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清

二月的风，依旧凛冽，任凭打着旋地东奔西突，依旧吹不开高原古城冰冻的大地。往年这个时候，还是年味正浓、喜兴正酣。街巷里花灯明艳灿烂;社区中社火锣鼓喧天，大小商铺全部开张，出售一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拜年礼品。其中，青海老酸奶、盒装牛奶以及互助的青稞酒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几样东西最受欢迎，人们拜年，就喜欢买了它们拎在手里当礼品。今年，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街上空荡荡的，没有行人，临街店面也全部关闭，只有零星的车辆飞驰而过。再就是政府的宣传车循环奔走，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各种通告和防疫常识。

我听从政府的号召，从未离开过家门半步，每天只站在阳台上望望外面的街道，然后看看我养的那几盆花，顺便松松土，浇浇水。看到太阳落山，回屋再看看我养的几条鱼。看到暮色四合，便拉上窗帘睡觉。宅居生活如此安闲，心内却一刻也不安闲。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时时关心着疫情，惶恐不安。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出现拐点，封闭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很快，我便焦灼成疾了。上火使嗓子一下就肿了，耳朵也嗡嗡作响。最难过的当属牙齿。也可能受到了肿胀的嗓子挤压，有两颗牙齿生气了，它们变成炽热的火炭，烧得我整张脸都火烧火燎地疼，那尖锐的疼痛直冲脑门，疼得我生无可恋。用手按压，清晰地摸到了我脸皮下面的骷髅头，一颗牙齿在喷火。

我在小区封闭半个月后第一次走出家门，竟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单元门上已经贴满了各种告示、标语和警句，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消毒水味。洒在地上的消毒水结成了一层薄薄的冰，覆盖在没有化尽的残雪上面，仿佛水漫金山后落魄的青白二娘子。

小区门口已经封闭了。墙上醒目地贴着几个大字：本小区有外地来宁人员，请勿接触。我只知道本小区住了一些老弱病残，外地人员从哪儿来的，我竟一毫不知。封闭的门口摆了一张桌子，两位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端坐着，检查每一位出入人员。桌子旁边，是一顶宝蓝色的救灾帐篷，我知道这是给防疫人员用的。西宁的冬天太冷了，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能把人冻僵。这两位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如果冻得受不了，就可以进到帐篷里暖和一会儿。我朝帐篷门口望了一眼，正考虑要不要以后每天送一壶开水下来，就听得其中一位吆喝道：看什么？出入证呢？我说：我没有出入证，我登记一下行吗？她说：不行，要出入证！我一下就急了，嗓门提高了八度：我一直在楼上待着，不知道办出入证的事儿。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另一位赶紧说：我们只对经常出入的人办了，没有挨家挨户通知。我说那怪谁？还不让出门了？我牙疼得厉害，我要去看医生。我摘下帽子，准备拉口罩给他们看看我肿胀得如发面馒头一样的脸。刚才那位赶紧阻止：别摘口罩别摘口罩，您赶紧登记了去吧。您要不会写字，我替您写。我夺过笔瞪她一眼：我会写！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

走出大门，呼吸了几口干冷的空气，我才适应了半个月圈在家里后猛然放松的空旷。街上没有行人，公交车也很少。我决定步行，慢慢走到医院。想想刚才的所作所为，我很懊悔。我这稍不如意就大着嗓门说话的毛病是改不掉了，这都是以前落下的职业病。

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这里离铁路货场很近，沿街铺面开了很多物流公司，绝大多数都是湖北人开的。一间小小的门面，里面摆一张桌子一套沙发，公司就算开张了。后面的墙上写着他们的业务范围，多是到各州县或西藏拉运货物，最远到樟木口岸。凡是铁路上运来的货物，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用汽车分送到各个货主手里。不过，他们既无车队也无人员，就靠着一台电脑和一只手机，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他们挣中介费。这样的物流公司多了，就有人开起了面向湖北人的菜馆。有专卖早餐的热干面小吃店，也有精致的楚菜小炒。我在其中一家小馆里吃过一次清蒸武昌鱼，吃得口甜心怡。从此记住了那家苍蝇小馆，隔一段时间就去要个武昌鱼或蒸鱼糕，端回家自己蒸一碗米饭，可以美美地吃一天了。

