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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抚育模式:中国生育过程的分析与预测

2020-08-16张家康

青年生活 2020年30期
关键词:分工

张家康

摘要:本文基于对费孝通先生《生育制度》一书的批评性思考,根据双系抚育的理论原则,对于当下中国出现反性别分工的趋势下,重新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生育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具体包括,第一,性与生殖分离导致的全新家庭模式的出现,第二,由于更小社会基本单位即个体的形成,孩子在家庭三角结构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及其对社会的有机整合的影响。

关键词:生育制度;生育过程;分工;社会基本单位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把生育制度定义为“男女结成夫妇,生出孩子,共同抚育成人的一套活动”。以往我们常把生育制度看成一种静态的社会制度,但是在此定义启发之下,生育制度其实是对动态生育过程的延伸和概括,换言之可以说“生育制度是与人类过程相关的生育观念,行为规范和物质文化设备等一套规则和文化”[1],具体的生育过程是在相应的生育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研究具体的生育过程,首先得了解其所处的生育制度。

现代化社会中,逐渐开始出现以非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体系,在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到,“双性分工是形成双系抚育的一个重要条件”[2],也就是说只有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分工体系才会出现双系抚育的情况,因为只有个体按性别在被社会赋予了不同的功能时,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子才需要男女两人以其不同的社会期待的功能来进行培育。而现如今的社会,不论是女性主義的出现,还是在市场经济下现代化科层制以能力为基础的竞争体制,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性别分工的倾向,本文不讨论产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而是基于这种社会事实来探讨对生育制度的影响以及生育过程的具体表现。

一、生育制度概念的重新界定

生育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培育出来一个新的社会分子来代替旧的社会分子,即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保持社会自身的稳定。基于这样的结构功能论假定,我们必须了解一个能接替旧的社会分子的新社会分子必须具备哪些要求。在传统的父系社会,男性需要承担获取生产资料,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功能,而女性则需要承担对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加工以维系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功能,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而在培育新的社会分子过程中也通过视性别不同而进行不同的社会化,从而实现这样的新陈代谢。

但在后工业时代,这些基本的前提都有所变化,甚至完全不同,第一,男女分工界限逐渐模糊,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社会上共同语言里,往往不再是男性需要在家庭里做什么还是女性需要做什么,而是父母需要对孩子做什么。第二。以家庭三角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情况也正在消失,社会分工体系日益完善以及家庭的职能逐渐传递给社会,这些都导致了个体化倾向,个体正在形成更小的社会单位。当然家庭依然没有消失,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来自于某个家庭(大多数人,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家庭),只是家庭所具备的社会整合能力即形成共同价值的能力正在逐步丧失,每一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对家庭里的共有价值产生异议,反叛,决裂,这些不同程度的对共同价值的偏离而且普遍存在都说明了一个更小的社会单位正在形成。一些社会性的抚育机构出现了,如社工组织,孤儿院,学校等等,也论证了这一点,因为更小的社会单位则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整合。第三。家庭模式也出现变化,基于男女分工界限的模糊,家庭不再需要某些特定的性别角色来承担社会化的任务,所以家庭模式出现了多元化,比如单亲家庭(单亲领养家庭,单亲代孕家庭,单亲离异家庭),双亲家庭(双亲原生家庭,双亲领养家庭,双亲代孕家庭),同性家庭(同性领养家庭,同性代孕家庭),重组家庭。这些在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普遍存在,“由已婚夫妇及不满18岁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占全美家庭数的比例,从1990年的25.6%下降至2000年的23.5%”[3]“双亲结构的核心家庭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而美式或欧式家庭形式也更为常见。这其中包括同性恋关系,单亲家庭,收养家庭和几代同堂的大家庭”。[4]

