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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宫兴衰往事

2020-08-20潘雨晨

时代邮刊·上半月 2020年8期
关键词:少年宫苏联儿童

潘雨晨

兴起:苏联带来的儿童殿堂

我国少年宫最早师承苏联,苏联非常重视儿童的校外教育,早在1925年就明确了建立全苏校外教育机关网络的任务。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少年宫和少年之家,这些少年宫大多选址于沙皇和贵族们的离宫,少年宫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宫殿”,其中最有名的是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少年宫。

1940年,苏联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拥有1846所儿童校外教育機关,包括少年宫、少年之家、自然科学爱好者工作站和少年技术员俱乐部,这些机构与传统的苏联学校教育互为补充,帮助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巩固学校知识,学习职业技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潜能,丰富课余生活并陶冶情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共青团与教育工作者先后组团前往苏联,而少年宫是必不可少的参观项目。当时,苏联儿童的强大创造力与宏伟的少年宫让中国的参观者们感到无比震撼,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少年宫建设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9年4月,中国第一所青少年宫就在大连建立了,但真正第一所成建制的少年宫是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953年5月31日,在访苏归来的宋庆龄女士的鼎力支持下,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少年宫的场地是上海原犹太富商嘉道理一处豪华别墅的整个大院,别墅建筑与草坪占地约14000平方米,毛泽东亲自题写宫名。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不久,苏联的莫斯科少年之家就送来了价值8万卢布的礼物,大到机床,小到模型配件应有尽有。

在苏联的示范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向中国最早的少年宫捐赠礼物。与此同时,中苏少年交流频繁。1956年,哈尔滨儿童应邀访问苏联少年宫,与苏联儿童在建立友谊后互有信件往来。

盛行: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立起来后,各地纷纷效仿。1952年,位于北海公园的北京少年之家已不能满足大量儿童的活动要求,经过多方协调努力,1956年元旦,北京市少年宫在景山公园北侧成立。各地少年宫以上海的洋房别墅少年宫和北京的皇家园林少年宫为模板,选址上也尽力追求改造最好的建筑。重庆的少年宫是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公馆,哈尔滨的少年宫选址在文艺复兴风格的梅耶洛维奇宫……几年间,全国修建了130多座少年宫,兴盛可见一斑。

当然,少年宫在这一时期的长足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多了。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婴儿潮”,几年后,这些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但此时的教育发展却跟不上了。由于学校紧缺,师资力量不足,很多地方不得不实行二部制,即把学生分成两部,上午下午轮流上课。那些没课的学生饱满的精力如果不能疏导,容易闲逛生事,甚至有的学生课外还参加了流氓团伙。

面对这种情况,少年宫能很好地填补学生课余时间的空白,共青团也提出了很多具体方案,最终得到推广。一时间,读书、植树、音乐、棋类游戏、戏剧、朗诵、模型制作、露营、军事训练等多种深受儿童喜爱又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在各地少年宫广泛开展,家长们放心地工作,孩子们也得到了多种形式的锻炼。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青少年教育,少年宫也得到了高度的关注。毛泽东、朱德都曾先后到北京市少年宫参观视察,欣赏演出,为少年宫题词,给儿童们写勉励的书信。周恩来更是在没有事先通知、无人在门前接送的情况下特意来看少年宫的孩子们,与他们一起钓鱼,观看皮影戏,参观展览。

少年宫的繁盛,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张外交名片,许多国家的访问者慕名而来,少年宫也承担了接待外宾、展示中国儿童风貌的重要使命。1957年,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接待外宾4350人,最盛大的是欢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少年宫的鼎盛,还体现在过硬的设施上。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很多最好的设备被送到少年宫,供儿童们学习和使用。工厂先进的车床、乐团中精致的乐器、艺人手里的提线木偶、代表国防科技的无线电和枪支弹药都成为了少年宫儿童们的学习资料。不仅如此,北京市少年宫还在操场的西北角设立了橡皮筋弹射器,可供高中生驾驶滑翔机在离地10米的空中飞翔百余米后降落。1979年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购进了计算机,1982年成立了儿童计算机中心,著名的“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正是邓小平在1984年观看少年宫学员的计算机操作演示后提出的。

