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自己的“新时期”。那些在此前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写作的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就是，如何摆脱虚假而僵硬的文学教条的束缚，实现写作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写作范式意味着作者写作的基本态度、基本方法和稳定风格。它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文学气质;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套方法体系。它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很强固的惰性，要想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就必须具备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自外部的客观条件言之，须有较为宽松的人文环境，给作家提供写作的自由和伸展的空间;自内部的主观条件言之，则要求作家具备足够成熟的文学意识和创造能力，甚至要有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勇气。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困在旧的写作范式里。有些作家，例如柳青，时乖命蹇，还没来得及从旧的写作范式里摆脱出来，就带着身心上的伤痕，怀着深深的不甘和憾恨，奄然而逝。有些作家，例如浩然和杨沫等人，虽然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但却未尝与时俱进，与日俱新，仍然拘囿于昔日的文学故态，继续着旧范式的写作。有些作家，例如王蒙等人，在技巧形式上，亦云善变，但内在的认知结构、价值系统和文学精神，却一仍其旧，未尝稍变，既缺乏足够深刻之问题意识，亦缺乏足够猛锐之批判力量，故其作品虽夥，但可传世的杰作巨构，似乎很是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