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岩， 郑林宏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稀缺性资源，政府为了降低城市发展的成本，通过征用城镇周边的农村用地，以达到服务城市发展和推进城市化的目的，逐渐形成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受益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催生的人口城乡流动，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新增了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城中村内原住村民在失去农业用地后，利用补偿款私搭乱建，逐渐形成“出租经济”的新生计模式[1]。城中村发展之初，作为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和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中村的弊端正在逐步显露。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重新塑造了城中村的居住空间与人口结构，并对城中村的发展方式产生深远影响[2]。伴随着城中村的发展与改造，这种特殊的社区形态最终会走向消亡，未来唯一的出路是转向成熟的城市社区形态，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升社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基层治理水平提升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治理主体，但如今很多城中村改造只改了外部景观，却没有从城中村内部进行改造，缺乏对于居住主体的考虑，忽视了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两大实践者：原住村民和外来人口，当前两大主体之间的区隔、冲突与碰撞，影响着社区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居住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的缺失，不利于社区职能的发挥，如果可以将游离于基层治理之外的居民主体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将会成为基层治理强大的新兴力量[3]。

本文从群体理论的视角出发，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于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在太原市X城中村进行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调查，共访谈54人次，其中原住村民12人，流动人口37人，居委会成员5人，关于居委会成员的访谈，作为对城中村整体情况的了解和资料补充。通过对城中村居民的访谈和日常生活的观察，探究不同居民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特点，以此为切入点促进其深度融合，并为提升城中村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可行性思路。

二、经典文献梳理

（一）城市社区的特殊形态——城中村

社区这一概念最初由滕尼斯提出，把它作为基于共同的感情和价值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但在政治意义上的社区，基本以居委会、村委管辖为单位，作为代替单位制的国家基层治理单元。本文中的社区是指具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将普通居民作为社区研究的主体，可以更好地把握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实质。城中村作为城市社区的一种特殊形态，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中项飚关于“浙江村”的研究，给了笔者启发。他将北京人口聚居区看作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社区，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它的产生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让社区内不同层次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发展中来，才是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所在[5]。与此同时，城中村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外来人口数倍于当地居民而形成的特殊社区模式，如果不能将这部分数量庞大的外来群体，纳入有效的管理轨道，就会使其游离在聚居群和城市社会管理之间，一味地坚持“强拆”“安置别处”等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城中村问题[6]。

（二）城中村的社会分层

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存在着分层现象，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之一，也是城中村内存在的客观现象[7]。在关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中，居民分层一直是研究的焦点所在。在城中村的阶层分化方面，周大鸣在2000年首次提出“二元社区”的概念，分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两个系统，及其对于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的影响[8]。此后，关于城中村内居民的分层，也都沿用这种方法，依据户籍划分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度下，形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但在城中村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元人口结构，而是更为复杂的人口构成，首先是城中村内的原住村民，结束了耕种的生计方式，从事着土地开发、投资和租赁事业，但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困境，成为了“半城市人”。其次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城市居民、商贩、农民工、大学生群体等，他们同样面临着生活环境差、子女教育、群体间区隔排斥等诸多困境。

（三）群体理论视角下的城中村人口集合

在城中村社区中，由于人口构成复杂，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在社会分层之下，不仅不同阶层的人缺乏社会互动，即使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也很少进行交往，因此城中村内的居民仅构成一个简单的集合，而不是一个遵循共同规范、拥有一致价值观的群体。处于集合状态下的城中村，不管对于其本身还是居民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首先是处于集合中的个体，这种状态下的个体，很难得到群体的接纳和认同，而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的互动是生存的基本需求。其次从城中村社区整体的角度看，其居住主体呈现碎片化、多元化的局面，不利于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治理局面。在群体理论的视域下，处于同一群体中的个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可以满足个体在情感上的需求，并且提升目标完成的有效性。因此如果可以将城中村内的居民，从集合状态转化为群体状态，可以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9]。

三、X城中村现状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管理的灰色地带，因其环境卫生差、治安混乱一直为人诟病，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短板所在。X城中村从外部景观来看，属于未被改造的城中村，由于原住村民私搭乱建，缺乏合理规划，导致城中村内的房屋大多是私自加盖的5～7层小楼，外部墙体早已痕迹斑驳，房屋间距很近，道路不足1米宽，并且分布着一些流动的摊位，让道路变得更加拥堵，仅能容行人通过，在早中晚人行高峰时，甚至需要排队进出。X城中村内除出租屋外，遍布最多的是餐饮业，大多是一些小饭店和临街的小吃摊，产生的餐饮垃圾，让整条街道都弥漫着臭气，蚊虫老鼠成为了社区内的常客，环境卫生问题堪忧。X城中村内人口流动性强，一些出租屋老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住客的管理并不严格，让一些违法犯罪人员有机可趁，在出租屋内落脚、赌博、嫖娼，出租屋成为了犯罪行为滋生的温床。外来人口的大量聚散，使得社会治安环境处于不稳定状态，偷盗、斗殴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情况一直不容乐观。

X城中村外部环境的糟乱，与社区治理混乱且无力存在很大关系。在X城中村社区强大的包容性、流动性下，人口构成情况十分复杂，呈现出以外来人口为主体，原住村民为核心的特征。目前X城中村社区治理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缺乏居民主体以自治形式的参与，通常只能以法律作为约束原则，致使社区治理出现很多盲区和难点。根据笔者在X城中村社区的实地走访，无为和利己是居民在社区内行事的基本准则，而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居民主体间的区隔排斥，使得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从而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归属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问题”社区如果不及时从内部发掘原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定会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四、集合状态下的城中村居民主体