除去以上三点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孩子是否还是像费孝通先生那样所说是组成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与其我们从探讨家庭对养育孩子的必然性角度考虑,倒不如思考家庭对孩子存在的必然性。如果社会中绝大多数孩童都生活于家庭中,我们可以说是即使出现了新的家庭模式,即使生育观念出现了变化,即有人认为结婚不再是为了生孩子,但是家庭对于孩子来说依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社会化场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0-14岁的青少年人数为23091万人,而同年孤儿人数(0-18周岁)仅为460450人,孤儿人数仅约占0-14岁青少年的0.2%,更不用说青少年只包括0-14岁的个体,如果按0-18岁看,这个比例肯定更低。可能全国的数据因为地域发展不平衡有所争议,那我们看北京市的数据,0-14岁的青少年人数为236万左右,同年孤儿人数为2071,孤儿人数约占0-14岁青少年人数的0.09%[5],在发达的城市所占比例也同样低。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大多数人养育孩子还是与家庭组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家庭三角结构,或者是形成三角结构的这种趋势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基于以上三点假定,我把生育制度重新定义为:社会基本单元与社会抚育组织共同抚育孩子,直至他/她有能力代替一个社会分子的过程的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关于这个概念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定义里没有说“生出孩子”,只说“抚育孩子”,原因在于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对应的是孩子与其监护人的关系多元化,代孕和领养体系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比较完善,这应当也是中国之后的发展趋势。其次在中国,社会基本单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家庭,但是也存在个体化的倾向,第三。社会抚育组织已经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只是体系发展不完善。基于这样的现象我们继续讨论具体生育过程的变化。

二、中国生育过程的分析和预测

由于中国地域之间生育过程模式差距大,所以这里以讨论正处在转型期或者是完成转型期地区的生育过程现象为主,这样能代表中国大致的发展方向。从时间上,我把生育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孩子无意识的成长阶段,通俗而言可以说是孩子出生以前到孩子出生后的一段时间。这一阶段中,我认为婚姻家庭的形成是生育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是孩子最初级的社会化场所,以后所有的生育过程都以此为出发点。说起婚姻家庭的形成,《生育制度》里提及到,性是与社会相对立的,因为性代表自由短暂,“一旦发生了性爱的男女,这种感情有时不太容易持久的”[6]。性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所以传统社会中以婚姻来限制人的生理本能——性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性与生殖的分离,也就是说性是生殖的一个必要不充分甚至既不必要也不充分的条件,这体现在因为性与生殖的分离以及伴随着性解放的思想,人们不再认为性交是仅仅为了生孩子,也有生理上的欢愉,而另一方面虽然生殖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性,但也有代孕和领养的情况出现。那为什么会出现如上性与生殖的分离呢,我认为这是由于社会日益分化使得性不再是与社会对立的一种力量,相反性有助于社会的整合。

这与费先生分析的结果完全相反,但思路却是如出一辙的,都是基于对社会结构整合功能的需求,现代社会需要性这种力量来维持社会稳定,性便从生殖中脱离了出来。我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观点来加以解释,原因在于:系统世界(不断复杂的社会组织)对生活世界的日渐殖民化,带来了解放兴趣的兴起,即“人类对于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开始逐渐浮出社会的水面,而代表自由的性则成為了解放人的一种方式,于是性便成为了人们在复杂的系统世界中进行自我突破的手段,换言之,性有利于人们的理性沟通行为。摆脱这种系统世界的殖民化关键在于“沟通的合理化,也就是说让对话主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内外强制力的情况下进行真诚的对话。”[7],性有助于摆脱技术兴趣和实践兴趣被权威集团所控制的现象,对社会整合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论证了性的解放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后,我们就能了解婚姻家庭模式为什么会出现多元的现象。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社会可以说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如上述所说,性的力量开始逐渐扩大,很多人不愿结婚可以解释为对婚姻中性限制的一种反抗,同样社会上越来越高的离婚率也能体现这一点。单亲家庭的形成便是如此,是对性压抑的传统家庭模式的反抗,是对复杂社会系统和权威集团的反抗。而另一方面是性与生殖的分离导致了人们不再局限于组成血亲家庭,而是形成了更具社会性而不是血亲性的家庭,即双亲代孕家庭,双亲领养家庭,同性家庭,“以托达人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结了婚,这男子的弟弟和朋友们,即可和她发生性的关系,享受丈夫的权利,可是她所生的孩子却只属于那个举过弓箭仪式的‘丈夫”[8],可见社会性的亲子关系是要大于生物上的亲子关系。所以即使不是血亲家庭,这些社会性家庭也能成为社会结构中稳定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也就显而易见了。