就这样,因为内外部的各种原因,少年宫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

师生:辅导员与优等生

各地少年宫建立后,最早的指导教师大多来自中小学,如北京市少年宫的“创建元老”任光远当年就是北京十三中的生物老师。按照苏联的少年宫经验,这些老师被称为“指导员”,后改称“辅导员”。他们不会像在学校一样给儿童按班级进行统一授课,而是采用分散的模式,以指导、点拨为主,充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随着少年宫的发展,专业设施的进入,许多大学教授、社会知名人士也先后到各地少年宫传授本专业领域里的经验。知名科学家茅以昇、华罗庚、黄家驷、陈景润都曾指导过北京市少年宫的科技活动;作家叶圣陶、冯雪峰、冰心、老舍、刘白羽、曲波、杨沫、张天翼也是文学小组的常客;而齐白石、蒋兆和、李伯钊、周巍峙、郭兰英、侯宝林等艺术大师也将少年宫的文艺活动打造得丰富多彩。

少年宫的“指导员”们如此有名,想进少年宫也并不容易。当年要进少年宫主要是通过学校或少先队推荐,而被推荐者还要参加少年宫组织的考试方可入场。一般来说,能进少年宫的学生大多是优等生或专业特长生。少年宫不会每年招生,但会每年考核,在校成绩如果不够优秀甚至不及格,难以继续在少年宫学习。同样,少年宫也有自己的专业考试,只有优等生才是少年宫的常客。

很多学生在少年宫学到了专业知识,为今后的理想插上了翅膀。科学家余达太小时候毛遂自荐,被北京市少年宫无线电小组录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蔡国庆7岁考进北京市少年宫,曾在李先念等领导人面前独唱;足球教练金志扬是第一批接受少年宫训练的小足球队员。

不仅北京,各地的少年宫也都涌现了大量人才。著名画家陈逸飞也是在小学里展现出了板报水平,被推荐到上海少年宫学画,从而奠定了画家梦;作曲家徐沛东出自建立最早的大连少年宫;早期被称为“中国三大少年宫”的哈尔滨少年宫走出了孔令辉、师胜杰、冯晓泉等著名人物。课余时间涌进少年宫,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纵情娱乐学习,那段时光,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困惑:如何成为怀旧的符号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少年宫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现在的少年宫不再像过去那样辉煌了呢?

首先是场地原因。由于一开始很多少年宫是建立在名人故居和文物保护建筑里面,因此对于少年宫和历史建筑如何利用的问题争论不休。一些少年宫主动腾退,更换场地,如2013年北京市少年宫就搬出了景山公园,转移到龙潭湖的新址。

其次,各地少年宫陷入了经营困境。改革开放后,公益性质的少年宫也要承担“创收”的功能,因此,一些少年宫通过出租场地维持生存,一些少年宫将儿童游乐设施改造成游乐园和水上世界,一些少年宫甚至交给私人经营,最终关门。

资金的缩减导致少年宫的设施老化,也使得少年宫的人员流失。随着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社会培训机构强势竞争,不少少年宫的辅导员被挖走成为培训机构的老师,而少年宫的场地也多被这些培训机构租用。虽然到了假期能看到少年宫内外满是学生,但大多都与少年宫建立之初“公益性校外教育机构”的理念背道而驰。

近些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与学生们的娱乐手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图书不再是奢侈品,少年宫的图书角逐渐冷清;手机游戏的极大丰富,让丢沙包、拔河、航模制作、舞蹈大赛、诗朗诵这些少年宫的校外娱乐活动的吸引力变弱了;植树、饲养小动物、实验农场这些校外教育也变得没有那么特别了。少年宫的建筑还在,但它们原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逐渐被遗忘。

令人欣喜的是,少年宮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们也在积极应对。许多少年宫坚守公益,走出“宫门”,到郊县、乡镇展开科普活动、巡回表演,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一些少年宫痛定思痛,革新管理机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普遍的资金问题,少年宫通过筹集社会资金、调动社会人才的方式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少年宫之所以让人感念,不仅因为它承载着20世纪中国人的童年记忆,更因为它广泛的教育意义。正如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的题词一样:“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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