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与往事相逢，时常冒出一种古老感觉。如同前几天搬家，从柜子最深处翻出那瓶贴着“1997”标签、青岛产的干白葡萄酒。一边窃喜，一边找来抹布，正要擦拭，又停了下来。落在酒瓶上的“1997”年的灰尘，不擦干净可惜，擦得太干净了更可惜。来到新居所，第一件事就是将权当没被重新发现的灰蒙蒙的酒瓶安置好。有岁月当底气，在阳光下深深浅浅不断变换颜色的玻璃瓶中，老酒婀娜晃荡，仿佛是窗外那树每天一种模样的秋叶，舍不得打开瓶盖闻一闻酒香，品一品醇味，就已经沁人肺腑，醉人心脾。

在我的文学经历中，1996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是文学意义上“正面强攻”的重要节点。这年夏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长篇小说策划活动安排在青岛。在此之前，以中短篇小说名义举办的活动涉足较多，以长篇小说为主旨的活动则是头一次参加。这也为自己两三年后，开始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此外，整个90年代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风潮，正是这个时候显示出不将我卷入其中决不罢休的锐利锋芒。

第一次去青岛时，我已经很“恐高”了。由于人还年轻，可以咬着牙在飞机上坚持一两个小时，落地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那时，从武汉到青岛有30小时左右直达的火车，但是卧铺票难买的程度与机巧，比某些人削尖脑袋跑官买官有过之而无不及。飞机飞临青岛上空，在海上略一盘旋，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舷窗外的鸥鸟船舶，机头突然往下一扎，像是要直接栽入大海，有超过半数的乘客惊叫起来。1995年底，我到克罗地亚访问时，受东道主安排去地中海上的赫瓦尔岛。当时巴尔干半岛上炮火纷飞，克塞两国正以举国之力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乘坐的客机以强击机的猛烈姿态，由浪尖上直挺挺地跌落机场。相比之下，青岛上空的飞机，由海空而陆地的驾驶动作，有点老练过头而显出几分油滑，不够格形容为跌落。只不过由于是在国内，乘客们心理要求更严格一些，才有惊呼之声爆发。这一点用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也颇为相像，生长于本土的，各种偏好也来自本土的，总是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考验。这样的生长与偏好，在本土中人看来，不仅是太熟悉了，还会受到千丝万缕的个人因素牵扯，谁都有可能用自身的东西来说事，进而生发出貎似客观，实质上是以一己之主观，与这个文学时代过不去。

记忆这东西，如果是她不肯要的，想千方，用百计，也无法使她留住。反过来，记忆执意要留下的，就是将脑海开一百个天窗，该留下来的还会摆在明目张胆的位置。摈弃只会拖文学下水的恩恩怨怨，让那些所谓绕不过去的坎，只在一个人心中“寂寞歌唱”，则是文学的宏阔天地。重要的是文学还在，作品还在。假如过程中有伤口与伤疤，最简单的方法是不使其直接裸露，想也不用想随手贴上一片创可贴。

选自《北京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