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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体育竞技领域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2020-08-11刘兰涛林劲杨胡剑宏

当代体育科技 2020年19期
关键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冲突

刘兰涛 林劲杨 胡剑宏

摘  要: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前者强调目标和手段,追求实用主义;后者则更注重主体动机与行使手段的正当性,二者相互辅助,共同作用,不断推动社会的理性发展。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二者地位逐渐失衡,工具理性渐趋主导,与之相伴的则是其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体育竞技的发展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工具理性较为直接地为体育竞技的发展提供具体的帮助;而价值理性则更多体现在体育精神和文化方面。但在体育竞技领域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同样无法避免,主要体现在体育行为主体异化、体育项目发展异化和体育评价理念异化等3个方面。然而,体育作为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产物,发展至今依靠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胜负结果或强身健体之作用,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力量,在当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的局面之下,亟待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只有二者相互融合,和谐统一,才能推动体育竞技领域科学有序地发展。

关键词:体育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冲突  融合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20)07(a)-0247-04

On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petition

LIU Lantao  LIN Jingyang*  HU Jianh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re put forward by Max Weber, a German sociologist.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goal and means and pursues pragmatism, while the latter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subject motivation and the means of exercise. They help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their status is gradually out of balanc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ominan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petition, in whic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irectly provides specific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petition, while value rationality is more reflected in sports spirit and culture.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petition, the arrog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can not be avoided,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dissimil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sports behavior, the dissimilation of sports development and the dissimilation of sports evaluation concept. However, a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simple outcome or the role of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spiritual force contained in sport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t is urgent to call for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only the two are integrated and harmoniou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ports field.

Key Words: Sport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Conflict; Integration

1  何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1.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出处与概念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所著的《经济与社会》中把社会行动划分为合理性与非理性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价值理性)2类。工具合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强调的是目标与手段,多从客体实用性角度出发来评价行为本身,而不甚关注手段与目的的正当性,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注重实用主义[2]。而价值合理性则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更追求手段的正当性,强调主体行为的动机与指向意义,注重结果的美好价值,俨然超脱了实用主义思维,是一种将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相结合的思维观念[2]。

1.2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从社会的合理性发展角度来看,呈相辅相成,融合统一的关系。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而工具理性则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现实支撑。所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必须一起统一于社会大实践当中,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的判断作为预设,价值理性的实现则需要工具理性的辅助,两者合二为一,相辅相成,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发展[3]。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工具理性的地位不断攀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价值理性却渐渐式微,边缘化趋势严重。然而,没有工具理性支撑的价值理性只能是蒙昧的理性,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必然是盲目的理性[4]。二者之间关系的失衡会导致人主体性的丧失,甚至崩塌,这也是工具理性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1.3 工具理性的现实困境

在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中,表面上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虽同是中性概念,但实则工具理性在合理性程度上却是优于价值理性的。马克斯·韦伯本人也曾说过:“价值理性的行动与工具理性的行动可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关系,从工具理性的观点看,价值理性总是无理性的。的确,越是把据以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念提高到绝对价值的地位,与此相应的行动就越是‘无理性的。[5]”因工具合理性行为是立足于预期的目的,努力争取获得实际成效;而价值合理性行为则纯粹出于某种信念、信仰或价值判断,无视行为在功利方面可以预见的后果[6]。换言之,工具理性以其手段的可计算性,后果的可预测性和价值的中立性,“而与人类理性之为理性的性质更为相符,代表了一种更为精致和更高层次的人类理性精神”[7]。

然而,与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过于功利化的动机驱使行动主体利用理性的手段追逐利益效用的最大化,行动过程中难免会忽视人的情感及其精神价值。对此,马克斯·韦伯指出了它不可抗拒的命运:工具理性的盛行意味着价值和意义的丧失。

