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涉华报道的框架研究，几乎都是趋于负面的、刻板印象的、或被妖魔化的。换言之，“刻板印象”或“偏向”是记者个人新闻框架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些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都把新闻框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尤其是新闻媒体的框架建构，这也是研究和分析西方涉华报道框架的领域之一。笔者以分析《世界报》的涉华报道为契机，尝试探究当下中国形象在法国主流媒体与受众认知的变迁;主要探讨法国主流媒体《世界报》自中法建交以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和认知。关于新闻媒介建构的真实性、媒介框架的建构对受众认知性的影响。笔者只客观的呈现事实，直面资料和数据，提供真实的深入的解释，而不执着于批评或者褒奖的立场与态度。

【关键词】世界报;新闻框架;受众心理

【作者简介】李敏，博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1964年1月中法建交，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在现代世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国际社会崭新的、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外交事件，是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族群和国家之间相互包容、和平共存的经典范例。但是，在法国的媒体上，中国形象和有关中国的想象却一如既往地没有很大改观，对中国的偏见充斥着法国的大小媒体。

大众传媒通过提供信息，勾勒出一幅现实世界的图景，人们通过这幅图景来认识世界，并形成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观点、印象、态度，这是大众传媒的“现实定义机能”。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建构也是如此^[1]。我们可以从范·迪克的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看到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话语与框架的相互联系：作为公共话语最重要的承担者，新闻媒体不仅仅设置了公众谈话的话题和讨论的过程……提供了关于社会事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认知模式的大致框架，还提供了这些框架正确有力的无处不在而又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和态度结构。新闻报道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读者只能得出如此的新闻解释框架，而非其他。在那些其他的解释框架中，其他的目标、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都被用来提供该新闻事件解释反面的信息。^[2]

在他看来，普通民众如何看待另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的媒体，而《世界报》作为法国主流纸媒，其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将会直接影响法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因此，笔者将以《世界报》55年间涉华报道以及框架建构为对象，系统探讨中国国家形象的起伏与《世界报》涉华报道建构之间的规律和聯系，同时阐释这一法国主流纸媒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有着怎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以法国媒体《世界报》的涉华报道为中心，主要探析以下几个问题：（1）法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的规律及特点？ （2）法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又是如何变迁的？（3）《世界报》是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

一、框架的理论起源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框架意味着把复杂的社会事实进行简化，在特定的框架里突出新闻报道，甚至以全新的模式来组织新闻事件，而新闻工作者在选择、判断或采写活动时，不能突破既定的新闻框架^[3]。显而易见，面对大众传播和媒介传播，存在着一种个体层面的框架会影响到媒介框架的结果。

对于框架的构建过程，最早进行研究的加姆森（1987）认为，“人们并不是在不自觉地制造框架，而是在交流过程中不自觉地采用了那些框架”。加姆森和莫迪利皿尼（Gamson，Modigliani，1989）在期刊论文《媒介话语与大众关于核能的意见：一种建构方法》中，认为“框架是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他们在《阿以冲突的政治文化》一文中，将文本的话语分为两种设置：框架设置和诠释设置。框架设置包括标签、隐喻、范例、关键词语、描述和视觉图像;诠释设置包括根源、结果和原则^[4]。

笔者进行的研究对象是从1964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所有关于中国和中国形象的新闻和评论。通过“中国”“中国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关键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世界报》（Le Monde）官方网站搜索得到了所有研究对象和数据。

根据搜索结果所显示的，每篇报道的报道领域也被记录分析，报道领域分为10种，分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环境、人口、社会、体育、健康。研究这10个领域的90971篇文章，我们可以知晓《世界报》对中国的哪些方面较为关注和感兴趣。笔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主要包括资料收集、文本翻译、数据统计和分析、内容分析、文本解读和深度解释性分析。

定量研究：以数字的形式，对经收集、翻译、整理的报道进行数据统计。也就是第一部分的描述性分析，笔者关注和收集了中法建交以来《世界报》在各个领域的涉华报道数量，划分出不同的类型、议题及消息来源，并以统计数据、表格及图示的形式呈现统计结果。

定性研究：以文字的形式，对选取的样本内容和典型个案进行解释性分析，笔者在定量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和数据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报道的议题、类别、框架及报道立场进行全面分析，并对个别议题进行解释性分析。主要关注2017年达沃斯论坛之后，法国《世界报》报道框架构建的变迁引起的框架效应，比如对关键词的分析，以及受众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的相关结果分析。以此为根据来探寻法国《世界报》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和建构变迁，分析其成因。

