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暐

在人类近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过改善人居环境来因应流行病事件的努力占据着一席之地。历史上，每次公共卫生与环境事件的爆发都会带来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和对人居公共环境建设的反思，并会引发对风景园林行业发展新风向的思考与探讨。

1 近代公共园林在城市公共环境问题下应运而生

早在3 000年以前，人类开始在城市中聚居，对于解决城市公共安全、卫生环境问题也做出了初步尝试。2 000年前古罗马的城市庞贝的雨污管理体系便已初具规模。然而，人类聚居地城镇化的过程带来了不可调和的人居环境卫生与健康问题。19世纪的欧洲城市卫生系统已完全跟不上城市扩张的速度，甚至排泄物被随意倾泻于街道、护城河等行为在类似巴黎这样的欧洲著名都市成了普遍现象。在中国，北京的大部分街区也是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实施路面硬质化与铺设污水管道。这种令人堪忧的公共卫生环境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都曾引发多次大规模流行病和公共环境污染事件。

公共园林的兴起与城市环境的恶化、瘟疫的流行所引发的公众诉求有着紧密的联系。19世纪的英国就曾饱受工业革命后公共环境污染的困扰。空气污染、城市人口聚集、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完善，这些问题都促使了霍乱细菌的滋生和传播。英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由此开始改革，基于关注底层人民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满足公众对于回归自然的向往，议会通过“私人法令”明确提出城镇中绝大多数的纳税人拥有享受公共绿色开放空间的权力。英国政府据此允许城镇使用税收建设城市公园。由皇家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3—1865)设计的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成为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在此影响下，西方国家出现了公园建设的热潮，近代公共园林的序幕就此拉开[1]。可以说，公共园林伴随着公共卫生事件后人们对改善人居公共环境的需求应运而生，而风景园林行业则随着每一次城市公共卫生与环境问题的爆发而不断反思、转变与发展。

图1 民国老明信片描绘了人们在汉口中山公园中散步和跳广场舞的场景(作者提供)

2 中国近代公共园林是改善人居环境的先驱和典范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营建公共卫生设施系统，但由于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城市难堪重负。直至民国初年，中国城市的卫生环境面临了严重的问题。

民国时期，当今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城市武汉正是中国近代城市中通过建设汉口中山公园改善城市环境的典范。近代的武汉九省通衢，在民族工业兴办高潮的带动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的基础建设却严重滞后，生活环境杂乱肮脏，街头巷尾的野粪随处可见，郊外甚至有数以万计的浮棺被随意弃置，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与此同时，当时正值百姓“抽鸦片、打牌、白天睡觉，没有公园、树木，百姓甚至春、夏、秋、冬都不晓得”[2]，人们深受鸦片祸害，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问题严重。因此，建设面向所有市民的康身健体公共场所和吸引人们重振自我、自强救国的精神家园成了有识之士对于公共环境建设的主要诉求。1928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吴国柄响应李宗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号召，毛遂自荐，立志让武汉的城市环境和生活风貌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吴国柄对于伦敦市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整改和大公园印象深刻，认为这些对于改善市民的身心健康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带领下，他开始着手清理浮棺，并开始组织汉口中山公园的建设[3]。

作为中国首批自建的近代城市公园，武汉中山公园与传统园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以改变市民健康状况、提升人民精神意志与民族竞争力为目的，以康体健身、自强自律为设计主题，将体育场作为整个公园的重点进行布局。公园的整体架构以原有的中式山水园林西园为基础，结合西式几何规则式景观和标准化运动场地，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式布局[4]。武汉中山公园开园首日便涌入了5万人进入参观，市民们纷纷来到公园散步、活动(图1)，在当时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甚至吸引了蒋介石夫妇入园参观。其一度成为公共园林建设的效仿对象，武汉的城市环境也因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一时期，上海虹口公园、北京中山公园、厦门中山公园等一系列新建公园在建设主旨上与武汉中山公园皆如出一辙[2]。

新中国城市环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提升和改善，特别是在过去2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公园建设的成果烁然，而随之转变的是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尤其在当今世界级卫生事件的推动下，人们身心健康的意识和对人居环境的需求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应当意识到如今的多数城市公园在提供基础的健身器材之外却忽略了当今人们身心需求的转变，风景园林行业应当再一次开始重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与之息息相关的环境需求。

3 当今由疫情推动的人居环境需求转变

当今新冠疫情的规模、持续性，以及全球性的影响力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估，足以在大范围内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随着隔离生活的体验，远距离社交的普及和远程办公的推进，人们对城市、郊区的需求同样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甚至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呼声。现阶段我国大中城市并不缺乏公共绿地的数量，但点状布局的公园参与性较差，公园之间缺乏人车分流的连接系统。大城市周边的郊区虽然有相当数量的独栋别墅区，但布局零散、配套设施严重缺乏、自然绿地被道路分割，几乎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城市与近郊的纽带虽然开始出现绿道系统，但仍然功能单一，缺乏与生态系统、交通系统及公共参与性活动的充分整合。在人们生活需求质变的当下，我国城郊绿地系统的定位面临着进行重大调整的机遇与挑战。风景园林的专业定位也亟须做出相应的转变。