2  在体育竞技领域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体现

2.1 工具理性在体育竞技领域的贡献

因工具理性所指向的多是较为具象的事务,是相对唯物的、务实的,所以其对应的是体育赛场竞技层面,直接服务于运动竞赛,为比赛取胜提供辅助。例如:在运动训练方面,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运动员的运动信息进行详细的收集、分析和对比,提示运动员技术动作是否标准、合理、到位,是否有必要进行修正;在运动康复方面,通过对运动员身体机能信息的监控收集,可以帮助教练员更加清晰地掌握运动员的身体机能恢复情况,科学调整训练计划与方案,避免运动员伤病的出现;在运动辅助方面,研制出的全新体育器材和运动装备可以对运动员成绩产生直接影响,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一辆结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由碳纤维打造而成的自行车“Lotus 108”帮助英国车手克里斯·博德曼(Chris Boardman)夺得了英国队72年来的首块自行车金牌,并一举打破了4000m个人追逐赛的纪录。

诸如此类的通过科学技术来促进运动成绩提升的案例还有很多,包括采用纳米技术制成的超轻跑鞋、利用仿生技术研制的“鲨鱼皮”泳衣,都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运动员的运动成绩,间接帮助运动员取胜;甚至还有利用仿生技术研制而成的翼装飞行衣,直接推动了翼装飞行这项运动的“诞生”,而通过对袋鼠的研究所制成的“仿生腿”,还最终帮助残障人士圆梦奥运赛场。

在体育竞赛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还体现在针对比赛所进行的战术布置方面,可以通过对运动数据的分析研判,针对对手不同的技战术特点进行战略性的整体部署,从而决胜千里。

2.2 价值理性在体育竞技领域的彰显

价值理性则更多地指向体育道德精神层面,由运动员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的社会准则或价值观念迁移至体育运动领域,进而对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做的抉择产生影响,所取得的深远意义也远远超过比赛成绩本身。例如:1968年,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来自坦桑尼亚的马拉松选手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John Stephen Akhwari)在比赛中摔倒,导致膝盖受伤,肩部脱臼,但他并未就此退出比赛,而是缠着绷带、拖着流血的伤腿一瘸一拐地继续比赛,当他最后一个跨过终点时,会场内数万观众全体起立,为他献上了雷鸣般的掌声。他的那句“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更是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话语。除此之外,在足球和篮球比赛过程中因对方球员受伤而主动放弃进攻机会,积极施救的行为也是彰显体育道德精神的具体表现。

二者在體育竞技领域中除所指称的层面有所不同之外,其行动与结果之间的明确性和取得结果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工具理性注重目标与手段,其本身具有实用主义特征,其行动与结果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在运动竞技过程中对运动成绩起直接影响作用,直接关乎运动成绩的优劣。而价值理性则更追求手段的正当性,更关注行为的主观动机,行动多遵从自己内心的价值选择,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更不会预见行为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其行动的明确性不高。

就所取得的结果而言,在体育竞技领域中依靠工具理性所取得的结果较为直观,且立竿见影,其对运动成绩的助推作用非常清晰,会帮助运动员在运动成绩上取得较高的成就,达到运动员个人运动成绩的巅峰,但对于成绩随后所产生社会影响的范围却较为有限,时效也较短,会随时间的久远渐渐趋淡、消逝。而遵照价值理性所取得的结果虽不会立刻呈现,且对运动成绩的助推作用不甚明确,但运动员通常会因为在赛场上凭借个人做出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伟大抉择,而被世人所赞扬,其影响范围之广,时效之长,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甚至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酵、转化和不断升华,进而会对世人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和教育意义。

3  体育竞技领域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需求和消费主义的不断发展,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体育竞技领域亦是如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体育行为主体异化

