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广

摘 要：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通过《大地》等作品描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衣食住行”，表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生命力，在西方世界普遍歧视与丑化中国的时代，深刻影响了西方人的中国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生存的需要是其他追求的基础。历代文人多从民众是否温饱来悲天悯人，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处入手治国理政，即使在当代中国依然有重大意義。

关键词：赛珍珠;《大地》;需要理论;饥荒叙事

近代以来至1949年前的百年中国，可谓历尽沧桑，外国来华人士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他们每个人活动的区域不同，观察角度各异，但聚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还原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生活的全貌。其中，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用其细腻笔触在《大地》（1931）等作品里描述了中国底层民众饥荒时期的“衣食住行”，表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生命力。在西方世界普遍歧视与丑化中国的时代，赛珍珠通过她的作品深刻影响了西方人的中国观，“几乎可以说，她为一整代的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1]《大地》塑造的王龙、阿兰等饥饿者群像，折射了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

一、《大地》饥荒之概述

《大地》写的是晚清末年一对卑贱的皖北农民夫妇王龙与阿兰，经由贫穷、节俭到富裕、发达的传奇故事。他们经历了旱灾、水灾、蝗灾、匪祸、战乱等无法预料的极端变故，生命力异常顽强。这对夫妇刚刚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银元，从黄姓地主家里买了一些田产，对他们命运的第一个打击旱灾就尾随而至。他们的土地几乎颗粒无收，只收获了很少的豆子和一些又短又小的玉米穗，穗上的玉米粒稀稀疏疏。王龙准备把玉米轴扔在一边当柴烧的时候，阿兰说道：“不能烧——烧了就浪费了。记得小时候在山东，遇到这种年景，连玉米轴都碾碎吃掉。这可比野草好吃。”[2]断粮的日子到了，既无剩米也无剩面，唯一的耕牛也被吃掉了。村里人还抢了他这所谓的“大户”，而且已经有人开始吃人肉，他们一家决定到南方逃难。

他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孩子们手里拿着饭碗和筷子，好像这是有饭吃的一种保证。“他们就这样出发了，穿过原野，排成一个凄凉的小队慢慢地移动，他们走得慢极了，似乎连城墙那里也永远不会走到。”[2]走到城墙脚准备歇息时，有人告诉他可以坐最便宜的火车到南方去，王龙一家便有了第一次长途远行。“这时黑暗中传来雷鸣般隆隆声，一声巨兽般的呼啸，还出现了两只巨大的喷火的眼睛，于是人们又喊又叫，奔跑起来。在混乱中，他们被挤到前面拥来拥去，但总是拼命地抓在一起。然后，在黑暗和嘈杂的喊叫声里，他们不知怎的被推进一扇开着的小门，进入一个像箱子似的房间。接着，随着一阵连续的呼叫，他们所乘坐的这个东西在茫茫的夜里奔驰起来，里面装着他们一家人。”[2]赛珍珠描述了王龙一家初次接触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之一火车时的惊恐、不安甚至还有些许期待的真实感受，但这种在饥饿驱使之下的被迫远行与背起行囊自由旅行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前者依然是一种觅食行为。

在富裕的南方城市里，他们一家住进草席窝棚，吃着乞讨或者寻找到的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南方城市的确富裕许多，富户和绅士会施舍些米饭，但也有许多人冲着带有大蒜味的乡下人大喊：“真臭，江北佬！”等到王龙夫妇时来运转，返回故土，他们与邻居老秦交谈时，谈论的话题依然是食物。由于有共同的饥饿经历，再加上老秦参与抢劫王龙时手下留情，王龙与老秦尽释前嫌。

1943年2月，河南出现饥荒的传闻迅速席卷了重庆，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纳利·雅各布（有的版本译作白修德、贾安娜）前往饥荒区洛阳采访，他们在专为有钱人服务的餐馆里就餐，面对美食却毫无胃口，“饥饿的人们，站在炉子旁边，以发抖的食馋，闻嗅食物的香味;他们的眼睛跟踪人们每一口热气蒸腾的饭，从嘴到碗，从碗到嘴。”[3]他们用两周的时间记录下在洛阳的所见所闻，因为救济不到位，路边那些农民饿得奄奄一息。美国学者马罗立（Walter H.Mallory，1892-1980）在其1926年出版的专著《饥荒的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中文初版）里有过这样的统计，即在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中国曾有过1 828次的饥荒，“换句话说，就是差不多在每一年里，中国底十八省内，总有一省会闹饥荒的。”[4]从春秋时期的易子而食到不同时期的大饥荒，中华民族的饥饿历史太绵长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饥荒不过是其中一曲短章，徒让听闻者无奈与叹息。