在疫情推动之下，人们对于城市人居公共环境有了新的与公共卫生健康相关的需求，并更加关注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身心健育的重要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户外的运动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人们迫切需要公共绿地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参与性场所与脱离城市、怡神静心的世外桃源。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大型运动场地、无障碍设计、多元化、为多种年龄段人群提供的可参与性活动场地、避雨连廊公交换乘体系、宠物公园，以及引发人们共鸣与记忆的景致等都将成为城市公共绿地里的基本要素。此外，社会也更加需要城市公共环境提供可作为应急留白空间的场所。英国海德公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等公共园林就是城市公共绿地的典型案例。它们以人行系统和自然系统优先，均设计提供了大量多功能绿地空间和复合型的连续运动环线，在满足人们康体健身需求的同时，还提供了紧急应灾的城市留白空间，如近日疫情严重的纽约市便将中央公园的草地变为临时性方舱医院[5](图2)。它们不仅良好地应对了当时城市公共卫生与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市民生活需求，还为城市加强了城市应急防灾安全系统。这些都为提高我国城市公园绿地的综合性功能水平提供了有益、可借鉴的先例。

同时，此次疫情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在郊区生活的思考与选择。过去的20年不仅仅是我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经历大城市人口回流热潮的时期，而这次疫情恰恰充分暴露出了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更易成为流行病爆发地的问题。疫情之下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均出现大量人口逃离大都市的现象。郊区成了避疫热点，居家云办公的迅速推进让郊区化成为未来生活模式的一种可能。因此，建设满足高质生活需求的配套服务设施与更加亲近自然、环境良好的低密度郊区生活将成为郊区人居环境设计的焦点。然而，我国的郊区尚未成形，对于独栋住宅生活不便的偏见使得中国城市的郊区呈现与市区差异较大的人口密度。在此背景之下，对于郊区的再思考应当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散落在农业用地的独栋住宅区应连成完整的区块，配套设施如医院、学校、大型超市和生态绿地系统等应加速跟进，让已经投入的建设资本真正发挥作用。此外，我国的住房建设以高层住宅为主，而高层住宅的不可更新性是未来城市的潜藏问题。即便是日本这类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少的国家，郊区也是以独栋住宅为主要形态。未来郊区低密度住宅的规划设计应以住宅的可更新、可再投入作为基础条件，使业主的持续投入变为拉动经济的动力。同时，以家庭投资为基础单位的小地块开发也应开始尝试实施。

图2 纽约中央公园的方舱医院[5]

随着可预见的大量人口将转向城市近郊生活，建设城郊纽带以提供安全低碳的通勤方式、每日行走，以及生活于山水草木间的天然之趣也必然成为人们对人居公共环境的需求之一，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要求人们保持安全距离的当下。参考早已发展郊区化生活模式的欧美城镇，郊区化会引起每日车行通勤导致的严重城市交通问题。同时郊区的人们依赖公交和轨道交通，上下班高峰期人满为患，在传染病流行等特殊时期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相对而言，以自行车为主体的绿道体系能够保证低密度的人口安全距离，并能够结合绿地营造生态怡人的环境，是值得提倡的安全低碳的通勤方式。以自行车为主体的新型低碳通勤方式正在欧美国家形成潮流。德国建成了“自行车高速公路”。英国伦敦规划了7条步行网络由市中心向外辐射，以期方便民众绿色出行，缓解城市拥堵环境[6]。国内的城市如厦门、北京也积极做出了尝试。北欧的一些国家甚至提出了到2030年建成无车化城市的目标[7]。我国近年来也经历了城郊纽带由早期的带状绿地、楔形绿地到如火如荼的绿道系统建设的过程。在这些优秀先例的基础之上，未来的人居公共环境应当把人行系统、自然系统放在首位，取代原本车行系统为主导的结构，加强多样化的参与性功能的植入，复合式串联出满足多元化需求的网络状景观系统。

