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 董春岭 张昭曦 季澄

受访者/王 栋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季 澄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世界知识》：中国议题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影响本届美国总统大选？

王栋：往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中国”是或多或少都会被两党所提及的话题，但两党今年对“中国话题”的关注程度远超往届，甚至不亚于此前美苏冷战时期对“苏联话题”的关注度。这也意味着，对华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仅在选举期间互相指摘的话题，而是美国社会乃至政坛中长久争议的重要焦点。从这个角度讲，尽管中国议题作为“常量”将被两党候选人团队热炒，但大流疫背景下的种族问题以及经济重建问题仍将是决定大选走势的关键，特朗普、拜登团队如何赢得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选票将是核心，“打中国牌”则会成为工具。除中美关系外，朝鲜问题、朝美关系亦有可能是两党外交政策辩论的焦点话题。不排除特朗普团队利用朝美外交来制造新闻效应，拉动选情，但近期就提前透支朝鲜筹码的可能性较小，仍将以安抚盟友、威慑朝鲜的方式暂缓局势。

从趋势看，美国政界涉华辩论将继续是美国对华舆论战、外交战的一部分，本次大选后也不会停止，辩论焦点在于但不限于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方针、如何拉拢美国盟友服务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哪些具体领域进行何种程度的“脱钩”，地缘安全竞争、意识形态对抗、中美科技经贸之争将是重点。

张昭曦：美国总统大选流程比较固定，议程也比较集中。一般而言，经济、民生等内政议题受关注度高于外交议题，而在外交议题中，对华关系以往很少走到最前台。2020年大选，中国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按部分美专家的说法，是“今年大选的前沿”。我想，这种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树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重视度提升、政策收紧，“中国”一词在美国的出镜率不断提高，令美国公众空前关注中美关系。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及其身后团队在国内抗疫不力的情况下，有意突出中国议题转移执政压力，催化“聚旗效应”保住选情，也让“中国”频上美国大选“热搜”。在此背景下，中国议题对今年美国大选的选情影响势必大于以往，成为美国上下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重要关切。现在，美各派政治力量大都认同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论战焦点将更多放在“如何与中国竞争”，具体如经贸科技领域要不要与中国“脱钩”，如何管控台海、南海等对华潜在地缘冲突热点，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如何回应中国等。

董春岭：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缺少“辩论”和“争鸣”，更像是“宣传”和“动员”。白宫在5月20日出台了《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详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主动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对华政策定调。民主党方面并未就此与共和党展开辩论，两党对在中国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默契。第二是“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打“愤怒政治”牌的重要手段。疫情与选情叠加使“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向中国“甩锅”“推责”的一场政治秀，共和党出台的竞选策略明确把中国视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竭力把应对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引导转化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愤怒。第三个特点是美国一部分极端反华势力正利用“中国议题”炮制“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假象，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借他的新书《多事之屋：白宫回忆录》炒作特朗普为了农业州的选票而在中美经贸战中妥协，美不少媒体也开始炒作中俄利用新媒体影响美国选情，试图把中国拉入美国政治内斗的漩涡。

季澄：个人认为，“中国议题”对本届总统大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大维度：首先，“中国议题”成为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与指责的“工具”。这是美历届总统选举中的“通行”做法，是对既有竞选策略的继承与延续。目前，特朗普与拜登相互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其次，是美国内议题的外化与延伸。受新冠疫情影响，候选人对“中国议题”的操控空间更大，与以往着重炒作中国经济模式对美经贸收支平衡、制造业回归、民众就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相比，通过散布、造谣有关中国抗疫的不实言论，更能有效激发美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转嫁国内危机的同时，为政府后续出台更加激进的对华举措造势预热。第三，在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结构性矛盾短期难解的背景下，炒作“中国议题”已成为候选人借助选举，就美对华新战略进行更广泛动员的过程。

目前看，民主、共和两党的现前任高官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已达成最基本的战略共识，但在具体政策选项上仍存在微妙差异。也就是说，两党高层在改变以往对华“接触”、转而采取以竞争为基调的对华战略上看法一致，但在具体执行上仍未形成跨越党派藩篱的充分共识。例如，在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基础上，美国的终极目标是全面开启与中国的对抗、实现全盘脱钩，还是秉持“竞争第一、合作第二”的原則，在事关中美共同利益的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维持有限度的合作？对于盟友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与定位，是片面强调盟友的义务与责任，迫其选边站队，还是将其重新视为美国独特的战略资产加以利用，形成基于相关准则和原则的所谓“价值观联盟”？这些都会在此次大选辩论中有所反映。