X城中村内的原住村民与外来人口，在生活背景、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与其他居民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其所持价值规范的影响，容易出现价值上的冲突，从而造成社会秩序上的混乱[10]。下面将X城中村内的居民，依据访谈资料，进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声望的测量，具体而言就是将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声望作为衡量标准，对X城中村内的居民进行分层[11]。

依据表1所示，原住村民拥有土地、金融资本，属于有产阶层，但人力资本较为匮乏，社会、物质资本较其他阶层更为丰富，社会声望居中，综合看来在城中村内处于中等阶层。

表1 X城中村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声望测量

外来人口依据职业将其划分为个体商铺老板、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其中蓝领阶层作为体力劳动者，白领阶层作为脑力劳动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性质的不同和教育水平的高低，并且通常脑力劳动者的职业声望高于体力劳动者。在蓝领阶层中，拥有技术生产要素的人，职业声望、教育水平、经济收入都高于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在白领阶层中，管理者的职业声望、教育水平、经济收入普遍高于非管理者。个体商铺老板是掌握有金融资本的有产阶层，而蓝领、白领阶层通常是工薪阶层的无产者。总体而言，外来人口依据教育水平、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测量指标，社会阶层的位置高低顺序，依次是白领阶层、个体商铺经营者、蓝领阶层。

社会互动指的是X城中村内居民之间的日常交往。本文对城中村内居民互动的次数进行测量，一周3～5次为经常，1～2次为偶尔，一个月1～2次为几乎不。依据表2所示，有近16.6%的居民之间经常互动，有近44.4%的居民偶尔互动，有近39.0%的居民几乎从不互动。综上所述，X城中村居民之间互动的频率较低，不利于各阶层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利于各阶层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血缘、亲缘、业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仍占据主要位置。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得到他人与群体的接纳，是一个人除基本生存资料外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如果X城中村内的居民，长期处于隔阂的状态下，不仅不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于社区和谐融合氛围的营造也是不利的。

表2 X城中村居民社会互动频率测量统计

依据X城中村的访谈资料，原住村民主要扮演房东的身份，而外来人口扮演房客，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往来，很少进行其他方面的社会互动。原住村民以出租房屋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外来人口对于原住村民，便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方，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与碰撞，但这种简单的租赁关系依然具有可持续性，也是构成X城中村社区居民关系的主体部分。对于X城中村内的商铺经营者而言，更多地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为社区生活提供诸多便利，与社区各阶层间互动的频率较高。总体而言，X城中村社区居民互相区隔的背后，存在着交叉的利益点，并且以此为基点，可以实现居民间全面深度的融合。

五、构建多元共治的城中村基层治理模式

目前中国社区基层治理缺乏居民主体的参与，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得社区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X城中村的基层治理，仅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居民主体在社区中扮演“局外人”的角色，没有意识到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是自身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其所具有的能动性，并未被完全调动起来，没有实现“局外人”向“行动者”的转变。“行动者”在城中村社区公共空间中，有着自己的利益偏好和价值规范，并且具备显性和隐性的社会资源，调动居民个体的参与积极性，让居民主体由“局外人”转变为“行动者”，可以改善社区基层治理。但X城中村社区内人口构成复杂，居民主体间存在的隔阂与排斥，较其他城市社区更为明显，严重阻碍了社区的全面融合，使得X城中村社区仅仅扮演着居住载体的角色，而不是让居民产生归属感的家园。这种归属感与认同感来自于，居民个体与其他个体、群体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全方位、深度的融合，其中最高层次的融合是文化的深度融合，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

X城中村内的多元融合与共治，不仅体现在不同居民主体之间，还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个体之间的协调互动，其中政府要放权于基层，居民要从被治转化为自治，社会组织要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三者之间呈现联动的良性发展局面，体现出一种更为广泛的基层参与。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作为多元利益的代表，所追求的目标具有综合性、宏观性，对于X城中村的态度是“欲拒还迎”的，因为X城中村占据优越地理位置，商业发展繁荣，解决了一大批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隐患，居住环境差、治安问题频发，对于创建文明城市起到阻碍作用。当地政府作为权威性力量的代表，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问题上，扮演着宏观调控的角色，当面对复杂而繁琐的城中村治理问题，当地政府难以充分发挥职能，只有将权力真正下放到基层，让其产生兜底和保障的作用，并且通过自下而上的治理体系，使基层群众的自治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将基层问题解决于基层。其次社会组织作为专能性的社会群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内开展活动，成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兴力量，在很多经济发达城市中，各种专能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润滑剂而普遍存在。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权威力量，他们具有的专业能力，使其活跃于城市社区中，依靠背后专项的社会资源，满足了社区发展的各种需求，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共同的参与，为城中村基层多元治理模式开辟新道路。最后城中村内的居民，作为推进城中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力量，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自治，而不是束缚于行政权力之下的被动参与，会对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结论

X城中村内原住村民2 000多人，外来人口达到2万多人，并且外来人口呈现逐年激增的趋势，不同居民个体间的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社区治理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使得社区治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将X城中村居民主体，作为推进城中村基层治理的切入点，使其从集合状态转化为群体状态，并通过沟通合作的方式，共同参与到社区事务中，而不是将居民自治变成“边缘化”和“无作为”的自治。与此同时在推进居民自治的过程中，也要发挥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作用，不能过度地强调某一方的力量。具体而言，首先，要发挥居民个体的自治力量，提升各阶层居民对于城中村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营造多元融合的社区氛围，在促进融合的过程中调动居民自治的积极性，最终推动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其次，社会组织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可以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在整合资源、上传下达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当地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另一方主体，应该转变自身角色，将权力下放到基层社区，让居民不再缺位于基层治理，并为形成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2]真正实现社区基层管理向社区基层治理的转变。总之，实现以居民为主体、当地政府为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多元共治模式，才是推进城中村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