4 未来风景园林达成人居环境第一系统的转型

建设什么样的人居环境一直是包括风景园林在内的所有相关专业一直面对的课题，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需求的变化，风景园林专业应该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争取更大的话语权。钱学森先生的山水城市理念自1990年正式提出至今已有30年，其目的即在于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8-9]。冯纪忠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都市计划中就曾提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与当时国际盛行的小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念相呼应，认为城市的扩展应当保留原先的自然地形，街道之间会有小河，住宅区之间保留高低不平的自然坡地，每片街道都将具有自己明晰的地理形态和可追溯的微观地理历史[10]。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内大部分城市与郊区建设往往完全抹去了原有的山水骨架和自然肌理，到处是强加于自然的机械呆板的路网结构；车行系统优先，行人居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带状生态系统因被道路切割缺乏生态效益而成为摆设，千城一面难以扭转；同时还存在着将城市里并不成功的基础设施建设手段简单复制到山地郊区的危险措施。由风景园林人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未来城郊建设的主流途径，以风景园林的综合性统筹城市与郊区系统的规划，从本质上促成人居环境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未来穿行城市与郊区的人行体系应当与自然体系结合而上升为超越车行道路的人居环境第一体系(图3)。景观不再只是基础设施，而应成为主导性构架。在人居环境第一系统理念下，未来每个自然主义城市核心都将由景观体系主导。人居环境第一系统下的景观体系将是一个网络状系统，由空中廊道、广场、城市公园、绿地、郊野绿道体系、郊区公园体系、生态廊道及河道体系共同构成。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2层空中廊道和新加坡的室内廊道；日本东京六本木商业区联系整个区域的步行系统；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区和徐家汇商圈覆盖在车行系统之上的人行系统；巴黎拉德芳斯新区分流车行系统并建于其上的巨大人行平台；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车站边滨河绿道和公共场所的结合(图4)；新加坡连接了屋顶空间和地下空间的全人车分流廊道；以及香港中环的空中连廊等都是第一体系在城市密集区域里实施的成功范例。第一体系不但是交通体系，也是城市与城市近郊生态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体系中的绿地必须采用明汇水的设计方法，在保留和利用原有地形的同时蓄留雨水、强化生态多样性，形成交通廊道和蓝绿廊道并存、参与性内容合理且丰富的复合型网络体系。

图3 把人行、自然系统作为城市第一系统(作者摄)

图4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车站大台阶(作者摄)

人居环境第一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对当代人居环境发展模式进一步的反思，明确了在未来规划结构中景观体系将从附属性的角色反客为主而成为主导性力量。这是对以往的规划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而提出的思路改变，力图使人居环境回归到以人的尺度和活动习性为依据、以自然生态体系为基础的和谐发展途径。这样的城市和郊区会和18世纪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现代人居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新自然主义模式。而要真正落实以人行、自然系统作为第一系统的诉求，改变车行系统优先的规划现状，需要由风景园林专业来主导多专业的整合。打造综合效益、觅因成果彰显地宜一直是孟兆祯先生所强调的风景园林的首要任务之一[11]。风景园林不应再如以往一般作为建设流程的最后一环，而需要介入土地前期策划、规划、水利、市政、运营和建筑设计的全流程，与其他专业齐头并进，甚至在地形复杂、生态条件敏感的地域担当起多专业整合者的责任。作为一个身处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专业之外的学者，钱学森先生曾明确提出要利用皇家园林的手法建设山水城市，这便是整合各种专业的途径。传统皇家园林(如承德避暑山庄)与江南私家园林的最大差别在于其具有更加巨大的用地规模和多种工种交叉的复杂性。今天如果开发避暑山庄一类的项目必定要经过总规、修规、市政、水利、建筑、景观和室内设计等各个环节，而在古代这一切都属于造园的范畴。由此可见多种专业的整合一直是中国传统造园的根本特征。西方风景园林师们直到20世纪末才正式以景观都市主义的名称提出了多专业整合相关的思考：多学科融合[12]。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园林并不是束缚我们手脚的障碍，问题出在当代的风景园林人身上。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风景园林师就已经融合到了美国的高速路系统的规划设计工作中。Hideo Sasaki先生也早在20世纪中叶就提出和实践了跨专业整合的理念，带动了美国的风景园林专业实现了质的飞越。时至今天我们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并未缩小，实际上还在被拉大。如今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全明汇水体系的城市，甚至难以找到一个全明汇水体系的园林。当代中国的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应当时刻意识到这样的差距，保持警醒的专业眼光和能力，以防陷入对于一些套路化装饰手段的自满与安逸之中。

多专业整合是风景园林的核心方法，而竖向整合设计则是核心技术。需要通过竖向知识指出套路化城市规划的不合理性并找出营造城市第一系统的场地条件；需要控制市政标高来达成市政路上跨或下穿以实现连贯的人行系统；需要与水利部门讨论多种水位与堤岸标高的防洪需求和滨水空间参与性之间的矛盾；通过竖向整合设计来与建筑师充分合作以使其建筑进一步发挥和利用场地所蕴藏的机遇。只有在竖向条件上说服了其他专业，风景园林人才能够在专业整合上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竖向整合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笔者团队在众多的国内市政综合性项目中一直致力于以竖向整合设计为核心技术的跨专业整合设计实践，最近建成的浙江桐庐高铁站(图5)和千岛湖高铁站完全打破了传统高铁站场千站一面的状况，将绿道和人行作为第一系统，并结合换乘、服务及周边城区的带动，以实践验证了风景园林专业在统合多专业协作过程中的可行性。

