万大军，进攻延安。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被迫转战陕北。主力部队撤离延安时，任远志在延安中学读书，任远征在延安保小。“考虑我俩年岁较小，随学校行军有困难，学校建议我们跟着母亲随刘少奇东渡黄河，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但任弼时却说：“还是让她们锻炼一下吧！”“母亲带着弟弟走了，我和远征打起背包，随同学们一起出发。”4月13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的王家湾暂住下来。“父亲把我们姐妹俩接到身边。在王家湾，党中央的领导们一同住在老乡薛如谢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分为3间，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左边，周恩来和陆定一住在中间，我和远征随父亲住在右边。”

任远志喜欢干净，有一次看见被子脏了，就自己拿到河沟里去洗。然而，4月的陕北依旧寒冷，洗完被子，任远志就受凉发起了高烧。部队医药奇缺，只能用凉水毛巾冷敷为她降温。

这次生病，父亲、毛伯伯和周伯伯的关心让任远志牢记了一辈子。深夜，任弼时坐在小炕桌上聚精会神地批改文件，起草电报。但过一会儿，他会拧一条冷毛巾轻轻敷在任远志的额头上，过一会儿，再换一条。“不时用面颊贴贴我的额头，看我退烧没有，接着继续工作。”

周恩来也过来帮着照看：“好些了吗？大女儿，还有哪里难受？”他一边跟任弼时谈工作，一边为任远志换冷毛巾降温，“一连几夜都是这样”。

白天，毛泽东常踱到窑洞，用家乡话问任远志：“大女儿，好些了吗？还烧不烧？以后水太冷就不要到河里洗被子了，脏就脏点儿吧。现在是战争时期，等条件好些咱们再去讲卫生好嘛！”他还吩咐警卫员：“去问问咱们的医生，还有没有退烧药，拿来给咱们的大女儿吃！”

任远志说，自从和父亲见面之日起，所有的伯伯们都叫她“大女儿”。

王家湾蚊子和臭虫特别多。每到晚上，任远志和妹妹任远征就用缴获的洋蜡，顺着窗子缝把臭虫烧得噼啪响，任弼时说她们在“炒芝麻”。周恩来看见也逗她们：“大女儿，今晚还要给我们‘炒芝麻。”

“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4个人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只有一件军大衣，常常是你给我盖上，我再给他披上。那段日子，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大家之间的相互关心，整个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1947年6月初，中共中央准备转移。任远志和任远征也要随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东渡黄河到晋绥根据地。

“我真舍不得离开父亲和伯伯们。我决定请毛伯伯在我心爱的小本子上为我题词。”毛泽东坐在帆布椅上，摸着远志的头说：“大女儿，要过河了，给你题什么字呢？”思索片刻，他挥笔写下“光明在前”的题词。站在一旁的江青也拿起筆，模仿毛主席的字体写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父亲也为我写下‘努力学习的题词。”

开国大典不见身影

任远志说，记得父亲当笑话给讲过一件事。有一段时间，中央机关驻扎在王家湾，任弼时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任弼时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悠，但为了不惊动周恩来，他从不走过道，总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任弼时又从窗口跳了出去。周恩来醒来，见窑洞门没开，以为任弼时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却突然想咳嗽，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任弼时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的人。”

任远志说：“父亲一直都很忙，他平时总在看文件，处理事情。但他有时候也会跟我们打打扑克，打输了他还耍赖，然后我们就不干，不理他。现在想想其实我们也不应该，他平时那么忙，难得跟我们玩一下，我们怎么能不理他？”

那时，中央领导的孩子都住在一起，因为父母都很忙，没有时间管。这些中共高级领导的孩子是国民党部队搜寻的对象。“国民党部队发现我们后，就追着我们，我们一天到晚跑路，躲国民党的部队，印象里就是不停地跑，稀里糊涂，很困，老想睡觉。当时我又瘦又小，还老排在第一个。记得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地上到处都是弹坑，咕咚一声掉到坑里去了，老师一把把我拽起来，叫醒我，我就接着走。”任远志回忆说，“那个时候走路会睡着，吃饭也会睡着，我坐在那里等饭，经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已经没有饭了。不过，那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革命的不容易。”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年仅41岁的父亲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之一，应当说也是众望所归。然而不幸的是，五位书记中，虽然父亲年纪最轻，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当年11月，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中央主要干部体检，发现任弼时不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动脉血管严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脑血管供血不足可能影响视力，病情非常严重。为此，米尔尼科夫专门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离开西柏坡，向北平（今北京市）挺进。这通向最后胜利的一段行程，身受病痛折磨的任弼时，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走完的。

10月1日开国大典，任弼时身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但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里却找不到他的身影。“父亲是在收音机旁听完开国大典的，我和弟弟在家陪伴着。实况转播结束后，父亲便坐不住了，焦急地等待着远征归来。”

妹妹任远征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下午3点多开始，5点多才结束。我回家后就给他们讲，父亲特别高兴，组织我们一起唱歌，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到晚上10点多，他还借了一个风琴，边弹边唱，特别高兴。”

1950年4月，任弼时在苏联接受治疗后回到北京。同年10月，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庆典。这时，针对该不该向朝鲜出兵这个问题，政治局开会讨论到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然而，任弼时早已忘记了医生的告诫。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间，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

毛主席满脸戚容地扶柩

弥留期间，19岁的长女任远志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我爸爸就睁着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睛能动，一只手能动，他看见我以后就使劲抓着我。我几乎是跪在地下，跪在我爸爸旁边陪着他，眼看着我爸爸的眼睛慢慢地变浑浊了，不太清楚了。”

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都来看望过任弼时，朱总司令因出兵朝鲜特别忙，在任弼时弥留之际也急急忙忙赶了过来，“他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了。就说这么一句话，我爸爸原本昏迷了好几天，竟霍地一下坐了起来，刚坐起来就倒下了，再也没醒来。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任远志说，她见过两个人的过世，一个是奶奶，一个就是父亲。“民间的说法是，有放不下的事情就不会闭眼。我奶奶当年也是，临去世的时候一直不闭眼，后来人家把我抱到我奶奶跟前，我奶奶看见我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奶奶当年是不放心我，我太小，她怕她去了之后没人照顾我。父亲也是这样。”

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任弼时逝世，年仅46岁。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7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矗立在八宝山任弼时墓前。

叶剑英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任远志回忆说：“整整30年，父亲像骆驼一样，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从不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最早逝去的革命者，毛泽东满脸戚容地扶柩送他西行;朱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行军礼向他告别;周总理当着我们晚辈掩面失声。”

任弼时逝世一周年时，周恩来赶到任家看望。“他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他安慰着，叮咛着，回忆着。我站在一旁，专心听，没有抬头，默默掉眼泪，他的话语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情绪的周伯伯会号啕大哭！”

“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我控制着自己的悲痛，走到周伯伯身边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我想要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周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选自《江淮文史》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