第二阶段是孩子有意识的成长阶段,这一个阶段是孩子成长到有能力接替旧的社会分子的至关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孩子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介于时间有限,我就只说明一下这一点,其实还有像孩子与家长间的互动,孩子在替代旧的社会分子以前就能对社会有较充分的了解这一些现象等等,这些都是以往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现象,对探讨生育过程变化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孩子主动性的具体表现)以往我们考虑生育制度或者是生育过程,都在考虑父母或者是社会机构处在这一结构的哪些位置,起到了哪些功能,而忽略孩子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分析范式是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因为传统社会里孩子往往是父母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个性的解放,孩子的自主性愈来愈强,现代教育也强调独立人格的培养。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即孩子在生育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这些作用的产生了何种影响。前面提及了社会基本单位的转变,“个体”单位的形成,我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两种倾向,一是对形成稳定的家庭三角结构的倾向,另一种是对这一结构的反叛倾向,第二种倾向与费先生说的三角结构的继替变化不同,费先生说的是孩子摆脱这种三角结构从而形成新的三角结构,言下之意就是孩子脱离原生家庭组成自己的家庭,而我在此处说的摆脱三角结构的倾向是形成更小社会单位即个体的倾向。

首先我们得知道孩子成长的最终目的是要替换旧的社会分子,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而这两种倾向会对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第一种代表着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使得社会变迁缓慢,同质性高,在简单的社会结构中有助于社会的整合。第二种是全新社会下形成的倾向,我认为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复杂性日益增强,第二种倾向最终会压倒第一种倾向,并把第一种倾向内化于自己这种倾向当中。原因在于,虽然第二种倾向压倒了第一种倾向,但由于每个个体对于各自独特的原生家庭的经历不可抹去,这种形成稳定的三角结构的倾向不会消除,他依然保留在个体的潜意识里,如果在特定的场合被刺激,就会重新表现出来。现代化都市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人们不愿结婚生子,但提起自己的原生家庭时,往往是感慨万千,甚至是潸然泪下,这种对稳定三角结构的向往之情即便在第二种倾向如此发达的现代都市里往往也难以消除。

而除此之外,第二种对家庭反叛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带来的是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亚历山大在新功能主义里提及的应变行动的创新性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结构带来了孩子对家庭三角结构的反叛,同时这种反叛又对社会结构进行重构,“行动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世界,它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和所用于世界”[9]。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意味着他有能力突破原生家庭的共同价值,而社会中职业选择的自由和自由的选择让“子承父业”的现象越来越少。中国处在这样一种转型期,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下,随着社会分工复杂化,当今步入社会的人往往从事的都是更为精细的工作或者是开辟新的一些领域,如一些兴起的第三产业;中国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潮流,出现了计算机方向的一系列职业;今天中国的直播行业的火爆等等,这些都无一例外的是对原生家庭最激烈的反叛,因为他们是成为新的社会分子进入的社会,把原有社会分子原子化,形成更小的零件进入社会,这是社会分工复杂化的结果。原来家庭里的共同价值里不存在这些职业,认为这些是不能实现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但事实则相反,他们不仅实现了社会的新陈代谢而且推陈出新,在各自岗位继续发展,创造出更多全新的社会模式,对社会进行有机的整合,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结语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一书出发,根据双系抚育的理论原则,重新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生育过程,所以全篇基本上都是站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探讨。这样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我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忽视了一些社会冲突的出现,可能对家庭三角的反叛会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混乱,类似这样的冲突是我没有考虑到的。还有一个分析漏洞在于,我没有分析文化对于现存结构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原本还有一节叫作“文化的惯性”,就是用来分析这种连续性对于生育制度产生的影响,以后有机会再补上。

生育制度永远是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结构的某种需求而出现的。“美国未婚异性伴侣的数量已经从1960年的约40万对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500万对,增长了超过10倍。如果再加上同性伴侣,这个数字又将提高59.4万。”[10]这样的普遍现象说明今后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婚姻制度,如果我们把同居看作是婚姻的一种的话,其实也就说明婚姻不再和生育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样,一些前提又被推翻,得对生育制度予以重新研究。當然也可以说这样同居的现象不是婚姻的一种,婚姻还是和孩子紧密联系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了,婚姻在今后绝对不会是主宰社会的一种单位形式,个体化的基本单位必定形成的是多元的二级社会单位,比如同居形式。因此研究和讨论还得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人口社会学(第四版) 佟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0年出版, 第58页.

[2]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4年出版, 第80页.

[3]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统计局.

[4]Edwards, H.N. (1987).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youthful well-be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8, 355–372.

[5]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6]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4年出版, 第104页.

[7]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四版) 侯钧生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年出版,第353页.

[8]生育制度 费孝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14年出版, 第75页.

[9]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四版) 侯钧生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出版, 317页.

[10]Benokraitis, N: Marriages & families, 6th edi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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