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汤用彤沉潜、钱穆高明、蒙文通汪洋恣肆，是“北大岁寒三友”。在1930年至1937年战前的这段时光，熊十力、蒙文通、钱穆、汤用彤、梁漱溟、林宰平等常聚会，熊十力、蒙文通就佛学、理学争辩不休，熊十力、梁漱溟谈及政事，亦有争议。唯独汤用彤“每沉默不发一言”。不是无思想无学问见解，性不喜欢争使然。钱穆称赞他为“柳下惠圣之和者”。

1937年夏，汤用彤陪母亲在牯岭消夏，与钱穆同游匡庐佳胜，读书著文。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颇感“自愧无地”。当年年底，汤用彤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因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随转赴南岳。

1938年春天，汤用彤、贺麟等取道广西，随长沙临时大学转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任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在西南联大时，汤用彤一人就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学者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哲学家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课程，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穎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