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

中美科技关系嬗变

从中美建交至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中美科技关系总体上处于合作态势。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议成为两国科技合作的基礎性文件。据统计，双方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签署了超过30份协定书和超过60份附属协议，涉及农业、商务、国防、能源、卫生、教育、核工业等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民间领域的科技合作显著升温。然而，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歧也显著增加。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其中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自此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于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

一是在技术方面，美国逐步收紧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意图对中国实施前沿科技的技术封锁。二是在数据方面，美国试图将个人数据赋予“国家安全”内涵，从而阻止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数据。三是在资金方面，美国推出法案阻碍中国对美高科技领域投资和并购，切断中国资金进入硅谷的渠道。四是在市场方面，美国试图阻断中美科技产业链合作，迫使双方改变产业链相互依赖的模式。五是在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美国加强对中国科研人员的执法调查和对中国留学生的盘查，对两国科技交流氛围带来了巨大破坏。

美国的上述做法正在改变中美科技关系的基本逻辑。特朗普政府之前，中美科技关系主要基于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如今，中美科技关系正在进入竞争形态。当前是中美科技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的一个过渡性阶段。美国“脱钩”策略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个别案例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性政策促使美国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对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和人员形成威慑，促使两国科技生态不再紧密连接。一旦这种趋势被双方认知并接受，两国就有可能形成像外界所担心的“相互竞争、彼此隔离的科技市场”。

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

动因之一  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认为中国是最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等商业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挑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安全领域，引起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关注。2019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报告》，该报告称中国与俄罗斯正加大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有可能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及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风波令美国情报界和国会意识到社交媒体“武器化”的风险。美国参议院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报告称，社交媒体成为俄罗斯对美国开展“信息战”的重要平台，“信息战”可能影响了选民对于选举人看法和对选举结果的预估。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促使美国情报界关注美国本土的数据安全问题，臆断其他美国主要竞争者也可能采取与俄罗斯类似的策略。基于两种新认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将其认为有“军工潜力”和“前沿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科研机构视为重点打压目标，试图切断其与美国的科技联系。美国军方也希望用“脱钩”的压力促使美国国防关键供应商将产业链移回美国本土。

动因之二  美国外交机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者。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对华科技外交上总体上处于强势地位，希望利用科技外交打开中国市场，通过两国科技合作让中国接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发展模式的成熟，中美在科技外交上的关系更趋于平衡。中国越来越多地主动根据本国利益需求选择与美国科技合作领域，并且主动对他国开展科技外交，提供科技领域的公共安全产品。这些变化令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科技外交领域的潜在竞争者，担忧中国动摇美国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抹黑中国科技外交和科技产品出口。中国5G技术和设备成为美国污蔑、抹黑最为严重的领域。201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30多个国家在布拉格5G安全会议上通过了首个关于5G的安全规则倡议。该倡议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内容涉及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业模式，试图给中国企业海外运营造成负面影响。

动因之三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科技的歧视性认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外交、经济等各领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为动员美国民众支持，“美国优先”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将经济、科技等非政治性议题“政治化”和“民粹化”，例如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一种阴谋论，渲染“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等。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单边行动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也在美国国内产生了社会动员效应。受此影响，反全球化和排外思想在美国社会显著抬头。美国民众开始关注科技产品和科技企业的“国籍”问题，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留学生。这种暗流涌动的思潮导致美国政府一些针对中国科技产品、科技企业和留学生的极端措施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引起激烈争论，其推行的阻力显著下降。“科技无国界”在美国国内已经不再是主流认知，美国社会开始以一种民粹、本国优先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

动因之四  中美科技产业竞争态势加强。随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全方位发展，中美之间固有的“外包、分销”产业合作模式正在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模式产生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特朗普上台后曾经多次要求苹果等美国科技企业将海外产能移回美国本土，拉动美国国内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国会两党议员在要求科技产业链回流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意见一致。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开始面临中国企业的同业竞争，不再拥有主导“外包、分销”模式的绝对话语权。近年来，中国科技领先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已经有能力主导和开发新的市场领域。例如，阿里在电子支付、区块链和云计算上已成为全球领先科技企业之一;华为在5G通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上述中国企业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渠道，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处于对等或强势地位。两种新的变化让中美在科技产业上的固有合作模式发生改变，双方的产业关系趋向于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美国产业界对中国市场的预期下降，不再积极游说政府支持中美科技合作，反而关注中国企业在国内所获得的特殊待遇，并且要求美国政府解决美国企业所面临的“不公正竞争”。

四个因素中，军事安全领域的担忧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冷战后，美国科技创新重心从军方向民间转移，民间科技投资的规模远高于军方，大部分尖端与核心技术由美国企业和科研机构掌握。在中美科技合作态势下，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利用合法渠道获取美国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因此，美国将重新设定对华出口管制制度作为优先任务。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全球科技外交竞争者则加剧了双方的误解和敌对态势。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大国竞争”模式的经典体现，具有类似于安全困境的特征。作为崛起国家，中国的“追赶”行为引发了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上的双重担忧，从而促使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摘自《现代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