现在，这些店铺都关门了，门口悬挂着防控疫情的标语口号。那些西装革履的小老板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还有他们的孩子，年轻的妻子，偶尔会出现在店铺门口，说着那种带有水汽的湖北方言。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远古时代的屈原，他站在长江边上吟唱《九歌》的时候，也是这种语言吧？我不知道他们是回老家了，还是留在西宁居家隔离。不管在哪里，我在心里祈祷他们都好好的，能平安躲过这次灾难。

货场紧挨着火车站。走过这条满是物流公司的街巷，就到了火车站。车站也已停运，往日熙熙攘攘的车站广场此刻无比宁静。只有一排防疫车，和穿着白色隔离服的疫情防控人员。火车站是防控疫情的第一道关口，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此坚守。我在家里闲得无聊看鱼看花的时候，他们日日夜夜地守候在这里，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从源头上消灭了新冠病毒的传染途径。冬日的阳光淡淡的，把一点薄辉洒在他们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火车站后面裸露的群山静默肃立，仿佛无言的陪伴。

如今的火车站已今非昔比。經过多年的城市改造，西宁城越来越像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我突然想起，十年二十年以前的火车站，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会儿火车站后面还是三不管地界，除了铁路家属院，还有很多菜农的出租屋，有许多到青海来讨生活的外地人，就租住在这里。

这些人中有一个湖北人。不知道他是湖北什么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西宁的。当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已在全市出名了，他救了一个横穿铁道的小女孩。孩子得救了，他被卷到车轮底下，鲜血洒了长长的一路……

火车停了，人们惊呼，小女孩的父母赶过来，跪在他的遗体前痛哭。这是一个惨烈的舍己救人的故事，于是，大报小报的记者来了，各路媒体的记者也来了，人们感慨、赞叹、感念他的英雄事迹。我在电视上看到有记者到了他的出租屋里，出租屋很小很破，只有一张床和一些零散的生活用品。外出打工的人，自然不会有多么讲究的生活。我猜他是湖北哪个贫困地方的农民，听老乡说青海好挣钱，就抛下父母，告别妻儿，来到大西北，指望能赚钱养家糊口，改善生活。没想到，却是魂断他乡，怎不令人痛心唏嘘。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他，我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火车不是汽车，在铁轨上救人，完全是有去无回。作为一个路过的农民工，一个不相干的局外人，他可以不救。就像绝大多数的看客一样，惊叫一声，感叹一回，就可以回到他的出租屋里睡觉，没有人会指责他，他也不必承受良心的不安。只是，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挺身而出扑上去了，义无反顾。他不能看着一个像花朵一样的生命瞬间消失，他宁愿把自己弄得粉身碎骨。

热热闹闹的报道过后，趋于平静，人们很快就把他忘了。后来，我问当初报道过他的记者：那个湖北人的身后事怎么办了？记者说：还能怎么办，赔钱呗。把家属安顿好，该给的荣誉都给了，也就对得起他了。

只是，我们真的对得起他吗？我们谁还记得他的名字？谁还记得他在铁道上救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女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能给予他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记住他，记住一个湖北青年在高原古城为救小女孩而英勇牺牲的壮举，记住这位伟大的平民英雄。

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等这次疫情过去后，我就开始寻访这位平民英雄的相关情况，我要知道他是湖北哪里人？家里人是否还安好？有没有遭受疫情困扰？如果再有可能，我会给有关部门写提案，建议在火车站他牺牲的附近，给他立碑或塑像，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在高原古城捐躯的湖北人。进而又想：等这条街上的物流公司全部开张，我会一家一家地探访他们，询问他们在疫情中所受的影响，和他们的真实感受。

当然，做这些工作，首先是我自己能做下来。做下来的基础便是身体好。此时，我最要紧的是能硬撑到医院。牙疼不说，由于吃了太多的感冒药和抗生素，我的肚子也痛起来了，肠胃抽搐，说不出的难受。我弯腰驼背，把自己弓成一只大虾米，哼哼唧唧地往医院走。

医院倒是开门了，各科室也都正常营业。只是，没有医生。我坐在牙科的候诊室里，满怀希望地等待医生解除病痛时，一位挂着实习胸牌的小医生告诉我：你的病现在看不了，没有医生。我只能给你开点常规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保守治疗。我问医生呢，他说医生都上武汉去了，现有医生人手不够，只能这样了。

我拿了他开出的消炎药和止痛药，默默地走出了医院。非常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条船上，只有同舟共济、互相扶持，我们才能战胜这个叫新冠病毒的病魔。

