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在他们执政时期，清代官窑瓷器的烧制工艺、器型种类、纹饰题材都极具时代特色。同时，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体现出浓厚的皇家意志与审美，政治功能越来越浓厚，进而又被赋予了大量的社会隐喻。当这些瓷器走出深宫，流向民间与市场时，又对士人群体的精神生活和行为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中前期;官窑瓷器;收藏鉴赏;行为心理

中图分类号：K876.3;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8-0031-02

一、前言

在古代中国，士人泛指读书人，亦指文人知识分子。春秋战国以后，封建贵族出于政治目的，开始大量“养士”，士人藉此步入政治舞台，并逐渐走向政治中心，构成官僚群体，即所谓的“士大夫”。由于封建时代下的士人阶层与统治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共享政治资源，占有社会主要财富。因此，较之普通大众，士人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对优渥，是金石、书画、瓷器等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主体。清代中前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稳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也逐渐由“武功”转为“文治”，经济生产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于是，文化生产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统治者和士人阶层所关注的重心。康熙时期，画珐琅彩瓷烧制成功。雍正、乾隆二帝更是直接参与到制瓷活动中，他们以对瓷器的纹饰、色彩、内容、形制、款式的独到见解指导瓷器的烧制，体现出皇家意志与审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素称盛世，三位皇帝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在他们的倡导引领之下，清代官窑瓷器的烧制工艺、器型种类、纹饰题材都极具时代特色。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体现出浓厚的皇家意志与审美，瓷器身上的艺术功能开始向政治功能靠近，从而又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寓意和社会隐喻并士人阶层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收藏群体从“皇室专享”到“贵族独有”

康熙帝即位不久，便整饬后宫，裁撤了顺治时期因袭明制的司礼监、御马监等处，以三旗包衣奴才为内务府人员，专司内廷及后宫的御用之事。后于康熙十三年将内三院划归内务府所辖，改内工部和御用监为营造司和广储司，扩大内务府的职权范围。因此，徐廷弼、李廷禧二人奉旨到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督造制陶之事，表明康熙帝意欲改变御窑厂瓷器生产由最初的官府监管转为内府控制的模式，使其完全由自己掌控，进而使其体现集权化的皇家意志。雍正帝亦是对瓷器烧造要求严格，雍正七年，“（郎中海望持出葫声式磁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亮照其款式仿烧造几件，其釉水如不能十分像，些须深浅亦可，将原壶上添一盖。……著有釉无釉白磁器上画久安长治雁等画样烧造珐琅……画得久安长治碗一件、飞鸣食宿声雁碗一件、绿竹漪漪碗一件，梅花木样小酒圆六件、红梅碗一件呈览。奉旨：准照样烧珐琅的。”①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时期的瓷器烧制是通过严格的审批制度实现的。综合康雍两朝的瓷器生成模式发现，清代中前期的官烧瓷器系由皇帝参与订烧，成器于内府，且经严格的督造，所以装饰精美、品质上乘、数量稀少，故而瓷器烧制完成之后往往是“以供内用”，绝大多数瓷器是为皇室专享而造。

与此同时，清代自康熙帝开始，就有以将瓷器作为宫廷珍品赏赐给王公、番使、大臣的情况。如康熙五十五年“广西巡抚陈元龙谢恩赐法玻宝器四种：御制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八角盒砚一，水丞一，圆香盒一。”雍正十年“奉谕烧造备赏蒙古王公用之霁红高足把碗、霁青高足把碗、黄色高足把碗、白色高足把碗。”②乾隆五十二年“穿枝莲花白磁碗二十件，赏阿桂、和坤、福康安、福长安、董诰、王杰各二件，六阿哥、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十七阿哥、绵恩阿哥、三公主、十公主各一件。”③康、雍、乾三位皇帝均以赏赐官窑瓷器作为向皇室贵族和高官大吏施恩授宠的方式，而这些受赏者们，自然也就成了“内府白用”之外唯一的官窑瓷器占有者和收藏者。因收藏者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官窑瓷器的政治寓意和社会隐喻也随之附加，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刺激了士人群体对官窑瓷器极大地占有欲望和收藏热情。

三、行为心理从“收藏”到“效仿”

虽然清代中前期官窑瓷器的收藏被皇室贵族与达官显宦所垄断，但随着宫廷内府对瓷器需求的增加，到了雍、乾以后，内府瓷器储量已逾百万件之多，其中“次色”和“脚货”瓷器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在如何处理这些瓷器的问题上，雍、乾二帝均采用了“在京变价”的方式。乾隆八年，唐英在奏折中写到：每岁每窑均有落选之件，计次色脚货及破损等数，几与仝美之件数相等。……随呈商总管年希尧，将此次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以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备赏用。自奴才到厂之后，于雍正七年为始迄今，总属如此办理。”“次色”和“脚货”在品质上自然比不过“正色”的瓷器，在经过一系列严格地筛选之后，它们在北京被变价出售，开始流向社会市场，进入到普通士人阶层的生活中。然而这些“次色”和“脚货”却与“正色”瓷器拥有同样的官窑出身，尽管宫廷之内对它们失去了占有的欲望，但在宫廷之外，它们依旧可以作为身份地位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对其收藏的热情是持续高涨的。

如清人刘廷几在《在园杂志》中就曾记载：“若成窑五彩，暗花而体薄者。鸡缸一对，价值百金，亦难轻购，本无多也。……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④獲得三只当代的郎窑白碗的代价几乎与获得一对前代的官窑鸡缸杯的代价相同，足见清初士人群体对瓷器的推崇认可与收藏热情。

清初士人群体对瓷器强烈的收藏行为，反映了当时士人群体对皇室荣耀和贵族特权的痴迷心理和效仿行为。

首先，在“变价”现象发生之前，士人群体想要获得官窑瓷器的途径有且只有一种，即受赐于皇帝。这一途径又间接显示出拥有者与社会最高权力之间的联系，从而引米大众群体的钦慕与艳羡。这种具有权利眷顾和皇室气息的身份象征，足以令官窑瓷器的占有者和收藏者值得夸耀和标榜。因此，当大量官窑“次色”和“脚货”瓷器被变价，开始流入市场时，它们就成了士人群体为满足其对权力的痴迷心理而竞相争购的对象。

其次，康、雍、乾三位皇帝确有对官窑瓷器进行收藏与鉴赏，参与指导制瓷过程的行为，并被“皇权崇拜”的士人群体效仿。他们在追求皇室奢华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极力营建可供个人独享的生活空间，通过摆放陈设出收藏的官窑瓷器及时常把玩鉴赏的行为，使其产生一种近似于皇权的专享和尊崇心理，进而更加刺激了对官窑瓷器的占有欲望和收藏热情。

四、结语

综上，清代中前期官窑瓷器的收藏与鉴赏由宫廷之内传至宫廷之外，由皇室贵族延至士人群体。这个过程中，皇家的意志和审美决定了官窑瓷器的实际用途与最终归属，政治寓意和社会隐喻又构成了士人群体对官窑瓷器收藏与鉴赏的现实出发点。

总之，清代中前期的官窑瓷器，无论是对中国陶瓷史还是士人群体的精神生活和行为心理，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注释：

①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5.

②傅振伦，藤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J].景德镇陶瓷，1982：2.

③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上）.附录一·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M].台北：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 268

④刘廷巩，在园杂志·卷四·磁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6.

作者简介：余曜翀（1993-），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绘画、生活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