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燊

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是音与画的视听盛宴。大屏幕聚焦我们的目光，牵动我们的神经，带给我们喜怒哀乐。看电影，贯穿我们成长的过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看电影是百姓生活中广受欢迎的一项重要娱乐。

小时候，农村里难得看到一场电影。村里有人结婚、祝寿等大喜事的时候，一些人家就会去请人来放电影。于是，欢乐的气氛立即弥漫整个村庄，而消息也不胫而走，传到周边的村庄。

人们通常会在晒谷坪等地方打桩树起杆子，用来拉幕布，然后是架喇叭，牵电线。最兴奋的是小孩子，欢天喜地围着帮忙。到了傍晚时分，各个村庄的人们就会往放电影的地方聚集。大家把凳子摆开，熟悉的人之间开始寒暄拉家常，小孩子们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抢占观影的有利地形。放映过程中，乡间小道上还会不断有打着手电筒远道而来的迟到者。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打油诗：“电影从前最盛行，哪村说放及时到。青年男女成双对，白发妪翁结伴行。银幕挂墙人挤满，灯光熄灭雀无声。纵然天降毛毛雨，衣裳淋湿咬齿撑。”这很传神地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乡下看电影的情景。

乡镇里一般都有电影院，我记得第一次看3D影片就是在乡电影院，内容好像是美国的超人，爸爸妈妈带着5岁的我去了电影院，第一次戴那种塑料片的眼镜。在我记忆中，《少林寺》《南拳王》《木棉袈裟》《第一滴血》等影片在各个乡镇轮回上映，看了的人回来又向大家绘声绘色地介绍，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观看。

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到父亲工作单位邵东焦化厂的子弟学校读书。那是国有企业红红火火的年代，厂里有自己的大电影院，每个星期六都放电影。中午的时候，在工厂食堂旁的公告栏上就会贴着“影讯”，于是我们能知道晚上放什么片子。当时五角钱一张的电影票，我们小孩可以两人共用一张票入场。我放学后帮妈妈摆烟摊，一般这天可以拿5角钱，然后就买张电影票。我经常和一位小伙伴一起进去看电影。当时也有标注着“儿童不宜”的影片，比如揭露日本731部队发动细菌战的《黑太阳731》，还有刘晓庆主演的《春桃》，前一部我们进去看了，后一部我们到了电影院门口还是不敢进去。

大约在中学时期，电影票价涨起来了，加上VCD、DVD的流行和家庭影院的出现，我的印象里电影院大家就去得比较少了。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视听的要求越来越高，加上一些国际大片的引进，越来越多的观众又重回电影院了。

2009年到2011年期间，我在北京石景山区居住，记忆尤深的是万达影院，那里当时有IMAX的大屏。《阿凡达》就是在那里看的，我感觉特别震撼。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居然推出了电影院的周末通宵场，四部最新影片从晚上放到早晨。走过全国很多地方，我唯独在北京看过这种通宵场，票价好像也还便宜，一次性过足了看电影的瘾。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我看电影也比较随机。有时哪天回家早，我就立即用手机软件查看附近几个电影院的排片，根据自己的时间选定一个地方赶过去。很多电影有档期，错过了就没法在影院里看了。还有一些电影或者是到了排片的尾声，或者本来就小众，在我有空的那几天整个长沙也许就一两个地方放映，那我就提前订票，穿越大半个长沙赶过去。徐皓峰的《师父》，我是跑到星沙去看的。《黄金时代》我是跑到长沙南边喜盈门去看的。还记得有一次中午到营盘路看《转山》，偌大的影院里只有我和前排的一个人，电影散场时，他还友好地和我打个招呼，说他准备去西藏旅行，特意跑来看这部影片的。那部《岁月神偷》，我记得是2010年五一期间在乌鲁木齐一家影院里一个人看了个专场。

这种忙里偷闲、见缝插针看电影是我的常态，在北京出差时，忙完事情了，约了朋友们吃晚饭，我可能就会在下午掐着时间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这也得益于手机上的各种软件，查询影院影讯以及购票都非常方便。正因为如此，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看电影，我挺享受一个人看电影的感觉。在电影院里，可以心无旁骛地看电影。有时朋友们问我在干吗，我说一个人在看电影，他们有时很不理解，也不相信，我只好笑笑了之。

在节假日，偶尔也有不带目的直接去影院的时候，跑到电影院看看有什么电影，然后在里面选一部看。这个电影好坏就凭运气了，有时也有惊喜，记得孙红雷、王珞丹、杨坤的那部《边境风云》，本来是打发时间看的，没想到却很惊艳。还有一次，售票员看我犹豫不决时，推荐我看《左耳》。电影一开始，我看到电影里那个海滩怎么那么眼熟呢？应该是我去过很多次的福建东山岛，我几次住在那个并不在景区范围的海滩旁，睡在三楼都能躺着看海上日出，有一年元旦节我还和同事在那下水游泳。我用手机一搜，拍摄地果然是东山岛。

林燊有话说

尽管买了投影仪，也买了各种可以看电影的会员，但我还是喜欢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带着一种憧憬和期待，抱着一种放松的心情，走进舒适的电影院，暂时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管，可以在电影的世界中自由翱翔，超越日常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