小医生给我点了麻药，牙齿暂时不痛了，我打算去买点蔬菜、食品。附近有一家超市和一个菜场，超市的门开着，顾客进进出出很正常。就是不知道菜场还开不开了。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到超市，到菜市场碰碰运气。我家里别的食物都还齐备，就是青菜没有了，我想到菜市场买点绿叶菜。

我弓着腰慢慢往前走。冬日的阳光虽然很明亮，但一点儿也不暖和。阳光下还有看不见的冷风在飕飕吹着，穿透棉衣，冰凉刺骨。我带着双层口罩，倒不感觉到冷。要说起来，虽然我现在饱受疾病折磨，但我依然认为我是个好命的人。我总觉得有个仁慈的上苍在护佑着我。比如，大家都不戴口罩的时候，我一直都戴着。尤其夏天，出门必戴口罩帽子。不是说我有多么强的保健防疫意识，而是为了遮挡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使我本来黝黑的皮肤不致更黑。我经常买那种一次性的医用口罩，只要到药店，必定买三五包，存到家里慢慢用。所以，当街上所有的口罩全都卖完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慌张。我感觉我囤了很多口罩。可悲的是，当我拉开存放口罩的抽屉时，才发现所有的口罩都被我用完了，只剩了两个。我想起网上介绍的各种自制口罩的办法，想找一点毛巾自己做口罩。意外地，又翻出了以前发的劳保口罩，这种棉纱的口罩不好看，却很实用。我决定把这种口罩戴里面，一次性医用口罩戴外面，回来后用酒精消毒，还可以重复使用。这样，我的口罩就不用发愁了。

口罩问题不算啥，最主要的，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帮我渡过了难关。我是个生活很随意的人，过年不愿意像别人家那样，采购大包小包的年货，备办各种各样的吃食。我总觉得，现在生活这么方便，物流这么发达，市场上的年货和新鲜水果蔬菜琳琅满目，没必要年前买一堆囤积起来。大年初一超市还开门呢，可以随时买新鲜的。所以，往年过春节，我从不采购年货。今年本来也不想买，可是，腊月二十九这天，我坐不住了，我想到街上买一点儿好吃的，留着三十儿晚上看春晚。我来到了超市，结果，看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什么都往购物车里放。就连平时喜欢却又不敢买的干果饮料以及各种腌腊食品，也一下买了好多。心想：过年嘛，可以允许自己放纵一下，吃完这些就不吃了。又买了许多平时想不起来买的食品，比如各种晒干的海产品和蕨类植物，还有一些不会做也不敢吃的海鲜。心想不会做可以上网查，过年总得吃点新奇的食品。还买了许多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一边往小推车里放一边暗想，买了也是白买，过几天放坏了还得扔掉。

结果，初一早晨就封城了。所有的商铺都关了门，所有的小区都设了疫情防控点，再不让随便出门了。在家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知道了我想买不想买地买来的这些食品有多么重要。家中有粮心里不慌，我才可以安静地待在家里养鱼赏花。我一边慢慢享用这些美食，一边暗自感叹：这是哪位神仙姐姐在暗中指引啊？指引着我买了这么多平常根本就不可能买的食物。我只能默念感谢：上苍慈悲，普度众生。

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有了这股力量的加持，我才能如此好运。当然，這与我的修为也有关系，我不吃斋念佛，但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善良到别人伤害了我，我还替伤害我的人寻找开脱的理由。找到理由后，我不但立刻原谅人家，还要做自我反省。一定是我不够好，才让人家那么生气，那么不喜欢我。

菜市场正常开业。只是，增加了很多的防控人员。进门测体温，门口还有雾化消毒。我觉得这样很好，先不说有没有病毒，至少能给人从心理上带来安全感，认为这样做了，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入菜市场，和摊主接触。

