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西·潘霞

在中国文学史上，夏衍的《包身工》被称为“报告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在中国电影史上，夏衍举足轻重。革命一生，奋斗一生，他在诸多领域的建树之广，蔚为奇观。然而，这也意味着，他的身后，必然有一位甘于牺牲的妻子。

她赐予他慰藉

1923年暑假，夏衍的天空是灰色的，他失恋了。23岁的他在日本留学，回家探亲时，偶然结识了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符竹因，才女的魅力无法抵挡，她的一颦一笑将他俘虏。尽管相谈甚欢，可是当他流露爱慕时，符竹因明确表示，只能“永远做一个朋友”——诗人汪静之的情诗如同丘比特之箭，已经射中了她的心。

初尝失恋的苦涩，一向理性的夏衍变成了“维特式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他茶饭不思，整日郁郁寡欢，甚至恨恨地发誓，“一定要得到一个胜于符竹因的爱人，使她发生较量上的羡慕而微微的萌生悔意”。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夏衍满怀失落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

夏衍自幼丧父，兄弟姐妹们靠母亲养蚕一手养育。他曾因家中贫困一度辍学，在染坊当学徒工，多亏赏识他的校长资助，才保送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来有了去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他向往新女性，母亲是了解他的。

经过多方打听，母亲为他选中了老家德清的蔡淑馨。蔡淑馨出身名门望族，是杭州一家丝织公司驻上海总经理的女儿，很巧，她与符竹因是同班同学，对夏衍苦恋符竹因未果早有耳闻。但她并不介意，内心里，甚至对他的执著有些欣赏。父亲征求她的意见时，她点了头。

第二年暑假时，他见到了她。她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双目流动，眼神娴静，百合一样清纯。她的闺秀气质，她的雅致穿搭，都让他眼前一亮。与蔡淑馨相处数日，彼此心仪。分别后，他们靠书信互诉相思。

那时的夏衍，正处于迷茫时期，他刚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参加过一些工人运动，实地走访日本工厂后，对底层社会的惨状感同身受；他也曾到过沦陷的东北，对于同胞的亡国奴角色痛心之至；尤其是结识孙中山，加入国民党后，对于他学的“实业”能否救国，充满怀疑和忧思。

课业繁重，精神迷惘，唯有蔡淑馨的来信能带给他喜悦和安慰：“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笺及深青信封，紫为高贵之征，青为纯洁之象，与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笺于默诵时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种幽香与邮花后的口脂，皆吾爱人赐我的慰藉也。”

喜爱绘画的她，对于色彩的品味令他欣赏。书信往返中，感情日渐升温。在日记中，夏衍几乎每天都与“爱淑”“爱的淑”“淑妹”对话，“我须得将这些感想告诉爱的淑，我的白百合!”而蔡淑馨也热烈回应：“你是我光明的星，温暖的太阳，须有你，我才能复活！”

她的信给了他最大的甜蜜，以至偶有通信不畅时，便会急切到“自弃”的地步。被别离的忧伤折磨着，他开始写作。

不久，以“沈宰白”为笔名写的小说《新月之下》发表在上海《狮吼》杂志。小说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借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你给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这一年内，给我65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为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颓废。”

很快，散文也开始发表，那是夏衍最初的文艺作品。

她牺牲自己成全他

1925年夏天，蔡淑馨即将毕业，夏衍回来接她去日本深造。在船上，他为她讲日本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还有日本想要侵略中国的野心，在细微处，不知不觉中增强了她的爱国心。

到日本后，蔡淑馨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预科，夏衍经常去看她。在朋友的小木屋里，他们畅谈社会、文艺，相处日久，情意更浓。她的到来让他的心灵倍感宁静，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学习，虽然电气工程越读越兴味索然，但是英文、德文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他整日泡在图书馆，大量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尔基，迷恋契诃夫的剧本，还翻译了日本戏剧家菊池宽的《戏曲论》，为后来走上翻译和戏剧道路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夏衍倾心于政治。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决裂，突如其来的动荡时局令他不安，匆匆回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这一年，蔡淑馨离开奈良，只身一人去东京学习油画，她加入“艺术家联盟”，和他一样，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得知他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担心着他的安危，不待学业完成，蔡淑馨回到上海。他翻译高尔基的《母亲》，为进步青年带来精神食粮；他理平头、穿旧布衫深入工厂，领导工人运动；不管他做什么，她都全部理解和支持。被国民党追查时，她不顾危险说服家人，把他藏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