图5 浙江桐庐高铁站(作者摄)

5 风景园林行业的未来转变

近几月，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推动了风景园林行业对于专业当今挑战和未来转变的思考。有学者提出人与健康的需求，行业应当推进与之对应的城市绿地设计相关研究与实践[13]。更有学者结合当今科技的发展总结并畅想了智慧城市、信息技术等新科技将对未来城市环境和风景园林行业带来的促进与改变[14]。其实，这次疫情是风景园林行业的一次契机，促使着全行业借此机会整体审视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寻求根本性的解决方法。

无人化是当今中国风景园林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大量无人的设计效果图上可以看到与国外同行业巨大的反差。在国内多数已建成绿地的场地照片中所展现的几乎都是门可罗雀的场景。缺乏以人为本的设计、缺乏人性化的关怀理念是风景园林行业的普遍问题。以静态唯美照片论长短的评价体系显然存在着问题，相对宽泛的以人为本的设计规范也亟待更新和提高。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性法规正在跟上国际化标准，如北京市在去年底开始要求所有住宅项目都必须满足无障碍设计标准。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ADA建立起高水准人性化设计的国家级标准，并且高参与性活动的植入更应成为疫情后新建项目的标志性特征。

与专业无人化并存的是专业泛化的问题。在全国城镇建设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风景园林的专业范畴也在不断扩张，已经开始广泛地介入国土规划、国家公园、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棕地利用、遗产保护、海绵城市和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之中。同时，我们必须思考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专业的核心思想、核心价值观与核心技术是什么？我们在建设领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风景园林亟待面对去无人化、去泛化与去空心化的挑战，重新梳理专业的核心定位，以确保面对疫情过后的世界转变健康发展。

当下仍未止歇的疫情是对过去20年世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重大挑战，逆全球化的再思考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人民直面的课题。这种思考必将引发人们对于自我与天人关系，以及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再审视。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不久前发表长文呼吁各国应当实行一个全球性计划来抵抗疫情，鉴于当下各国采取了闭关的鼓励措施。而其实这些被称为“nationalist isolation”(民族主义孤立)的现象，恰恰证明了人类文明存在不同文明与价值观的必然性[15]。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曾提出文明终结的论点[16]，虽然10年后他承认了当时观点的错误，但是人类文明进程与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文明与国家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仍然缺乏明确的理论支撑体系。作为以天人合一为追求目标，集哲学、艺术、工程、生态和生活等要素为一体的风景园林专业理应能够回答人类走向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答案。“天人合一”经常被称作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追求。它是风景园林的核心思想，但是“天人合一”仅仅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吗？古代“天人合一”观的“天”并非指自然，“人”也并非指人类。中国传统园林的“人”代表着个体，而“天”则是宇宙万物的总称。以“天人合一”为风景园林专业的总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天人合一”观不应仅仅在中国文化自身体系中审视，而应以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用文化比较的方法加以研究和阐述，才能建立起与其他文明沟通的平台，避免走入自说自话的窠臼，或者使其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疫情当下几乎足不出户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去感受与思考。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发生着快速的改变。在虚拟社交、远程办公、云购物成为日常的宅居式云生活中，人们拥有了难得的机会去思考一直在回避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重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人生三问。疫情到来的当下正是人工智能开始走入人们生活的时候。假如人们仍然不能回答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人工智能在未来造成的麻烦甚至灾难会比这次疫情难处理百倍千倍。无论疫情是否到来，人类都无可避免地走入了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共存的时代。笔者曾在1年前的一次演讲中预估10年后的设计行业，认为那时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业务不再是实体环境的营造，而是以虚拟环境营造为主要经营方向。如今这次疫情极有可能会让这个时间大大提前。而中国传统园林的一大特征正是在于打造由实体世界延伸出的虚拟体验，这样的传统在未来的世界中必然能带来更多的机遇。

6 结语与展望

这次的疫情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流行病的发生和蔓延都进一步促使了社会价值观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反思。历史上的几次公共卫生与环境事件让当时的城市设计者开始重新反思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思考室外公共空间对于密集人口居住大都市的重要性。当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推动人们对于以人行、自然系统为城市第一系统的需求。面对这些转变，风景园林需要迎接疫情带来的挑战，直面未来行业需求与当今行业问题，转危为机，构建以“天人合一”为总纲，以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竖向设计为核心技术进行多专业整合设计的风景园林核心体系。风景园林师必须统筹思考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世界逆全球化、个体天人关系等前瞻性问题，促使未来城市结构的健康转变，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承担起风景园林专业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