我以为这个时期菜价会有大幅度的上升。涨价也可以理解，非常时期嘛，药店里的口罩酒精早已脱销，拿着钱也买不到了，市场里有菜很不容易了。没想到的是，这个菜场的菜价居然很便宜，和封闭前差不多是一样的价格，有的甚至还便宜一些。尤其水果，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有一家摊位的香蕉只卖三块钱一斤，我以为是破损了或长期存放捂坏了，在便宜处理。我凑上去仔细看了看，香蕉很正常，黄澄澄的色泽诱人，并无一点损坏，有许多人在抢着买。我也赶紧买了一些，我的一口烂牙疼得火烧火燎，这软糯的水果正适合此刻的我。我又买了土豆、豆腐和绿叶菜。还想买点别的菜，感觉已经沉甸甸地拎不动了。菜市场在一个远离街巷的宽阔地带，单独隔离起来的，出租车进不来。我打开手机试了试滴滴叫车，居然一下就叫到了。我问司机能不能把车开到市场门口，司机说可以。我又赶紧买了萝卜、茄子和西红柿。这些菜，足够我再支撑十天半个月不用下楼啦。用网上的段子说：咱到不了防控疫情第一线，咱宅在家里不添乱，也是为国家做贡献。

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帮我把菜拎到后备箱里，潇洒地一挥手：大妈，上车吧。他连阿姨都不叫了，直接叫大妈。也难怪，疾病折磨得我憔悴不堪，哪有心思打扮？我暗想：等疫情过去，我不管牙好没好，我都要到理发馆去修理一下头发，再不能这么蓬头垢面地混日子了。又想：叫大妈也是好事啊，我希望别人一直这么叫下去。叫着叫着，所有的人都来问我：老奶奶，您高寿啊？

街上没人，车也很少，街道宽了许多，我们的车像飞一样。司机放着音乐，一边开车一边摇头晃脑地唱歌。戴着口罩的嘴巴唱出含混不清的音调。

我把脸转向了车窗外，午后的阳光更加明丽，天蓝得让人忧伤，街边的树木不再是干冷的硬枝条，树冠已经泛出润润的绿色，春天就要来了，一切都那么美好。可是，你不知道干冽的空气中是否漂浮着那看不见的冠状病毒。这看不见的病魔多么可怕，它一直在和我们躲猫猫，需要我们耗费多大的力气才能战胜它。下车时，我对司机说：你听大妈的话，把防护做好，车也要消毒。

回到家里，我把菜整理好，又坐在窗户边喝茶看花。午后，晴朗的天起风了，早春二月，高原的风干冷、坚硬，呼啸着从街巷楼丛中穿过。寒风过处，树木被它们欺凌得东摇西晃，门窗被它们拍打得啪啪作响，街心花园的枯叶和尘土，被它们裹挟起来，脚不点地跟着它们飞奔。早春的寒风，像极了一群狼狈逃窜的土匪，在自己仓皇逃跑的时候，总要迫害一下无辜的乡民。只是，现在已经是河流萌动、万物复苏的季节，这冰冷的寒风还能肆虐多久呢？寒风过后，坚硬的土地会以更加快捷的速度消融，不久，就会冒出嫩嫩的青草芽，开出柔柔的小碎花。我突然想起，在我小时候，也就刚上小学一年级，我们也遭受了一场瘟疫。那一次是脑膜炎，据说这个病只在小孩子中间流传，发病快，死亡也快。因此，学校如临大敌，战战兢兢地保护着每一个孩子。我们那会儿小，还不懂得流行病的凶险和危害，只记得那个时候学校弥漫着一股中药味儿，昭示着我们正处在一个与疾病有关的时期。老师嘱咐我们每人带一只大碗或搪瓷缸子，早晨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的大碗或大缸子里舀上满满的中药汤子，让我们喝下去。

中药汤很不好喝，又苦又麻，喝下去后胃里一阵一阵地往上翻。好在那个年月孩子们没有那么娇气，苦虽苦吧，但都能听老师的话，一气儿把苦药汤子灌进肚子里。只是，我们中绝大多数孩子的早餐是一个或两个煮熟的洋芋，有的人家甚至连洋芋都没有，饿着肚子来上学。中药汤灌下去后，很多孩子吃不住勁儿，又哇哇地吐出来，捎带着把早晨吃进去的洋芋或杂面馍馍也吐出来。

往往这时候，老师们都很焦灼，她们跺着脚，连声抱怨，脸色涨红，脑门上全是汗珠子。她们赶紧安抚一边吐一边哭的孩子，把喷得到处都是的呕吐物清理干净。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留着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有一次，她擦抹小孩的呕吐物时辫子滑了下来，一下子掉到她淘洗抹布的脏水桶里。第二天，她就把辫子剪了，剪成了齐耳短发。这让我想起在这次疫情中奔赴武汉前线的女医生和女护士，她们大多也剪了短发，是为了穿防护服方便。那个年月没有防护服，老师为了学生把自己的头发剪了。就连小小年纪的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且悲壮的事情。

