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与佛印是古代士僧交游的典范，二人一士一僧的形象受到作家们极度的偏爱，以“苏佛”为人物题材的小说、戏曲、散文、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且极具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苏佛”故事;士僧交游;戏谑;文化意义

苏轼与佛印的故事（以下简称“苏佛”故事）自宋代就流傳甚广，故事内容丰富、文体多样，涉及诗文、小说、戏曲，如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元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冯梦龙《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等文学作品在古代通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了文学方面的价值外，“苏佛”故事中多涉及书画、音律，广纳饮食、参禅、茶道、游览等文化，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儒佛思想及戏谑文学，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

一、生活与艺术之美

宋代赏石文化兴盛，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好此风。苏轼曾以怪石供佛印，留有《后怪石供》：“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1]，再有《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赖有铜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珑。家有铜盆，贮仇池石，正绿色，有洞水达背。予又尝以怪石供佛印师，作《怪石供》一篇”[2]。《云林石谱》将“壶中九华”编入名石之内，可见在文人效应背后的文化影响。苏轼以怪石相供佛印，赠与背后暗藏着两人独特的审美与品鉴内涵。

“苏佛”之间的诸多故事还催生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书画作品，著名的《三酸图》就其中之一。此图是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由宋至今，甚至许多日本作家都曾绘过。而《三酸图》本事应产生于宋代，可惜具体出处无从考证。图中描绘了苏轼、佛印、黄庭坚围着醋缸尝醋的画面，加之黄庭坚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三人可分别代表儒、释、道，由此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核心思想。除外，还有明代崔子忠的《苏轼留带图》，根据苏轼赠予佛印玉带的故事而作，此图现藏于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这些取材于“苏佛”故事的绘画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苏佛”故事本身所渗透的文化意义的现实立体化的存在。

二、儒、佛互渗的文化意义

（一）一士一僧的人物设定

在“苏佛”故事中，无论小说、戏曲或是民间故事，二人一士一僧的人物身份始终不变。这样的文学创作现象可追溯至士僧交游的文化背景，《晋书》有载王坦之与沙门竺法师交游之事，“初，坦之与沙门竺法师关系甚厚，每共论幽冥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3]。《世说新语》中士僧交游的例子更是多见。随着历史的推移，士僧交游俨然成了一种社会风尚。而这种风尚至宋，则尤其兴盛。宋政府为将佛教严格地置于国家的行政控制之下，不仅实行僧官的制度，还派遣各级官员管理寺庙。为安抚僧人情绪，也在僧人中实行赏封，佛印就受过神宗的赏赐。在宋僧史上最为著名的赞宁，先后任吴越监坛和两浙僧统，还担任过翰林史馆编修、右街僧录、左街僧录等职，这样的政治管理直接造就了士、僧交流的机会增多。钟惺在《善权和尚诗序》中讲到“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而僧之为诗者，得操其权，以要取士大夫”[4]。士大夫们以此标榜自己的修养才学，僧人们亦为提高自己的名气乐此不疲，士僧交往自是蔚然成风。

因此文化背景，使得这种人物设定自“苏佛”故事产生便已经固化，俨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并直接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尤其明清的小说戏曲，似乎总得加上一位僧人才算圆满，如元杂剧《竹叶舟》里的青龙寺长老与陈季卿为同窗好友，《聊斋》中《僧术》《荷花三娘子》等。这种人物设定，在文学创作中同样蕴含深厚的文化意义。首先，借用僧人凸显关键人物。在众多“苏佛”故事中，佛印并非主要角色，在冯梦龙《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甚至都不曾正面出场，只提及“东坡有个禅友，叫做佛印禅师”，随后通过苏小妹对佛印长歌的一番见解，既是对佛印的肯定又从中突出了苏小妹的满腹文采，以此提升主角形象。其次，一士一僧的设定还受传统思想及民众心理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僧人往往不同于凡夫，大都有通晓前世来生与预测吉凶的本事。陈汝元的《金莲记》中，佛印因预测到苏轼贬谪风险让琴操带偈语以作提醒。僧人的这样设定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满足世人对追求现实与精神统一的渴求心理，儒家经世可喻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僧人则代表佛教看作是对精神的超脱。