受众与各个媒体之间的关系动向，关键在于其框架的建构对于受众产生的相关影响或者作用，其二是注重从现实层面出发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联。从方法研究出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搜集问卷调查和相关主要内容的分析。关于受众框架的研究，涉及复杂的受众心理机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诸多因素，较多的是和新闻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相联系的。媒介效果领域，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是框架效应^[5]。综上所述，笔者相信，内容分析、受众调查皆可揭露出《世界报》如何引导读者去关心和认知中国的特定方面。因此笔者认为，内容分析可以揭露出该媒体是如何引导读者去关心中国的特定方面，同时也可以探析出传播与受众的效果所在。笔者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主要包括资料收集、文本翻译、数据统计和分析、内容分析、文本解读和深度解释性分析。

涉华报道的年度总数量在2000年前后一直上下浮动，尤其是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这10年间，各个领域的报道总数都一直遥遥领先。数量的提高与中国经济政治之影响力的提升同步。这也支持了之前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其在其他国家媒体中的报道数量。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政治经济的报道数量最多，尽管之后的报道时有波动，但仍是两个最常报道的领域。而军事、科技、环境和文化，报道的频率不高，但也有增长。自从2001年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体育报道的比重也有所上升。

笔者将重点的解释性分析放在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笔者的初衷是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起点和转折点，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国家形象开始正式走进世界媒体的媒介话语和报道框架中，我们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惊觉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形象是如此之负面，以至于我们首次提出，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的“一日三省吾身”，面对西方媒体对我们中国国家形象的过度负面报道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难道是我们的对外传播方式有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故事讲述的不够精彩？中国的媒体和传播者开始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来告诉世界，中国国家形象的真实画面。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我们如此努力，正如那句话“叫不醒装睡的人”一样，这样的刻板印象已经深深印刻在某些媒体的框架建构当中。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和深度访谈之后，分析结果和常驻法国的中国记者以事实向笔者证明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开始于2016年。“自2016年起，记者们真正地发觉法国媒体的涉华报道立场和报道倾向有所改变，不仅仅是一个报纸，几乎所有的法国媒体都有这样的转向，事实证明，中国强大和崛起的事实呈现使得这些法国媒体开始以客观、公正和正面的形象来报道中国，因为全世界都在报道中国经济崛起、社会发展、全球化，法国媒体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黑化中国了。”《欧洲时报》的梁总编如是说。

二、涉华报道的特点或规律

法国文化因素的作用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无论理念多么干差万别，其结果殊途同归，那就是向最广泛的民众开放，其中的政治寓意是最终的根本目的所在。然而，倾向性鲜明的法国报刊经常对他国传媒的客观性与公开性问题大加指摘，尤其是在对中国议题的设置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框架建构上，法国媒体经常体现出难得的一致^[6]。笔者对中法建交伊始的1964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共54年間的《世界报》涉华报道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剖析法国媒介中国议程设置、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及其背后的成因，以及法国读者、受众如何看待中国，以期找出法国媒介报道的共性特点或规律。

1.范围扩大化，主题多样化

报道的数量显示，2008-2018年，是《世界报》涉华报道数量最多的10年。

变迁的起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中国国家形象展示于世界的良好开端。

变迁的重点：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更是让世界再次了解中国强大的良好机遇，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的报告。

框架作为一种架构，通过它我们可以解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事件。因此大众依赖于媒体传播，尤其是本国的大众媒体，来获得有关其他国家的资讯。法国《世界报》涉华报道的多样化使得法国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了解更加全面化、多元化。

2。内容中立化，选择倾向化

国内学者在探讨和研究西方媒体涉华报道时，呈现的基本是负面居多、不利于中国构建积极国家形象的内容框架，存在着“妖魔化”中国的形象。笔者在对这54年间的报道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之后，发现《世界报》的涉华报道在选题上存在倾向性，往往对一些具有争议的话题或者是政治理念、政治体制差异导致的中国与他国存在分歧的事件，甚至是敏感性话题进行着重报道。