我们每天拿着大搪瓷缸子走进学校，排队喝那又苦又涩的中药汤子。为了避免再发生学生空口喝药汁后呕吐，学校还给我们准备了苞谷面发糕。盛放在大盆里，黄澄澄的特别诱人。老师在给我们打一缸子药水的同时，塞给我们一块发糕。于是，我们就着中药吃发糕，一口药汤一口馍馍。有了香甜的苞谷面发糕垫底，那中药汤子也不觉得怎么苦了。教室里一片响亮的喝汤声，场面颇为壮观。

比我们把中药汤汁当早餐还要壮观的，是教室里熬药的场景。有几间教室的桌椅板凳全腾出来了，支起大锅专门熬煮中草药。老师们大约半夜就从家里赶过来了，等我们上学时，大锅里的草药已煮得恰到好处，各班的老师和学生们抬着大铁桶领各自的药汁。负责分发的老师就挥舞着大勺子，把药汤舀进大铁桶里，一边大声地报着班级的名字。教室里蒸汽弥漫，人人脸上淌着油汗。

我们年纪小，就由老师负责领汤药。老师在给我们分汤药的同时，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到外面说脑膜炎的事，别人问了也不要说。听见谁家小孩得脑膜炎了，更不能说。我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说，老师说你们小，说不清楚，就怕有坏人造谣搞破坏。

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谁家的小孩得脑膜炎，我们学校的学生更是没有一个人得此病。大家天天喝中药汤，预防得那么好，怎么可能得呢？倒是那几间神秘的教室，那些熬煮中草药的大锅，以及那浓浓地弥漫在校园里的中草药味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疫情，我从老师们那如临大敌的神态、全力以赴的防护中，知道了瘟疫有多么的可怕。

那苦涩中带着悠悠甘甜的中草药味儿，在我们的校园里飘荡了足足一个多月，才渐渐远去。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看了电影《枯木逢春》，这是一部关于血吸虫病被消灭的片子。由此我相信，瘟疫固然很可怕，但人类总有战胜疫病的办法，这就是人类的精神和灵气所在。

那一次突发的脑膜炎疫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久远得几乎没有记忆，要不是这次武汉疫情，我可能再也想不起来了。人生要经历许多磨难和坎坷，而童年的磨难，早已沉淀在记忆的最底层了。只是，这一次的武汉疫情，我看见那个拿着全家福的合影追随父母而去的三岁女孩时，在灾难面前，老人和孩子，还有所有的弱势群体，遭受的伤痛或许更大。今天的湖北人，那些困在城里的人，还有流浪在外的人，他们此刻，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伤痛？我从手机上零星地看过一些，知道他们被封闭在自己的家里，很无奈，也很悲壮，他们为控制疫情不再蔓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疫情过后，他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我又想起了我遇到过的湖北人。其实，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湖北人，他们大多从事家居建材、房屋装修工作。尤其是做塑钢门窗的，几乎被湖北人包揽了。我家的窗台，还有一扇推拉门，就是请湖北人做的。我经济能力有限，不敢请装修公司，只能干一件活儿临时请一个装修工人。给暖气片上方的窗台安装台面时，我来到了建材市场，挑选好台面后，我请老板帮忙介绍一位师傅。老板随即叫了一个他的老乡，老乡当时就跟着我到家里量了尺寸。

之后，我就顾不上他了。家里的装修活儿好几件同时开工，贴瓷砖的，打橱柜的，敷设电线管道的，稍微有一处照管不到，装修工人就会偷工减料、敷衍了事。我常常一股一股地冒火，又强按着把火压下去，和装修工人好一阵歹一阵，吵完架又给人家施以小恩小惠，只求着他们能不坑我，凭着良心把活儿做下去。

做窗台的师傅在量尺寸的第二天就来了，他把裁好的人造大理石板自己扛上了六楼。不像别的师傅，材料拉到楼下，他们就吆喝我自己下去搬。我搬不动，只能出去请打零工的搬。打零工的通常都会狮子大开口，我又得磨半天，讲半天，生一肚子气，最后还得付高价。这位湖北口音的师傅没让我自己搬，我就准备着把搬运费再算给人家。只是，他一趟一趟吭哧吭哧地往楼上扛石板，并没有提搬运费的事。

