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经验与写作”，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了。那时我只有十六岁，去了安徽淮北，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中农人的家里，在那儿生活，感觉非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还有就是对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开始跟我通信。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我母亲当时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已经“靠边”，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工作，对文学也已经没有信心。看到我那么小，独自在村庄，又没有办法照顾我，她就只能跟我通信。我们之间的通信非常之多。那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快捷，一封信在路上可能会走四天、五天，都说不准。我常常是一封信写出以后没有等到回信就开始写第二封，我母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通信非常频繁。

我母亲怎么安慰我呢？她没有办法安慰，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这个建议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体会到这里面的用心。她说：你现在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你周围的农人、小伙伴们发生的事情等等，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但是当一个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觉得你们所有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

我的父母其实从未指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在60年代当作家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我的父亲还是“右派”，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不要从事任何与意识形态、与艺术有关系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我母亲这个建议里面不会包含了考虑到我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即便当时我母亲已经是一个作家的情况下都不能再做作家，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怎么可能做作家呢？我一点都不以为她这个建议是和我将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去记录一些什么。当时我日记里充满的完全就是我的苦恼。当我现在看到一些中学、大学的孩子，他们在网上写作常常会写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时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却完全注意不到，完全被自己的苦闷给抓住了。我只写自己的心情。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心情，就只有两个字———苦闷，连一点快乐都没有，很单调。后来当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上海作家协会搞了一个王安忆小说研讨会。那时候的研讨会十分严肃而且诚恳，当时我都不在上海，而这个研讨会还是如期召开了。上海作家陈村在会上发言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缺席审判王安忆。

过了若干年，我母亲去世以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母亲在當时研讨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在一个内部杂志上发表了。我看到母亲当时的发言，其中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已经完全想不起当时信上的内容。我母亲发言中提到了我信中所写的我在农村里的生活。比如有一封信说，春天到了，别人家房梁上的燕巢都来燕子了，而我的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觉得如果这家人的燕子窝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这家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非常期待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在信中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我母亲记得很清楚，而我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封信上，我告诉母亲我和一个蚌埠来的知青一起用板车拉粮食进城，我们一个掌车一个拉纤。在路上当我在拉的时候，这个男知青很调皮地在后面喊赶小牛的号子。我母亲说她眼前就出现了画面。再有一封信，写的是村庄里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好多天。他们出工的时候是不吵的，而一放工就开始吵，就像余兴节目，全村人都去看。我把这个过程写信告诉了我的母亲。

看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可我当时对这些客观事情的发生完全没兴趣去关心，也没有什么热情，都完全遗忘掉了。我想这挺可惜的。如果当时我听我母亲的话，把当时在农村的日日夜夜都做些记录，那我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材料。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母亲可能是暗暗地期望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所以她说我在农村所有的经验会有用。我想母亲说的“有用”是不是指有助于让我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又觉得不像。因为母亲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实在是不抱热情的。只是后来看到我别无所长，在80年代我能够从事写作而且不断地发表，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也就默认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口头上说过让我成为作家。所以我还是觉得我母亲当时对我的建议里面还有别的用心。这种用心到今天，我又有一个新发现。其实我母亲讲的是，你那么苦闷，你的青春那么荒芜，看不到任何希望，不如去看点什么写点什么，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一点乐趣，能帮你度过眼下的日子。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