体育行为主体异化是指体育行为发出者(运动员)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沦丧。工具理性只关注效益的最大化,所以运动员在受到物质利益的驱使之下,便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主导能力,从行为的发出者演变为被驱使者,进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运动员会为了取胜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例如:足球比赛中在领先的情况下装伤倒地,浪费比赛时间;在身体对抗较强项目的比赛中故意将对方运动员弄伤,以获得场上的优势;在各类比赛中使用违禁药品,达到提升运动成绩的目的;为提升运动成绩过分依赖运动器械的辅助,典型代表就是“鲨鱼皮”泳衣(因违反体育精神,已于2010年5月被全面禁用);等等。

3.2 体育项目发展异化

体育运动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也试探性地开启了市场化运作,出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体育运动的良性发展,亟待经济价值的加持,以吸引更多的从业人员参与其中,扩大行业规模,不断提升项目实力,以市场的经济力量“反哺”运动项目竞技能力的提升。但是随着资本的不断涌入,消费主义文化甚嚣尘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其反作用于体育运动的发展走向。体育会不断为了迎合市场的“口味”,转变发展的重心,最典型的就是市场对热门项目的“宠爱”和对冷门项目的“疏远”。无关该运动项目的运动成绩是否优异突出,只要存在商机,可以赚快钱,那么就会变成市场的“宠儿”;反之,即便某个运动项目的成绩优异突出,但是商机还有待挖掘,难有短期回报,那么市场就会无情地“抛弃”。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资本是逐利的”,市场的取舍自然无可厚非,但从体育运动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当今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体育运动所带来的商机,还需要体育运动承担起凝聚人心、文化传承、教育感化等文化作用。如此一来,体育运动的市场化发展便存在些许不当之处,如若一味地遵循市场规律和迎合市场商机,那么对于一些相对冷门,但却极具文化作用的运动项目来说,就如遭“锁喉”一般,被死死地勒住了“喉咙”,无法逾越“市场”这个发展的命脉。

3.3 体育评价理念异化

体育赛场上的精彩对决,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胜负结果也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争论的焦点,在此过程之中,人们一般会持“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观点,对比赛的胜者非常宽容,通常“一俊遮百丑”,一时之间赞美之词纷至沓来,但无法忽略的是,胜利并不代表完美,只是胜利的结果会遮盖住些许瑕疵。对比赛的失败者则相对苛刻,通常失败的结果会让人们忽视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与努力,这种评价理念实属不够客观,有以偏概全之嫌。此种评价的偏颇,不仅忽视了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展现出的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和其所传达出的振奋人心、积极向上的教育作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该运动项目未来的发展走势,其影响之重不必多言。

4  体育竞技领域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与融合

体育作为人類历史文明发展的产物,发展到今天如此的高度,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日常生活角度来看,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人们的健康水平;从体育竞技对抗角度来看,竞技赛场可以起到振奋人心,愉悦观众的作用;从运动员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角度来看,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榜样。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起作用绝不仅是比赛本身的胜负结果,更加需要的是竞技体育运动背后所传递的内在精神力量。体育竞技比赛中运动员所展现出的高层次的竞技能力水准只是体育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体育道德精神对人们的教育、感化才是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理想追求。体育道德精神实为竞技体育行为的精神内核,竞技体育行为则是体育道德精神的具体体现,二者相互融合,和谐统一。正对应“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指引,而工具理性则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现实支撑”的要求。以此来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体育竞技领域之中的相互统一,相互融合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著.社会与经济(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2] 张德胜.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J].社会学研究,2001(2):33-48.

[3] 汪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农村成人教育的时代诉求[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9,32(4):23-28.

[4] 徐国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8):35-36.

[5] (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116.

[6] 刘中起.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8.

[7] 张再林.中国文化中的“工具理性”[J].人文杂志,2017(6):18-20.

[8] 董曼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视角下的外语专业教育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6(4):47-51.

[9] 张涛.基于“田径价值理性”的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普修课教学改革研究[D].吉林体育学院,2019.

[10]郁青青.大学教学的工具理性越位与价值理性回归[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1):122-125.

[11]张慧敏.中国文化“工具理性”的再发现——张再林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拓展[J].社会科学论坛,2018(6):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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