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3月初，我成了布达佩斯街头第一批戴口罩的人。我想正因为当地华人的谨慎防范，所以在匈牙利5000多新冠病例里没听说有一例是华人。刚戴的时候，感觉戴的是副面具，之后摘来戴去也习惯了，感觉这副面具跟自己的脸也挺般配的。

现在，布达佩斯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除了进商店乘公车，基本可以摘掉口罩，但也不再握手、拥抱或行贴面礼。这对欧洲人来说做起来不易，必须克服“教养”的习惯。

不管与谁见面，第一句寒暄都会是：“隔离期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其实，对我这样整日坐在电脑前码字的人来说，除了不能出门狂走外，并无太多影响，“孤独”本来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寒暄之后必聊的话题是：“疫情过后，这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当然，欧陆疫情最近反弹，匈牙利也从维持了两个多月的个位数忽增到十位数，何时才是“疫情后”？还是未知数。

毫无疑问，最直接的变化是全球化中断。这对谋求欧洲一体化的欧盟考验巨大。按理说成员国携手，欧陆抗疫才能成功，因为一国失守，其他国家的努力都前功尽弃。这也是为什么瑞典政府“大撒把”的姿态受到邻国指责，也正因如此，丹麦对德国、冰岛、挪威开放，却把瑞典人关在门外。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如何维持内部稳定？但愿不久前欧盟几经波折推出的近两万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力挽狂澜。

另外，欧洲人还担心一个问题：疫情的体验唤起大众原始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很容易渴望政治强人，接受强人政治，最终加大极右主义的危险。当然，还会有许多我们这代人未必能感受到的变化。回顾14世纪的鼠疫，欧洲人开始清除垃圾，改造城市，农奴的减少促进了西欧的进步，瘟疫还让欧洲人对上帝产生怀疑，催生了“用人性抵抗神性”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这都经过了上百年的过程。

有位记者朋友3月被困在塞尔维亚，他说当地人在疫情最严峻时，也没停止党派争斗。傍晚，居民们聚在窗前、门前和阳台上，先为医护人员鼓掌，而后进行音乐打擂，反对党的支持者唱中国人也熟悉的《啊，朋友再见》和诞生于“一战”的民族主义歌曲《德里纳进行曲》;执政党的支持者也将高音喇叭调到最大，播放讽刺反对党的歌曲，吵得孩子们睡不着觉……所以，朋友悲观地认为，疫情能改变的只是生活方式，但無法改变人的本性和社会的价值体系。

乐观的朋友则强调疫情期间的“人性闪光”。另外，疫情更让人类意识到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谁都无法置身于自然法则之外，希望疫情后会发生一场绿色革命。

有位从没到过中国的作家，讲了一件令他震撼的小事。两年前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一个来自中国的邮包，那是他三周前在网上花1欧元订购的手机壳，这样的手机壳在布达佩斯要花十倍的价钱！当他真将这只漂亮的手机壳拿在手里，心里大惑不解：在遥远的中国生产，辗转运输，怎么可能只1欧元？那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了解的世界已成过去。疫情暴发后，他关注到中国的抗疫胜利得益于大数据库的建立，但他佩服的同时也感到不安。

后疫情时代无疑将是大数据时代，甚至人脸识别时代，但欧洲人是否做好了隐私权丧失的心理准备？美国围猎TikTok，关键是争夺大数据。未来的欧洲是否会变成奥威尔小说里的“大洋国”？总之，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疫情前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