（二）在欲行禅与积极入世

《维摩诘经》经中讲到“火中生莲花，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5]。“在欲行禅”是肯定了俗世的各种欲望，而又能“火中生莲花”生起般若通达的觉悟。

出世与入世两种全然不同的概念，在“苏佛”故事中却互不矛盾，此现象在佛印身上尤为明显。在一系列“苏佛”故事中，身为僧人的佛印能与东坡一起宴会游玩，喝酒吃肉也与妓女参禅，可这些并不妨碍他修行，反而常成为东坡的思想开导者。《佛印师四调琴娘》中，佛印毫不吝啬对琴娘的欣赏，但面对琴娘的引诱也能坚守佛心，反以佛理教化苏轼;《明悟禅师赶五戒》中，东坡悟道后欲出家，佛印以他俗缘未了为由，令其等十二年。“苏佛”故事中，苏轼作为儒士，自是有入世安民治国之大愿，即便是身为出家人的佛印也未有一味寻求解脱而盲目出世之举。佛家虽讲修行了脱生死，但与儒家经世之道从没相悖过，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融合世间法，即从俗世中修行。

三、戏谑文化

戏谑是“苏佛”故事的一部分，“苏佛”故事的重要蓝本《问答录》共27则故事，其中除了联松诗外都含有戏谑。从诗文禅理、衣食住行，乃至音声相貌都可充当戏谑内容。在《为佛印真赞题答》一则故事，两人就因各自相貌互相打趣：苏轼言佛印“佛相佛相，把来倒挂，只好擂酱”，佛印言苏轼“苏胡苏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戏谑文化并非始于“苏佛”，《世说新语》中大量记载着文人雅士的嘲戏之语，再到唐李白嘲笑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等，戏谑依附文学而发展。至宋代，随着话本、小说及戏曲的发展，使得戏谑文化的领域大幅度拓宽，文人间以诗相嘲、以文相戏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清代小说《东坡诗话》中最为明显，东坡与众人对诗，佛印“碧纱帐里卧佳人烟里芍药”，朝云则打趣佛印“青草池边池和尚水浸葫芦”。明清小品散文中的“苏佛”故事多好在诗文对句中掺入戏谑之语。

宋人善谑，此时期文人的戏谑诗词兴盛。受此影响，“苏佛”故事中佛禅机锋也逐渐戏谑化并成了最大亮点。“苏佛”常互斗机锋，戏语连连。《问答录》中《与佛印答问》，苏轼对佛印戏言飞来峰“何不‘飞去”，佛印答：“一动不如一静”，坡曰：“若欲静来作么”？答曰：“既来之，则安之”。对答以戏言开头，其中不仅有禅机妙趣，更富禅宗智慧。再有著名的“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已成了禅宗公案。佛教发展至宋，更趋世俗化，又因俗文学的壮大，晦涩高深的禅机义理也受到影响，禅宗机辩多引入民俗俚语。

四、结语

“苏佛”故事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日常生活的情趣，又因通俗文学的兴盛汇入了戏谑文学，透过故事呈现了生活与艺术相结合的文化盛宴。一士一僧的文学形象不仅蕴含了古代士僧交游的文化现象，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儒、释的传统思想，经典人物设定更是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可以说，“苏佛”故事中蕴藏的文化因素是古代相关叙事文学的集体反映，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7.

[2]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54.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96.

[4]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52.

[5]冯国超.维摩诘经[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70.

基金项目：川北医学院校级科研发展计划项目《苏轼佛印故事流传研究》（CBY17-B-YB13）。

作者简介：谭婷婷（1988—），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川北医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