《世界知识》：特朗普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进入更困难的状态？

王栋：综合此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当下选情，特朗普大概率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不过，由于特朗普及团队的政治机会主义特性，在是否采取彻底破坏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政策方面比较犹豫。以中美贸易为例，特朗普现在对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对待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举棋不定，一面将协议看作是其一大政绩以及谋连任的政治资本，难以割舍;一面受到来自鹰派的废除协议的政治压力以及反华宣传政治利好的诱惑。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美方的确极有可能向我方施压甚至加码，围绕中美经贸协议及谈判的斗争可能激烈化，对中国的舆论战、宣传战、外交战大概率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2020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竞选集会，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现场上座率不如预期。

董春岭：特朗普为拉抬选情，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加激进的对华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等多重危机叠加之下，向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已成为他的重要竞选策略，甚至“救命稻草”。为了摆脱博尔顿新书里给特朗普塑造出的“对华软弱”形象，特朗普也会变本加厉地对华示强，给自己“洗白”。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变局，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以体现，中美意识形态之争进一步凸显，特朗普会充分利用和放大国内国际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力衰落的焦虑感，以更激进的“对抗中国”姿态动员选票。

《世界知识》：拜登会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特朗普的涉华议题设置，已经并将继续展现什么样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立场？

张昭曦：拜登是美国老牌政客，原先担任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副总统，曾多次访华，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去年4月拜登在宣布参选不久后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引来不少批评，随后口风一转，强调“美中正在竞争，对华需要强硬”。疫情以来，特朗普民意支持屡屡下行。面对困难的选情，特朗普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炒作拜登“对华软弱”作为助选卖点，拜登方面则指责特朗普“示好中国”以作反击，推动今年大选形成一种两方对华竞相示强的独特景观。

鉴于当前中国议题成为选戰热点、美国公众对华认知的对抗性上升，到11月大选正式开幕前，拜登方面的对华调门不会低，但这种对华强硬或许会更多通过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批评来体现，而非直接将矛头对向中国。如拜登自参选以来已多次指责特朗普“输掉对华贸易战”，让美国经济受伤更重。至于拜登的对华政策立场，其在今年4月给《外交事务》杂志的撰文中有所论述。拜登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挑战”，对华应更注重在恢复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的基础上，强化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从多边层面展开对华竞争布局，并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交融点寻求对华合作。这一政策表述既是对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的适应调整，也充分体现了民主党一贯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观。

董春岭：拜登虽也主张对华强硬，但和特朗普却有明显不同。他在今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曾发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在中国议题上，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三点差异：一是反对特朗普将疫情应对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要求特朗普自己“背锅”。二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反对中美经贸“脱钩”，认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做法是失败的，需要全方位调整经贸谈判策略。三是更重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形象，会在大选中推动美国战略界反思特朗普时代的外交策略，推动美国适当回到传统外交的套路中来。可以预见，如果拜登胜选，中美关系整体不会出现大的转圜，甚至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冷战”意味还会加强，美对华遏制打压的态势不会变，但打法上会有变化，会更强调价值观的作用，注重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借助盟友的力量编织新的对华“战略包围圈”。同时，在拜登执政的情境下，中美经贸关系将会获得调整和重塑的重要契机。

王栋：关于对华竞争的主基调，两党候选人差异不大。但由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和拜登团队采用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吸引中间选民的竞选策略，拜登有可能在涉华问题的议程设置上同特朗普适当拉开距离。拜登可能通过重视盟友关系和强化人权等意识形态相关议题，来展现一个不同于特朗普民粹主义的相对理性的“智者”形象。不过，由于担心特朗普团队攻击其对华软弱，拜登团队有可能先发制人，采取对华“言语攻击”（rhetorical attack）的姿态，以期塑造对华强硬形象，避免被特朗普攻击。此外，拜登把大选比作美国的“灵魂之战”并将重建经济作为未来施政重点，这意味着他存在采取相对缓和的对华立场以获得经济利益的需求。

《世界知识》：今后几个月中美关系的主要风险点是什么？中国应以何态度和策略应对？

王栋：中美关系面临的具体风险点包括：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等做法，激化中美科技和经贸之争，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在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引发的军事摩擦风险方面，需防范美军在南海、台海、东海对华巡航、侦察等挑衅行为;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所引发的中美舆论战升级，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作为打“中国牌”的抓手，通过打“台湾牌”“香港牌”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此外，议题关联的现象将更加突出。现在中美双方在经贸、金融、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的摩擦几乎都会引起全局紧张，去年经贸摩擦导致总体关系濒临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国安立法问题出来后美方明确跨领域制裁路径，都是明证。我们应避免深度卷入美国国内政治的漩涡，既有所应，大胆博弈，也有所不应，更多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维系两国关系中的理性、务实成分，累积经验和条件。

季澄：在“对华强硬”已成“政治正确”的背景下，特朗普提升对华政策的军事冒险性能起到转移美国内主要矛盾和给自己加分拉票的作用。现阶段，中美主要军事风险点集中体现为“三对矛盾”：即美国深化与台湾非官方实质性合作与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的矛盾;美国强化在南海针对性与实战化军事存在与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矛盾;美国在核、网络空间、太空、人工智能等传统与新型作战领域加大对华诱导施压力度与中国在该领域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矛盾。其中，前两项为重大现实矛盾。后一项因本身具有的隐蔽性、不可控等特点，加之技术的革新，愈发成为影响中美军事互动的关键变量。