所有的建材扛完，他已经满头大汗了。我让他歇一会儿，他头也不抬地说：歇什么？早干完早走，还有下一家等着呢。说完接上电线插板就切割起来，一阵烟雾喷涌而出，我赶紧逃离。

到中午时，别的装修工人都歇工了，只有他还在埋头苦干。切割出的边角碎料和石料粉尘铺了一地。他的头上、身上全都是粉尘面儿，像是刚从石灰窑里钻出来的一样，脸上更是抹得五花六道。我劝他别干了，洗洗脸吃中午饭去。他依然手脚不停，说干完了再吃。我说干完还早呢，先吃饭吧。掏出十块钱递给他。他不要，说讲好的价钱我怎么能额外再要呢？我说没事，这是吃饭的钱，算我请你的。没想到，他很生气，把十块钱扔在地上，说：该多少就多少，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说起来也许不相信，但这事儿是真的。我平常和装修工人斗智斗勇，但还是很体恤他们的，每逢中午加班，我都要请出去吃个干拌或炒面片，或者给他们十块钱自己去吃。那个时候十块钱吃饱肚子没问题，干活儿的人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时间久了，偶尔有一次不请，他们还不高兴，下午的活儿就干得敷衍又浪费。让他们节约材料，他们就说：没吃饭呢，哪有力气干活儿？没想到，这位做窗臺的湖北人这么有个性，我第一次遇到了如此坚持原则的人，我对他肃然起敬。我拾起十块钱，没再打扰他。

他做的窗台非常结实，多少年了，我放花盆放书本放腌酸菜的大石头，窗台依旧平展挺拔，没有一点儿裂纹伤痕。

如果说这个湖北人做的窗台堪称完美的话，那么，另一个湖北人做的门框就让我大为恼火。我记得他来量尺寸的时候心情不好，一边量一边打电话，在电话里不停地和人争论着什么。不过他对我倒是挺客气——我是主顾嘛，他不得不随和。他说他在青海做了很多年钢窗生意，从没做坏过一家，口碑非常好。然后，他就跟我要押金，数目比别人家高出许多。我相信他说的话，当场就把押金给了他。

没想到，他拉过来的塑钢门框尺寸小了很多。他拉了这边，那边对不齐;那边对齐了，这边又张了一条大缝子。他只好把门框放在中间，两边用旧报纸卷成卷儿往里填。

我火冒三丈，从他手里夺过螺丝刀，把那些报纸卷儿全部捅了下来，然后在倒下来的门框上踹了两脚：拉回去！不装了。他自知理亏，没有争辩，只说：都已经做成了。门也做了，钱都花了。我说：押金我不要了，你拉回去。他哭丧着脸：大姐，算我错了，拉回去我就赔惨了。我刚从湖北过来，一家大小等着我挣钱吃饭呢。你不是在青海干了很多年，口碑很好吗？我懒得拆穿他，只让他拉回去，推拉门我另外找人做。

和他一块儿送货过来的伙伴也帮他说话：大姐啊，你就抬抬手吧，大家都是靠力气吃饭的，不容易。你要是不让装门框，我们就赔死了。他也说：不会影响质量的，门框缝隙我们用玻璃胶打满，很结实的。大姐啊，工钱我们不要了，只要保本就行。

我长叹一声，只好同意他们继续安装门框。

我理所当然地扣下了他们的工钱。那位帮工没有说话，只有他还在请求：大姐，你多少给点呗，我们不容易。

我的火又上来了：你们不容易，我容易吗？我已经同意你们把坏的装上了，你们还不知足？工钱不给。这也是让你们花钱买个教训。任凭他怎么哀求，我就是不松口。

很多年过去了，房子早已住旧。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也想不起来这些湖北人。其实，他做的推拉门并没有怎样的不好用，这些年里为我遮风挡雨，从未掉过链子。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很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我扣下那几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宽厚待人，就是为自己积攒福报。只可惜，那会儿年轻气盛，我悟不透这个道理。

这次疫情，我也在自己所属组织里分别捐了款，尽一点绵薄之力。同时也为补偿当年那位湖北师傅的亏欠。

此刻，湖北早已草长莺飞、花红柳绿了，青海的春天也已经萌动。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武汉的浩瀚江水，是来自于青海的涓涓细流。那么，我们再把高原上纯净蔚蓝的天空送给你们。寒风吹走了尘土，便是晴空万里。

责任编辑  韦健玮