二、《大地》作品中的现实主义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于1943年提出人的需要理论，该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种需要。通俗点说，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在笔者看来，同为生理需要，衣、食、住、行还有轻重之分的。《大地》更多描写饥馑之下的众生相。

关于“衣”的方面，赛珍珠颇具匠心地突出了王龙夫妇对于两种宣传纸的态度，无论是画有耶稣受难的画像，还是革命者宣传帝国主义罪行的传单，均被阿兰缝入鞋底，成为“衣物”需求的一部分。这几段描写的确精彩：

“第一次是一个外国人给他的……他看见纸上有一个人像，白白的皮肤，吊在一个木头十字架上。这人没穿衣服，只是腰间围盖着一片布，从整个画面上看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头从肩上垂下来，两眼紧闭，嘴唇上长着胡子。王伦恐惧地看着这个人像，但逐渐产生了兴趣……过了几天，这幅画被忘却以后，阿兰把它和其它捡来的纸片一起缝进了鞋底，使鞋底结实些。”[2]

“第二次把纸给王龙的人，却是这个城里的人……这张纸上也有一幅表现流血和死亡的图画，但这次死的不是白人，没有那么多汗毛，而是一个像王龙那样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在这个死者的上面，站着一个肥胖的大汉，手里拿着一把长刀，一次一次地向死者砍杀。这是一副凄惨的景象。王龙凝视着，很想弄明白下面的字是什么意思。”[2]但这宣传单还是被阿兰纳进鞋底。

王龙和阿兰自然不是虔诚的教徒或者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们只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基督教的博爱主义，还是驱逐帝国主义的革命理想，并不能轻易进入他们的内心，代替不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当然，基本的生理需要绝非人生的终极追求，饿着肚子追求自我实现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这不属于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了。

三、《大地》中体现的人文主义情怀

尽管赛珍珠不是阶级论者，但她依然认识到到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必将导致火山爆发。她在《大地》里这样写到：“春天里的不满如今又添了新的不满，就是那个青年和他的同行在棚屋居住者心里广泛散布的对不公正的财产占有的不满……年轻壮汉们的心里出现了一股怒潮，像春天泛滥的河水不可阻擋——这是一种要求充分实现强烈欲望的怒潮。”于是，“在那个富人家的大铁门面前，一群呼喊着的普通人拥向前去，像虎啸般怒吼。……那个富人家的大门打开了，人们挤得风雨不透，整个人群像一个人似的往前移动。”[2]

怀特和雅各布在结束报道后曾经参加了郑州市政府官员为他们举办的饯行宴会。怀特还保留着当时的菜单：“他们请我们吃了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此外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洒满了白糖。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3]返回重庆后，他们竟然发现陪都重庆平静得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过，达官贵人把饿殍遍地狗吃死人的报道，当成是子虚乌有之事而不予理会。而他们去延安访问后，发现共产党边区政府急民所需，官民同心。

无独有偶，去延安访问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详细记述了眼中所见的延安。在那里，农民运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通过合理分配劳动生产力和分工合作，实现了自给自足。共产党领导人亲自投身到农业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亲自种烟草与蔬菜，其衣着简朴、整洁。整个延安洋溢着朝气与活力，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政治气象。

四、结语

英国学者罗伯茨在对比二战时期不同党派的清廉状况时，就是从国共双方的饮食情况进行考察的，“在战争期间来华的访问者都是通过他们的政治倾向来感受中国食物的。”[5]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共两党对待自己和百姓食物的不同态度，就已经决定了广大民众的人心向背。杜甫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清代的七品县令郑板桥有“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感慨……因此，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处入手治国理政，即使在21世纪的现代中国依然有莫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M].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2]赛珍珠.大地三部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白修德.贾安娜[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4]马罗立.饥荒的中国[M].吴鹏飞，译.上海：上海民智书局，1929.

[5]约翰·安东尼·乔治·罗伯茨.东食西渐：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文化[M].杨东平，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