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有效利用可支配资源，引导并塑造健康、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军事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看：首先，谨防美国在不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的前提下，渐次提升台湾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缘定位，向其提供超出以往的军事援助，助长台当局挟洋自重。其次，强化对周边海空域的态势管控能力，对闯入中国领海、领空的美舰机进行识别、查证和驱离。与此同时，稳步有序推进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压缩美利用“第三方”因素对中国实施遏制围堵的政策空间。最后，加速将新型作战力量融入一体化联合作战概念的同时，防止中美固有分歧从传统作战域向新型作战域蔓延。

《世界知识》：特朗普、拜登胜选，对华政策会有实质区别吗？我们该如何超越本次大选，规划、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形态？

王栋：如果特朗普当选，有一种可能是没有连任压力的特朗普会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到理性务实轨道，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美国鹰派进一步得势，反華更加歇斯底里、无所顾忌，中美关系“直线下坠”，加速滑向“新冷战”，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对而言，拜登较有可能回到此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模式：在大选期间对华批评激烈，上任后回调到相对理性的政策路径。不过，拜登即使胜选也不可能回到此前民主党总统的对华政策了，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是两党共识。但是，拜登如果当选，其对华政策理性务实成分会更多，鹰派好战色彩会淡化，新冷战的冲动会受到抑制，会回到多边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增强对华制衡姿态，会从现在特朗普政府接近遏制战略的立场回调到更加平衡的、锚定在制衡之上的对冲策略组合。无论谁胜选，美国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改变。中长期看，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和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力，以战略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迫使美方回到理性、合作的轨道，粉碎反华鹰派遏阻中国和平发展的图谋。

张昭曦：无论哪方当选，美国战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认识到原先以接触、合作为主的对华关系模式告一段落，应对“中国挑战”将是下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具体到对华政策的呈现方式和思路设计，拜、特或有所区别：特朗普若连任，会在双边交往中继续凸显“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着重强调“对等”和“以结果为导向”，突出以“全政府方式”竞争。拜登若上台，势将对华政策更多置于以重建美国战略信誉为重点的自由主义外交框架下，突出“规则约束”和“价值观竞争”，并更可能在利益一致的领域拓展对华合作。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宏观背景下，中美关系已成为牵动世界目光的焦点，超越本次大选思考、规划中美关系更需要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双方应优先聚焦内部发展与治理。中美同为世界大国，身处变革前沿，都面临复杂深刻的国内治理挑战，双方不应把对方视为问题根源，而应以发展眼光运筹双边关系，使之成为各自国内治理优化进步的助力。同时，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中美双方各自国情都在发展，彼此关系处理也不尽如往常，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分歧甚至是碰撞，这在大国关系史中并不罕见。但是，中美都应认识到两国关系稳定对双边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有意识地管控冲突、相向而行，不让“大国政治的悲剧”再度上演。同时，也要致力于强化战略沟通。过往数十年中美关系的破浪前行有赖于双方找到“接触”共识，今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达成与时俱进的新战略共识。这样的新共识不会凭空而来，需要相互尊重，维系信任，保持战略沟通，在一次次的战略互动中感知、理解对方的考虑和关切。

曾担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美国鹰派人物

季澄：对于“后选举时代”的中美军事关系，需首先认清两军关系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两军建设与发展进程具有相对独立且互不依存的特点，即不存在所谓的“脱钩”问题，这与中美在经济、科技、人文领域的互动模式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国力的自然延伸以及美全球地缘战略重心的加速调整，中美地缘关注重点呈现局部高度重合，并集中体现为双方在第一岛链附近形成的拉锯与相持状态。这些事实会引发一个问题，在美对华“接触并融入”战略未能奏效的前提下，军事在美对华政策选项上的位置将显著前移，从而极大增加中美发生军事摩擦与冲突的概率。中长期看，中方应做好两件事：一是坚持底线思维，充分利用地缘上的邻近性以及战略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提升对周边区域的态势塑造能力，打破美企图通过军事施压和胁迫削弱中国军事竞争力的企图;二是将管控危机、避免中美发生大规模冲突作为优先事项，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董春岭：正如王缉思教授前不久呼吁的，我们要“守好中美关系三条底线”（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护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防止疫情、选情与大国竞争思维叠加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致命伤，预防中美全面脱钩、擦枪走火。中期和远期，需要全面梳理和盘点中美关系的矛盾点和合作点，坚持“既合作又竞争”的路线，加强危机管理，通过建立一系列沟通机制避免“热战”，同时加强战略对话，降低意识形态对抗的烈度，不逼迫他国选边站队，不搞美苏式的军备竞赛，避免两国潜在的集团式对抗，预防“新冷战”，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