爱，经受住了考验。1930年，相爱6年后，一对才子佳人举行了婚礼。结婚照上，俊男美女，时髦新潮，珠联璧合令人赞叹。

婚后，夏衍与鲁迅筹建“左联”，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他进入“创作欲最旺盛”时期，发表了报告文学《包身工》。抗战爆发后，又在周恩来委任下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在荆棘中作战，在泥泞中前行”的十年，他没有时间顾及小家庭，两个孩子出生后，全都依赖蔡淑馨。夏衍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张儿女的合照，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夏衍原名沈端先），风雨飘摇的时代，小家庭的温馨带给他无限慰藉。

他的事业上了快速道，聚少离多，而她为了不暴露他，只能牺牲自己的职业理想，辗转在一些小学校教美术课。不能比翼双飞，他是歉疚的，离愁别绪只能写进一部部剧本里。随着多部影片成功上映，“剧作家夏衍”声名鹊起，他由此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她为他守住家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蔡淑馨随行进京。他满怀激情投入创作，先后把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剧本，赢得了巨大的艺术声誉。她则回到自己的绘画世界，闲时打磨厨艺，用一流烹饪为他接待如云宾客。

可是政治气候已经悄然发生变化，1965年，夏衍被免去职务，曾经热闹的四合院冷寂下来。不久，他成了“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家里遭到查抄，挨打受辱是家常便饭，直到有一天深夜，一群人闯进家，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带走了。

夏衍被抓后，长期以来很少走出家门的蔡淑馨四处去打听，没有下文。很快，儿女被下放，她也被抓了，数日折磨为晚年的精神抑郁埋下了伏笔。回来后，院子已经被挤占，只留给她一个角落。自来水断了，暖气停了，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富家小姐被迫学着挑水、生炉子。

夏衍好几年杳无音信。巨大的恐惧中，她只能孤独地支撑着，唯一陪伴她的，是他留下的一只大黄猫。日语的“猫”，曾是她对他的爱称。她把老猫当作他，他们相依为命，不管多晚回来，不管家里多么揭不开锅，她都会等待它，给它留一口吃的，和它说说话。

而那时，狱中的夏衍在“交代”材料中，写得最多的话是：“内心苦痛者，对不起妻子、儿女也……”

1972年，蔡淑馨突然接到通知，可以探监了。他还活着，她不禁痛哭失声。时隔六年，她带着儿孙们与他相见。接待室里，一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老人拄着双拐走进来了，儿女顿时泪流满面——当年在看守所，走路时稍慢了一些，他被踢倒导致骨折，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

1975年夏天，关押近九年的夏衍被解除监禁，终于回到蔡淑馨用坚韧和孤独守住的家。尽管房屋狭小破败，毕竟一家人团圆了。在信中，他告诉老友：“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深有‘生还偶然遂’之感。”

他自由了，儿女也从干校回来了，蔡淑馨紧绷了多年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她反反复复地读同一张报纸，用装满黄豆的小布袋敲腿时，总是来回地在念“十七、十八……十七、十八……”

夏衍知道，她病了，这一场劫难，把她彻底击垮了。

几年后，夏衍写信给当年留日时的朋友：“淑馨已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去世，时年八十。她受‘文革’刺激，八二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觉，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

蔡淑馨去世后，耄耋之年的夏衍全身心投入写作，撰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点点滴滴又浮现眼前。每一个生命节点，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她的付出。明亮的眸，牵手的暖，无悔的爱，不被污染的纯真，她永远是他生命中最圣洁的百合花。

1995年，夏衍去世，遵他遗愿，骨灰洒入钱塘江。斯人已去，唯有爱，犹如长河，滔滔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