笔者通过对2016-2018年的涉华报道内容的文本进行仔细比对分析，发现《世界报》近年来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较为关注，比如医疗保险、二胎政策、房地产等，在报道的内容建构中，该报大多数都是着重对客观事件进行中立报道，采取不加持媒体乙方的观点态度，既没有明显的积极，也没有相对的消极倾向性的表露。由此可见，法国主流媒体《世界报》在经过多年的实践磨炼后，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到对中国的新闻采取客观中立的报道方式，并且多数能够做到反映事实原貌而不加评判。

客观都是相对的，新闻本来就是媒体人对事件事实的一种加工处理，因此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新闻，法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的影响。

三、框架的受众效果调查分析

受众与各个媒体之间的关系动向，关键在于其框架的建构对于受众产生的相关影响或者作用，其二是注重从现实层面出发来看待二者之间的关联。从方法研究出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搜集问卷调查和相关主要内容的分析。关于受众框架的研究，涉及复杂的受众心理机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诸多因素，较多的是和新闻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相联系的。媒介效果领域，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是框架效应^[7]。往往使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访谈法等手段，测量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综上所述，笔者相信，内容分析、受众调查皆可揭露出《世界报》如何引导读者去关心和认知中国的特定方面。

大众传播所产生的诸多效果之一就是，媒介几乎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媒体或者事件，这一效果就被称为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8]，抑或是新闻框架分析。

这个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法国媒体涉华报道的立场、态度以及目的，但是笔者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会反问自己，批判和质疑法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甚至是恶意中伤的目的是什么？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其研究结果，最终的效果是什么，为此的目的呢？而难点在于如何找到法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立场、态度、目的的真实性，笔者开始以为就是采用大数据或者高端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方法找出这些相关的报道数量、关键词以及报道趋势即可，随着不断地思考、反思和领悟，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许才是最终的目的。鉴于此，笔者不能仅仅依靠互联网的大数据所提供的数字来结束研究，而且还要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调研旅程。因为有疑惑，因为有情结，因为有期待，因为渴望效果和成果。

从法国看到中国，这些报道是否属实，传播学中的编码和解码在中法关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好还是不好，利还是弊？剖析中国的传播学，中国一直提倡走出去，请进来，如果从“本土化”和“质化”“异化”来理解的话，中国人永远是通过中国的解码本土化来了解法国，所有的关于法国本土化的新闻报道都是被翻译的;所有的法国网站都是被禁止和限制的;所有关于法国的美食、浪漫、时尚也都是被中国解码同化后，再传播给受众，大众传播的许多效果可以通过社会学习的过程产生，这些效果包括如何穿着时尚、如何举止、如何更好地礼仪等，但是这些效果的可信度和可行性确实可靠吗？例如中国受众在中国的某个频道，经过媒体人对节目解码加同化后的红酒饮用方法中，就赘加了例如红酒需要醒酒、需要加冰块和雪碧、需要这个那个。這些称不上二次传播，但最起码违背了马克思新闻观的真实性。

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Alexander在2005年对国家形象的分类，中国在《世界报》中的国家形象分为四个阶段：

1.1964-1983年（友好外交形象的框架）

2.1984-1993年（负面形象的强势框架）

3.1994-2008年（正面形象复苏的框架）

4.2009年至今（波澜起伏的框架）逐渐呈现正面形象

结语

笔者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维度对媒体和受众进行综合的考量，分析的结果呈现如下：

中国媒体的报道呈现了正、负两面的效果;而法国媒体的报道对受众的影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非主流媒体的报道反而影响了国外媒体和受众对中国的看法，也直接导致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和传播。所以说，《世界报》在报道中国国家形象的框架构建中是有所变迁的，这种变迁来自于中国近年的发展与变化，来自于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来自于中国国内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中的报道角度、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以及综合应对能力的提升，正如中国文化中一直强调的：仁爱，和谐，慈悲。

参考文献：

[1]雷晓艳.报道框架、国家形象与新闻生产：《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研究（1979-2013）[D].博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5年.

[2][荷】范·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187页.

[3]G.Tuchman： Making News：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4]William A.Gam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rab-Is-raeli conflict"， CRSO Working Paper，No. 251， 1981.

[5]Scheufele，D.&Tewksburv. D..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1，2007.

[6]赵宗红，法国媒体的中国议题设置及其转变[J].传媒观察，2012年第10期.

[7]Scheufele，D.&Tewksbury， D..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1，2007.

[8]孙卢震，徐海丽.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功能的强化与其主体的泛化[J].新闻世界，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